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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

Ju, J., Ma, H., Wang, Z., & Zhu, X. (2023). Trade wars and industrial policy competitions: Understanding the US-China economic conflict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原文链接：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304393223001277

01

引言

产业政策一直是中美贸易争端的重要关注点。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最重要的“先头行动”就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以批判中国产业政策为主要内容的《301报告》（Section 301），该报告将以“中国制造2025（MIC2025）”为代表的中国产业政策武断定性为进攻性的和扭曲性的，进而为贸易制裁提供所谓“合法性”。随后的拜登政府更是直接转向产业政策，通过包括“半导体科技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在内的产业政策，以应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对美国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挑战。

纵观从特朗普到拜登的执政逻辑演进过程，中美之间的经济争端正在从贸易战演化到产业政策竞争（我的理解：一个从“外部贸易争端”到“内部战略对抗”的过程），产业政策贯穿在美对华战略中。然而，最近的中美贸易战研究文献并没有将产业政策纳入分析框架，只是专注于讲述贸易的故事。

因此，很多问题亟待新的研究作出回答：（1）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是否靶向针对中国的产业政策，一如他们自己声称的那样？（2）用保护主义关税来对抗其他国家的产业补贴的理由是什么？（3）拜登政府为何从贸易战转向直接的产业政策竞争？（4）贸易战和产业政策竞争的社会福利后果如何？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鞠建东、同样来自清华大学（但是是经济管理学院）的马弘、上海财经大学（现：香港浸会大学）的王子以及香港大学的朱晓东合作的一篇2023年发表在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上的文章给出了对这一热点问题的出色回答。

四位资深学者的这篇文章仿照Caliendo and Parro (2015) 的框架，建立了一个设定部门外部规模经济的多国-多部门的贸易模型。进一步地使用OECD的跨国投入产出表，该文将这一模型对7个国家的44个产业部门进行校准，通过校准的模型该文揭示了关于中美贸易争端的一些关键性洞察，进一步地定量的结果理性化了：（1）中国对MIC2025产业的补贴（2）特朗普政府对高科技行业的关税（3）拜登政府最近对美国半导体行业的补贴。

该文的模型结果揭示，聚焦具有强烈规模经济的高科技行业的竞争，是中美争端的核心。此外，中美竞争的方式十分重要！产业政策竞争如果妥善使用，比贸易战更有效率。

该文与几支文献形成了呼应，并在他们基础上有贡献：（1）有关贸易政策+产业政策的定量研究：该文在中美贸易战的实际情境中，考察这一支文献关注的范围经济下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相互依赖的现实情形。（2）有关贸易政策的定量框架：引入规模经济的假设。（3）2018年以来有关中美贸易战的前沿研究：引入一直被忽略的产业政策。

02 

背景和驱动性特征事实

（一） 中国制造2025

中国政府于2015年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MIC 2025）”设立了前瞻性的科技产业发展目标，扶持对中国制造业的未来竞争力至关重要的先进制造业领域：下一代信息产业、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高科技船舶、先进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技术和农业机械等。

MIC 2025设定了明确的两个五年期目标（到2020/2025），锚定包括R&D支出占比、本国制造业的本土市场份额、对关键材料和原件的自主程度以及其他目标。包括金融可得性和财政激励补贴在内的一系列政策被用于实现这一目标。MIC 2025很快成为中国建设制造业强国这一国家战略的支柱，并被写入“十三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中，作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纲领。

（二） 2018年起的中美贸易战

在时任总统特朗普的授意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起了针对中国的所谓“301调查”。并于2018年3月发布了《301报告》。报告明确注明其对中国可能危害美国知识产权、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的“不合理的（unreasonble）”或者“歧视性的（discriminatory）”的法律、政策、实践以及行动进行了所谓“调查”。

《301报告》附上了一个加征关税的清单，第一版的清单附上了HS 8位码的1333种商品。之后六月修正的版本中保留了其中818种并从七月起对其加征25%关税，从2018年8月23号开始又对额外的284种商品也加征惩罚性进口关税。该文的研究将这一版的关税清单（2018年的7-8月）作为“第一波（wave 1）”进行考察。进而可以标识出第二波（2018年9月）、第三波（2019年5月）、第四波（2019年9月）和第五波（2019年12月）加征的关税。这个过程中，关税的规模不断加码，包含的行业也向外拓展（中美贸易战的全面展开）。Fig 1画出了每一波关税在各个行业上的累积（以及右图：中国的反制），可以看到第一波的目标行业数量最少。进一步的观察也证明wave 1就只是针对较少的MIC 2025核心行业 ：MIC 2025行业相关中国产品在wave 1时期的平均关税（HS 4位码）层面是12.07%，而非MIC 2025相关的仅为1.71%。

从数据揭示的特征事实来看，特朗普政府开启的对华贸易争端至少在初期wave 1的节点上完全契合其在301报告中声称的那样，是针对中国的MIC 2025 等产业政策的激进反应。2018的中美贸易战实质上是中美围绕与MIC  2025相强调的高科技产业的一次技术竞争。

