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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Atalay, E., Hortaçsu, A., Runyun, M., Syverson, C., & Ulu, M. F. (2023). Micro-and Macroeconomic Impacts of a Place-Based Industrial Policy (No. w3129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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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2年，土耳其政府引入了一个新的投资和工资补贴制度。各省的补贴程度不同，行业的资格也不同，企业可以从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社会保障支付援助和私人贷款利率补贴中受益。在该制度的背景下，作者提出了三组问题。首先，这种补贴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直接受该计划影响的企业的经济活动？其次，通过生产网络，对直接受到影响的企业的供应商和客户的溢出效应有多大？溢出效应在多大程度上延伸到土耳其政府目标地区以外的客户和供应商？第三，补贴计划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是什么：新补贴在多大程度上出现了赤字？

基于已有文献研究溢出效应的范式（研究周围地区、其他产业受政策的影响），本文建立了理论模型，从移民与贸易流动角度研究了区域产业政策的溢出效应和长短期效应。

制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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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投资援助的决定》（第2012/3305号法律）于2012年6月19日颁布，是土耳其政府引入的一项投资和工资补贴制度。该计划有多个既定目标，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它试图“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目标。土耳其政府将该国划分为六个“补贴地区”，决定了对符合条件行业企业的补贴项目的慷慨程度。下图显示了六个地区的地图，其中地区1获得的支持最低，地区6获得的支持最高。其次，对于每个地区的省份，土耳其政府只指定某些行业有资格获得补贴。

虽然企业可能会获得多种类型的补贴，但在实践中，这些补贴是捆绑在一起的。理想情况下，本文会有一个针对这些指标的企业特定指数，完全表征企业对补贴的敞口。由于无法做到这一点，本文采用了投资税收抵免率——与企业投资相关的企业税抵免的百分点——作为衡量企业投入补贴程度的合适但不完美的指标。在敏感性分析中，本文考虑了其他指标——支持雇主强制性缴纳社会保障金的年限，或者企业是否有补贴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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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影响

本文的企业级数据集包括：（a）2006年至2019年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数据；（b）2012年至2019年补贴接受率数据；（c）2006年至2019年的企业间生产网络；以及（d）2012年至2019年的关联雇主-雇员数据。

3.1设定

使用以下实证方程检验直接效应：

其中，因变量是p省份n行业t年的经济活动的指标，自变量是p省份n行业t年的补贴水平。本文存在了三种识别挑战，首先，在引入补贴之前的几年里，最容易受到补贴计划影响的工业省对可能增长相对较快（或相对较慢）；第二，并不是每个有资格获得补贴的企业都实际申请了补贴；第三，因变量的指标不完美地反映行业-省份的补贴敞口（后两个挑战使用工具变量解决）。关于第一个挑战，本文探讨了预测趋势的问题，实证方程如下：

其中，自变量是2012年后可用的法定投资税收抵免率，是不随时间变化的。由此可以得到系数的“事件研究”图。

其中，在四张图中的三张图中，不能拒绝2006年至2010年间每年系数为0的零假设。并且在四张图中，在样本结束时（相对于2011年），有资格获得相对慷慨补贴的省份-行业的销售量和就业率明显更高。

3.2地区层面

在OLS回归中，使用两种衡量补贴的变量，可以发现补贴显著增加了行业-省份的收入。在IV回归中，系数更大，可能是因为相比于同样有资格得到补贴的行业-省份，实际接受补贴的行业-省份增长率较低。

3.3企业层面

可以看出，补贴对企业的收入、就业和TFP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4间接效应

在某种程度上，（i）企业自身的补贴状况与其供应商和客户的补贴相关，以及（ii）交易对手的补贴导致更高的TFP（从表8中OLS与IV回归结果的差异可以看出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偏差）。本文对企业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工资进行了额外的控制，因为一个特定行业-省份中的企业支付的平均工资率可能与获得补贴的企业份额有关，并可能影响单个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考虑企业f的中间投入支出中来自补贴企业的份额与等于企业f中间投入销售额中出售给补贴企业的份额，使用以下回归方程估计补贴的间接效应：

可以发现，拥有更多补贴客户的企业拥有更高的收入、就业和投资；而企业获得补贴的供应商份额与其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对活动指标很敏感，收入和衡量生产率产生正估计关系，投资产生负估计关系。

