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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

Audrey T. Cheng, Katharine R.E. Sims, Yuanyuan Yi. 2023.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servation impacts of China's nature reserv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21:102848

设立自然保护区是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一个主要工具，但同时也备受争议。保护区是保护政策的关键工具，但在当地收入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地方，保护区政策的实施必须格外小心。虽然土地保护的正外部性在国家和国际一级都是巨大的，但对当地人民来说，机会成本可能很高。保护区与当地发展之间的关系既具有共生关系，又具有紧张关系。对保护区农业发展和自然资源开采的限制可能威胁农村生计。另一方面，保护区可以通过创造非采掘性的就业机会，如生态旅游，支持加强生态系统服务，增加可持续利用，或改善景观设施，从而支持经济发展。考虑到这些潜在的紧张和机遇，对保护区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对于了解可能的双赢和发展战略的条件至关重要。在文章中，利用1980 - 2010年的县级面板数据，对中国自然保护区的经济发展和环境影响进行了研究。评估了中国自然保护区如何影响当地家庭发展、就业和自然环境变化。

2.1中国自然保护区的设立及认定程序

截至2017年，中国有2740个自然保护区，占国土面积的18% 。2010年，46%的人口居住在至少1%受到保护的县，这表明人们大量暴露于这些自然保护区(参见附录图A1，其中说明了人口密度和自然保护区的位置)。本文的分析侧重于2010年之前建立的保护区，以便与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现有普查数据相匹配。自然保护区在空间上分布不均匀，总体上遵循城乡分布规律。中国的西部相对欠发达，更贫困，自然保护区覆盖了更大比例的土地，规模也更大。中国东部地区工业化程度较高，保护区规模更小，数量更多，更有可能由省级和市级管理。此外，保护区总体上倾向于位于海拔较高、温度较低、环境较干燥、植被生产力较低的地区。

2.2 自然保护区影响的潜在机制

目前关于中国自然保护区土地保护和生态旅游社会经济影响的文献指出了土地保护可能影响家庭发展和就业结果的几个具体机制。在潜在的消极方面，自然保护区可能会直接限制当地居民发展，或由于禁止采掘活动、农业用地或工业发展而限制创收；保护野生动物也可能导致人与自然的冲突，主要是通过增加野生动物对经济上有价值的作物的破坏。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自然保护区可以改善生态系统服务效益，例如改善水资源或木材和非木材林产品的可用性，国家帮助排除他人的非法资源开采，创造作为公园警卫或管理人员的直接就业机会，以及与生态旅游相关的潜在经济发展机会。增加家庭收入的生态旅游机会可能会导致更高水平的生态旅游、教育或者健康水平，这主要是因为个人家庭负担得起这些投资，或者是地方收入被用于改善学校质量或医疗设施的结果。

3.1数据来源及定义

为了分析自然保护区的影响，文章对人口普查、保护区、海拔、生态区域、土地利用、河流位置和主要城市位置等数据进行了定位和编制。这些数据集及其来源见表1。文章对社会经济影响的主要分析单位是区县，同时也基于保护区划分分析了土地覆盖变化结果。社会经济结果变量来自中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县级汇总(表1)。

一些自然保护区完全在县界内，而另一些则跨越几个县界。为了解释这一点，文章使用县作为主要观察单位，并构建每个县受保护的份额作为主要解释变量。1982年有2380个县，2010年有2873个县，考虑这些合并和分裂，使用一个系统的汇总到最小的县单位（具体解释见原文），这将产生一个包含2261个县单位的初始数据集。自然保护区数据(多边形和建立年份)来自世界保护区数据库(WDPA)。为了评估对家庭福祉的影响，文章使用人口普查数据创建了一个包含健康、教育和家庭资产变量的家庭发展指数(HDI)。

其次，使用每个时期人口普查数据中报告的就业人口总数百分比来衡量总就业，并使用所有年份的主要(“第一”)，次要(“第二”)和第三(“第三”)产业就业的措施来衡量就业类型的变化。使用县边界和保护区边界来计算一组地理协变量，这些协变量可能与自然保护区的选址以及开发或土地覆盖结果有关。这些数据包括海拔、生态区域、与主要河流的距离，以及与26个主要城市中最近的城市的距离，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为了评估土地覆盖变化对环境保护的影响，计算了两类单位的土地覆盖:以县为单位和以保护区为单位。文章使用1980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中国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库1公里的遥感栅格数据(表1)。数据分为聚落、森林、草地、农业和湿地区域。表2A-2D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3.2实证策略