（三） 从贸易战到产业政策竞争

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以及利用规模经济的产出，拜登政府开始转向产业政策，以巩固美国在先进制造业的地位。其中最著名的是2022年9月签署的“半导体和科学法案（The CHIPS and Science Act）”，该法案对美国半导体制造给予重大补贴。其余政策包括：The Executive Order on Advancing Biotechnology and Biomanufacturing,  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等等。正如经济学人杂志指出：有别于过往寄希望于其他国家减少关键产业的扶持，拜登政府正在关注如何建筑自己的补助体系。

03 

模型

文章考虑一个多国家-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并把使用Bartelme et al. (2021) 和Lashkaripour and Lugovskyy (2023)所刻画的部门规模经济特征引入到Caliendo and Parro (2015) 的一般均衡模型当中。

考虑世界由N个国家构成，一共存在J个部门。劳动力不能跨国流动，但可以在部门间移动，每个部门包含1单位的商品种类。

需求和摩擦：第i个国家的代表性消费者偏好由一个两层的效用函数组成，其对多个部门最终品的消费满足Cobb-Douglas假设，但对部门内部的消费种类满足CES假设。产品在国家之间的运输需要遵循冰山贸易成本。

技术：通过中间投入品成本的递减（希克斯中性生产率）刻画科技产业的外部规模经济。
 

均衡：满足四个条件（1）价格指数方程满足（2）部门劳动力分配均衡（3）劳动力市场出清（4）部门产品市场出清。
 

福利分解：政策变动（无论是产业政策还是关税政策）造成的福利影响可以被分为如下五部分：最终品消费、中间品消费、规模经济、直接价格效应和税收收入。最重要的是第三项，补助到政府通过产业/关税政策进行部门间配置调整的“规模经济”福利效应。

04 

校准

（一）数据

该文使用数据对模型进行校准（calibrate），使用“精确帽子”代数（”exact-hat” algebra）的方法（结构估计方法：只需要将均衡条件写成变化率的形式），福利分析需要如下参数：双边贸易份额、部门消费份额、部门附加值份额、部门支出、投入支出份额、进口关税、生产税收。还需要最为重要的两个参数：贸易弹性和规模弹性。

该文基于校准模型的量化分析考虑世界有6个主要经济体：美国、中国、日本、欧盟、巴西和印度。除6个主要经济体外的第7个部分即世界其他地方（Rest of world, ROW）。

借助OECD的国家间投入产出（ICIO）数据库，文章提取了国别间可比的几项数据，包括国家-部门生产、附加值、双边贸易流以及投入-产出关联等。ICI投入-产出表包括了22种可贸易的部门，以及22种不可贸易的部门。

该文从世界综合贸易系统（World Integrated Trade System）中获取了贸易战之前的最惠国关税（MFN tariffs）。并从美国贸易办公室（USTR）和中国商务部（MofCom）的声明中手工整理了贸易战期间的关税数据。

由于缺乏能够刻画中国对ICIO table涵盖的这44个行业部门实行的产业政策的综合数据库。文章使用两个来源去追溯中国的产业政策：（1）对于22个可贸易行业，文章先使用文本分析去对应四位数行业代码（HS 4），再将其与MIC 2025涉及的行业进行比对，以确定其是否是MIC 2025重点扶持的产业，最终找到七个产业：化学、制药、计算机、电子设备、机械、汽车以及其他交通工具；（2）从两个企业层面的数据库（CSMAR国泰安数据库和税调数据库NTS）获取了中国在2016-2018年可观测的制造业补贴。表1 清晰的列示了这些部门在贸易战前后的税率变化，可以看到MIC 2025的行业确实是争端的焦点。

进一步地，为了检验这一模型是否能够与中国产业结构的可见变化趋势吻合，文章从CSMAR数据库收集了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用于比较。

（二）两个弹性参数的校准

表1的最后两列报告了各个行业的两个弹性参数。本文的弹性参数校准主要仿照Lashkaripour and Lugovskyy(2023)的估计作为基准，文章将规模经济的弹性和MIC 2025对比，发现这些重点行业确实表现出更高的规模经济弹性（0.28）。该文将不可贸易部门的两个参数分别设定为10和0。文章还使用其余文献的做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05 

反事实结论

（一） 中国对高科技行业的补助

福利分析的框架首先考察了中国对MIC 2025行业7.96%补贴（负值税率）的反事实情形。分析和分解表明中国如果从2015年开始就对这7个部门实行7.96%的最优补贴，能够获得社会福利的上升，且这种福利几乎完全来自规模经济和高技术产品的产出。而除日本以外，其余所有国家的福利事实上都因为中国对高技术产业的扶持而得到增加（尽管美国出于竞争的考虑会宁愿不要这种“福气”），主要通过中间品价格降低的渠道，中间品价格的降低连带最终品销量的增加完全补偿了其余国家因为相对失去高科技行业比较优势的损失。

考虑部门间最优补贴的异质性，该文还解出了取决于规模经济弹性的实质最优补贴率，两个参数分别为4.04%和15.57%，各个行业的税率由这两个参数和各自的规模经济弹性表出：

