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潜在的移民来说，要想就是否移民以及移民目的地做出最佳决定，就必须掌握可能目的地潜在收入的准确信息。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农村居民严重低估了大城市的平均收入。其次，农村居民低估了同乡迁移到城市后的实际收入。

本文数据来源于：1、肯尼亚农村家庭调查数据；2、肯尼亚综合家庭预算调查（KIHBS）的地区代表性收入数据；3、对农村户主、农民工和来自这些家庭的其他工人以及这些农民工在原籍地的其他社会关系收集的调查数据。

证据一：农村居民严重低估了大城市的平均收入

为了测试农村居民是否对城市收入有准确的认识，作者从肯尼亚六个城市的农村家庭户主那里询问了他们对典型城市收入的看法。图1绘制了当地城镇Bungoma标准化的平均响应，该样本中的个人经常前往Bungoma购买或出售商品并寻找工作，因此他们对该城镇有充分的了解。除了这些回答之外，作者还绘制了KIHBS数据衡量的真实平均收入。Nairobi和Eldoret分别是肯尼亚的第一大和第六大城市，它们的预期平均收入与实际平均收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在统计上显著的差距，调整为实际价格后，这些差距仍然存在。

证据二：农村居民们低估了同乡迁移到城市后的实际收入

作者继续测试农村居民是否有其同乡迁移到城市后的准确信息。尽管图1中的差距表明农村缺乏对大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了解，但它们并不一定表明农村居民迁移决策中的信息摩擦。例如，如果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往往低于目的地的其他工人，那么农村居民的看法可能正确地接近他们自己的潜在收入，即使他们不符合全市平均水平。

鉴于大多数户主是移民的父母，为了简单起见，作者将继续称户主为“父母”。图2结果显示，城市移民的收入比其父母和朋友认为的要高得多。移民的父母严重低估了移民的收入，其报告的收入平均比移民自己报告的低48%（p < 0.001）。朋友和邻居也低估了移民的收入，平均低估32%（p = 0.12）。Panel A显示的结果表明，信息不对称是移民特有的。父母们不会低估在本村工作的家庭成员的收入，因为父母和其成年子女通常在同一个劳动力市场工作，对于生活在同一个家庭中的个人来说，隐瞒收入更加困难。

向农村居民提供有关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会影响他们的移民决定吗？作者进行了一项随机对照实验，在实验中，作者向肯尼亚农村地区的家庭提供了肯尼亚三个大中城市的信息。本文把这称为城市劳动力市场（ULM）实验。

（一）实验设计

ULM实验在肯尼亚的497个农村家庭中进行。首先由当地调查人员选择村庄，确保它们距离最近的城市邦戈马镇不超过两个小时的路程，而且它们足够大以满足在抽样家庭之间留出空间。在每个村庄内，调查员被告知系统地对住户进行抽样：每个调查员从主干道上的不同位置出发，对道路上的第一、第四、第七和第十户住户进行抽样。对家庭进行了筛选，以确保在调查时至少有一名年龄在18-35岁之间的成员住在那里。

确定调查对象之后，作者向实验组家庭提供了内罗毕、基苏木和埃尔多雷特三个城市的信息表。第一，每张表格都报告了该城市的平均个人收入。第二，受访者被告知在该城市工作的农村移民所报告的三种最常见的职业，以及农村移民在正规部门和总体上的就业率。第三，家庭被告知城市之间的食品价格差异。每个接受实验的家庭都收到了全部三张信息表，而每个对照组家庭都没有收到。分别在实验后6个月、1年和2年进行追访调查。

本文使用以下方程来衡量意向性分析（ITT）的ULM信息对信念、迁移决策和就业结果的影响：

其中mi是家庭i的结果，T为是否收到ULM信息（如果该家庭收到了ULM信息，则T为1），Xi是可能的预处理对照的向量。

（二）实验结果

表1报告了在提供ULM信息后立即测量的关于迁移信念的结果。在ULM信息实验之后，45%收到ULM信息的受访者表示，这些信息让他们感到惊讶。接受实验的家庭报告内罗毕为首选移民目的地的可能性高出9%，预计家庭移民在内罗毕工作每月可多挣25美元，并且有11%的人移民后从事信息表中提到的三种工作之一。不过对两个较小城市——基苏木和埃尔多雷特——的迁移信念没有显著的影响效果。