总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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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计划刺激了对目标地区的投资，国内贸易流动和移民也可能削弱该政策对地区间实际工资不平等的影响。有必要建立一个动态的一般均衡模型来量化这些对策的重要性。本文关注的是该制度对地区实际工资不平等的影响，校准Caliendo et al. (2019)的模型，这是一个具有跨区域贸易和移民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4.1模型设定

经济由中间产品生产商、家庭和收租者组成。Caliendo et al. (2019)表明可以在不知道模型外生变量水平的情况下求解反事实动态平衡（dynamic hat algebra）。指定经济的初始分配——根据向不同行业和地区提供的劳动力、移民和贸易份额以及每个行业和地区对的支出——以及外生变量的增长率差异就足够了。

家庭获得劳动收入，在t期决定怎样消费以及是否迁移，家庭层面的预期贴现效用为（均衡定义1：家庭选择消费以最大化周期效用，选择迁移以最大化寿命效用）：

通过家庭效用最大化，可以得到一个家庭从t期的区域-行业nj转移到t+1期的区域-行业ik的概率表达式：

中间品生产商的生产函数包括劳动力、住房（收租者提供）和材料投入：

在每个地区和行业内，最终产品生产商将中间产品组合在一起，生产出的最终品既可以消费也可以作为材料投入。

最终商品生产者的产量由以下生产函数给出：

给定Frechet分布的性质，区域i提供最低中间品价格的概率由下式给出（这也等于来源于区域n的中间投入采购的份额）：

单个中间投入生产者的成本最小化产生了区域n行业j中劳动力和住房需求的以下方程（均衡定义2）：

市场出清条件为总生产=对中间品、劳动力和住房的总需求（均衡定义3）：
 

在连续的时期内，迁移率和初始劳动力供应决定了下一时期的劳动力供应（均衡定义4）：

这些模型成分使人们能够探索补贴可能在不同地区或行业消散的不同渠道。首先，对特定地区企业的补贴将导致未补贴地区的移民，部分抵消补贴导致的劳动力需求增加带来的实际工资收益。其次，投入产出联系意味着冲击增加了直接受影响的行业-地区以及补贴企业上游或下游的行业区域的要素需求。第三，补贴推高了受影响地区的租金。如果建筑由位于该国其他地方的租房者所有，针对一个地区的补贴将增加该国其他地区的收入，从而增加消费、劳动力需求和实际工资。

4.2校准

本文认为改革将降低补贴企业支付的雇佣劳动力或租赁资本的单位成本。在模型中，这些较低的投入成本相当于补贴企业边际成本的降低，或者相当于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得到模型中补贴对人口、就业以及实际工资的影响。

本文发现2012年的政策对地区实际工资不平等的影响不大，尤其是从长远来看。其中，移民和贸易流动是这项政策产生如此温和影响的关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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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研究了土耳其的区域产业政策。这些新的补贴旨在促进投资活动，特别是在该国相对贫困的东南部地区。本文发现，投资税收抵免补贴率每提高5个百分点，企业的收入、就业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提高16.2%、8.7%和3.3%。然而，总体均衡分析显示补贴计划对地区不平等的影响不大。区域间溢出效应——移民、投入产出联系以及房东对其居住地区以外地区结构的所有权——限制了区域产业政策对目标地区的具体好处。

而且从短期和长期来看，效果可能不同。从短期来看，跨地区的移民相对较少。然而，从长远来看，对补贴力度更大地区的劳动力供应增加，抵消了补贴计划对地区间实际工资不平等的影响。

Abstract 

We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a set of place-based subsidies introduced in Turkey in 2012. Using firm-level balance-sheet data along with data on the domestic production network, we first assess the policy’s direct and indirect impacts. We find an increase in economic activity in industry-province pairs that were the focus of the subsidy program, and positive spillovers to the suppliers and customers of subsidized firms. With the aid of a dynamic multi-region, multi-industry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we then assess the program’s impacts. Based on the calibrated model we find that, in the long run, the subsidy program is modestly successful in reducing inequality between the relatively under-developed and more prosperous portions of the country. These modest longer-term effects are due to the ability of households to migrate in response to the subsidy program and to input-output linkages that traverse subsidy regions within Tur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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