进一步的该文考察了可见的工业补贴的情况，有以下发现：（1）数据可见的补贴率很低，是实践中真实补贴率的lower bound，政府会通过多种不可见的方式间接补贴；（2）可见补贴率（尽管大大低估）中能够看到中国给MIC 2025更多倾斜；（3）行业间比较，可见补贴的程度在规模经济程度更高的行业中也更高。

（二）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和产业政策竞争

该文对特朗普关税的第一波（wave 1）进行了反事实分析以及分解，分析表明在MIC 2025补贴的条件下（按照上面算出的-7.96%），特朗普关税wave 1大大损害了中国的福利（-0.263），而主要通过direct+tax（直接价格效应以及税收收入）补偿了最终品和中间品引致的美国福利损失，使得美国的社会福利略有增加。而如果反事实中拿掉中国的MIC 2025补贴，美国对华贸易战wave 1对中国福利的损害以及对美国自身福利的增加都下降——换言之，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战”正是专门针对中国MIC 2025等产业政策的行为。

反事实框架中文章还考察了在有或者没有中国产业政策补贴的条件下，美国贸易战对其他国家的影响。结果显示：如果存在MIC 2025的-7.96%负向税率，美国的关税会对所有其他国家的福利造成损失，但如果没有MIC 2025则只对一部分国家造成负向影响，对其他则是正面影响。

进一步地，文章列示从wave 1一直到wave 5的福利影响，均在MIC 2025和No MIC 2025的条件下考察，揭示产业政策和贸易战的交互作用。结果显示，在两种情境下，中国均受损，而美国均只在wave 1受益，当关税加到wave 5的烈度时，美国也均显著受损。而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尤其在产业政策+关税时，福利全面受损。

文章进一步求解了中美之间互相加征关税的纳什均衡税率，并计算均衡税率与现实税率的差别以及福利特征。可以看到美国的wave 5已经超过了均衡税率，而中国的实际税率还小于这个税率。在这个纳什均衡税率下，中国的福利会受到很大损失。而如果没有产业政策MIC 2025的存在，均衡的双边税率会更高——也会引致更高的福利损失。

最后，如果允许美国也采取产业政策补贴，求解混合两种决策的纳什均衡。结果显示，如果美国能够使用产业政策补贴，则美国的贸易战对中国的福利负面影响更小，自身的福利增加也更多——拜登政府的转向有其背后的执政逻辑。

（三） 全球协作的作用

最后考察一个全球协作的反事实情形。如果从2015年开始，所有国家成为一个社会计划者(social planner)，对每个国家的高科技产业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内部一致的补贴，而不出现关税战的情况。福利分析显示，所有国家均得到正向的福利，而高科技产业会向中国集聚（生产+64.68；规模经济福利+8.3）——中国的福利增加来自规模经济，其余国家的福利增加则主要来自最终品消费增加和中间品价格的降低。

06 

总结

这篇文章出色的工作简洁而流畅，极具时代关切。通过建立一个合理的贸易结构模型以及对模型的精细校准，该文在中美贸易战的情境下考察贸易战和产业政策竞争的关系，反事实分析的结果启示读者：（1）中国制造2025和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背后均是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正是针对高科技产业；（2）对于中美双方而言，从贸易的直接冲突转向产业政策的竞争是扭曲更少、福利水平更有利的未来路径。

文章将补助视为一次性总付的（lump sum），没有考虑产业政策实施以及资金供给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扭曲，且考虑的基准始终是依赖于规模经济特征的内生增长的稳态，并未考虑动态意义上（dynamic）的宏观架构，这些都有待之后研究的进一步跟进。

这篇文章揭示了产业政策竞争在中美争端中的实质重要性，并将其引入贸易的框架中进行细致的模型和社会福利考察，使读者对贸易战和产业政策这两个重要概念的内核都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四位学者面对时代的重大话题以及新话题所面对的研究阻碍显得举重若轻，其研究框架的搭建以及流畅的行文极见功力，值得人们学习。

Abstract 

We provide the first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s and interactions of the US-China trade wars and industrial policy competitions. We extend the model in Caliendo and Parro (2015) by incorporating sectoral ex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We find that (i) under our baseline calibration of scale economies, the “Made-in-China 2025” (“MIC 2025”) subsidies tend to improve the welfare of both China and the U.S.; (ii) the US gains from Trumpian tariffs if China does not retaliate, and the gain is larger if China had implemented the “MIC 2025” project; (iii) in a non-cooperative tariff game targeting on high-tech industries supported by the “MIC 2025”, both China and the U.S. impose high tariffs and endure welfare losses; and (iv) if it is feasible for the U.S. to subsidize its own high-tech industries, the U.S. would reduce its tariffs on high-tech imports from China and benefit from its own industrial subsidies. These results (i) provide a rationale for trade wars and industrial policy competi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nd (ii) suggest that industrial subsidies, if properly implemented, may generate less distortion than import tariffs as a means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推文作者：尚庆宇，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电子邮箱shangqingyu123@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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