（一）马氏距离匹配

文章构建了PSM-DID模型（基于马氏距离匹配）来实证检验自然保护区的设立所带来的影响，将自然保护区土地份额较高的县与土地份额较低但特征相似的县进行匹配。为了进行匹配，将“treated”县定义为到2010年获得的受保护土地份额大于中位数的县，将“Non-treated”县定义为获得的受保护土地份额低于中位数的县，具体匹配结果如下表所示。

（二）家庭发展与就业

首先，文章为了评估自然保护区对家庭发展构建了如下DID模型：

本小节的主要研究问题是自然保护区如何影响家庭的整体社会经济福祉，通过家庭发展指数(HDI，具体指标构建见原文)来衡量。研究发现，平均而言，自然保护区增加了家庭幸福感(表4，第一列)。单独考虑家庭发展指数的教育和健康组成部分，发现这两个组成部分的估计收益都是正的，特别是教育组成部分的估计收益在统计上显著(表4，第2列和第3列)。除此之外，文章还通过改变不同指标权重、调整马氏距离卡尺、更换匹配方式等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仍然是稳健的。

（三）土地覆盖变化

为了评估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影响，文章估计了对保护区内土地覆盖结果的影响，构建如下模型：

表7显示了以自然保护区(第1列至第5列)和县(第6列至第10列)为观测单位的土地覆盖结果回归结果。利用将成为自然保护区的地区内受保护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公式(2)，第1至5列)，可以最好地估计出保护对那些实际受到保护的地区可能产生的因果影响。在自然保护区层面中，没有发现统计上显著的证据表明保护区的指定影响了土地覆盖的变化。然而，结果的幅度表明，与充分保护相关的森林覆盖面积增加了17.0%，聚落覆盖面积减少了10.7%。以公园内森林覆盖率的平均值(47%)计算，这意味着与没有保护的反事实相比，保护区的森林覆盖率可能增加了约8.0个百分点。总之，这些估计表明，保护区的设立可能保持了其边界内的自然土地覆盖，但与控制组相比，没有明显的统计显著影响。无法发现统计上显著的影响，可能是因为在这一时期，整个土地覆盖的变化总体上很低。

如上所述，文章还评估了县内土地覆盖的变化，这些估计值反映了每个县内受保护和不受保护地区的土地覆盖变化。在县一级，四类估计系数再次没有发现估计系数统计上显著。但在受保护比例较高的县，农业用地利用总体增加具有统计学意义。除此之外，点估计表明，由于保护区的增加，湿地面积增加，森林覆盖面积小幅减少，草原和定居地面积适度减少。虽然这些结果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但它们确实表明了潜在的溢出影响。

3.3异质性分析

根据不同的管理水平、地点和类型，保护政策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为了更好地了解保护区的不同影响，进行如下异质性分析。在表8中，考虑了包括市场准入、经济基础和时间维度的异质性影响。

研究发现，对于那些离河流更近、离城市更近、海拔更低、人口密度更高、经济基础更好的县，保护区对家庭发展指数的积极影响更大(表8，第一列)。这些措施包括地理因素，由于河流在贸易和运输中的历史作用，这些因素可能与市场准入和游客相关。更好的经济基础也可能表明更高水平的资本或技能，可用于生态旅游业。这些模式与向第三产业就业转变所观察到的模式相似(表8，第5列)。文章发现，保护区与靠近城市、海拔较低、人口密度较高、家庭拥有较好资产基础的服务部门就业份额的较大增长相关。（篇幅受限，表7更多解释见原文）

除了社会经济影响的异质性外，文章还考虑了土地覆盖结果的异质性。在表9中，使用匹配的行政数据来检验行政管理水平水平、管理部门或保护目标对保护区内森林覆盖的影响。将保护区与该地区是否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是否被列为保护目标、管理部门是否为林业部、保护区类型是否为森林保护区进行交互，具体结果如下表9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