本文提出了一个有城市移民的农村家庭的迁移信念模型。
 

（一）移民的问题

考虑一个由城市移民和他的农村原籍家庭组成的家庭。每个时期，移民从分配F(y)中获得收入y，并向其原籍家庭报告获得的收入s。移民预计将其报告收入的一部分κ > 0汇给原籍家庭，原籍家庭有权强制执行这种转移。有两种类型的移民：诚实的移民报告s = y，而不诚实移民说明他们的报告对汇款的影响。设α= 1为诚实移民，α= 0为不诚实移民，移民的问题是：

也就是说，诚实移民报告s = y，不诚实移民报告s = y-κ/ϕ< y

（二）原籍家庭的信念

原籍家庭根据报告的s和对(3)的参数的了解，形成它对每个时期移民收入y的信念。如果原籍家庭从外部相信其移民是诚实的，则会相信他的收入报告，且如果移民不诚实，最终会使原籍家庭得出城市收入低的结论。相反，如果原籍家庭知道移民的类型α，就可以通过将报告s代入(4)来求解移民的收入，而不管它对F(y)的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误判。最有趣的情况发生在原籍家庭不能直接观察到α并且不能确定其值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移民的收入无法确定，因为任何报告s都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状态来合理化：一个诚实的移民收入y = s，或一个不诚实移民收入y = s + κ/ϕ。作者假设原籍家庭通过结合移民报告中包含的信息、对移民目标函数(3)的了解以及对移民类型α和城市平均收入μ的先验信念来推断移民的收入。

本文用一个简单的学习模型将其形式化，在这个模型中，原籍家庭通过对来自移民的时间序列报告进行贝叶斯推断，了解城市的平均收入μ及其移民的类型α。主要的结果是，原籍家庭对城市平均收入的信念可能趋向于谎言而不是事实。

ULM实验的结果表明，农村家庭缺乏关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为什么会这样呢？作者认为移民隐瞒收入是部分原因。这一假设与从父母—移民配对中收集的定性证据相一致。内罗毕移民报告说，他们的朋友和家人不知道他们挣多少钱，71%的人“强烈不同意”他们的收入数据是准确的。这些移民的父母对他们自己的信息质量评价更高，只有26%的人报告说，他们对其认识的内罗毕移民的收入“感觉很差”。此外，55%的内罗毕移民“非常同意”如果他们的原籍家庭知道他们的真实收入，对他们收入的需求会增加。

本节有两个主要结果。首先，农村的信念与移民的虚报是一致的：移民有更大动机少报收入的家庭，往往更低估移民的真实收入。第二个结果是，如果农村居民缺乏在城市的直接经验，移民隐藏的收入会降低农村居民对城市收入分配的信念。

（一）移民是否有策略地向农村亲属虚报收入？

作者考虑了移民虚报收入动机的三个指标，得出以下三个预测：

预测1：当移民的父母期望移民汇款更多时，移民将报告较低的收入。

预测2：如果报告较高收入能使家庭中更多的人进城务工并向农村家庭汇款，可以帮助移民分担汇款压力，此时，移民会报告更高的收入。

预测3：由于大多数汇款是寄给移民的直系亲属。因此，向农村居民少报收入的动机取决于此人与原籍家庭的关系：与原籍家庭关系密切的个人收到的报告收入会比没有关系的个人少。

表4中的第2列提供了与预测1一致的证据：父母期望移民汇款越多，移民报告的收入越少。与预测2一致，第3列显示，当移民不能通过吸引新移民来分担汇款压力时，原籍家庭收到的错误信息更多。与预测3一致，第4列显示，报告经常与移民原籍家庭交谈的农村居民对移民的收入有较低的预期，尽管在10%的水平上没有统计学意义。
 

（二）隐性收入是否扭曲了人们对城市收入的看法？

本节第（一）部分提供的证据支持了这样一个假设，即移民们有策略地向其农村亲属虚报收入。然而，如果农村居民有其他信息来源，这不一定会影响对移民收入的预期：例如，他们可以听新闻或询问收入共享网络之外的人。在这一部分中，作者测试了外来移民的隐性收入是否降低了他们对内罗毕潜在收入的预期。考虑到他们可能从事类似的职业，移民可能拥有对其家庭成员最相关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信息。作者利用一个信息实验来检验这个假设，这个实验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家庭高估了内罗毕移民从其收入中汇款的倾向。随机干预了人们对移民汇款倾向的看法，并测试这是否会改变人们对城市潜在收入的看法。本文称之为移民汇款实验（MR）。表5的结果表明，隐性收入影响农村对城市工资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