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Haste Makes Waste? Quantity-Based Subsidies under Heterogenous Innovations

Authors: Linyi Cao, Helu Jiang, Guangwei Li, Lijun Zhu

作者：曹林谊，蒋荷露，郦光伟，朱礼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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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

政府补贴被广泛运用于刺激创新。本文研究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创新补贴的影响。由于担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政府自2000年代中期启动了一系列创新激励计划，以确保国家成功过渡到以创新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央与地方政府将创新数量——特别是专利数量——作为一个重要的补贴指标。在大规模的创新补贴刺激下，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由1990年的稍高于1万项，占世界总数1.02％，增加到2020年的约150万项，占世界总数45.69％。专利数量的激增引发了对其质量下降的担忧。

为了从微观角度出发研究专利数量补贴的宏观影响，我们收集了1998至2013年的创新企业面板数据，并使用前向引用的信息将专利分类为突破性专利和渐进性专利。文章发现，突破性专利在总专利中占比自200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明显的的下降趋势，与该时点前呈现的稳定上升趋势形成鲜明对比。此外，渐进性专利相对于突破性专利的相对质量——以两类专利的平均前向引用数之比测度——在2000年代中期之前基本平稳、之后则出现明显下降。由此我们认为，当渐进性创新越来越多时，其平均质量在不断降低。

接着，我们在 Akcigit and Kerr (2018) 一文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熊彼特式创新增长模型，着重刻画了企业在突破式创新与渐进式创新之间的权衡取舍。模型将创新补贴的影响分解为数量和质量两个渠道。基于2011-2013年企业层面数据校准的模型参数，我们发现数量补贴导致的负向质量效应超过了正向数量效应，进而使得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下降0.19个百分点、整体福利下降3.31%。文章进一步评估了另一类补贴——人力资本补贴的效果，发现其引致的正向质量效应能够有效地实现社会福利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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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事实

图1显示了中国新申请发明专利总数（左图）和每位研发人员专利数（右图）的演变。在19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的专利申请总数远远小于美国。它占1990年全球专利申请总数的1.02％。2011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专利申请国。到2020年，这一份额增加到全球总数的45.69％。中国的研发人员人均专利数在1990年代初期从较低水平开始。两国在1990年代以相当的速度发展。美中差距在2000年代有所缩小，表明中国在那个十年取得了技术上的追赶。在过去的10-15年里，中国政府设定了数量目标并采取了各种创新政策补贴，中国研发人员的人均专利数增速远远快于美国。到2018年，中国研发人员的人均专利产量几乎是美国同行的两倍。

图1：中美的发明专利申请总数（左图）及每个科研人员发明专利申请量（右图）

专利数量的快速增长引起人们对中国创新者是否专注于创新成果数量而忽视质量的担忧。为了呈现中国专利的整体质量趋势，我们以三个数据源为基础构建了中国创新型企业面板数据：（1）工业企业年度调查（ASIE），覆盖1998年至2013年的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2008-2014年包含工业企业研发人员和支出信息的企业创新活动数据库；（3）Innography和Orbis专利数据库，提供从1985年开始的专利信息。我们着重考察申请并最终获得授权的专利，并限制为在样本期间至少有一项发明专利记录的国内企业。

如果一项中国专利被至少一项美国专利引用，且引用与被引专利间的申请年限差在5年以内，则我们将该中国专利认定为突破性专利，否则则标记为渐进性专利。图2显示了我们企业样本中专利质量的演变。左图呈现的是突破性专利的份额，从1998年到2007年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创新企业从低水平开始逐渐增加国际曝光和相关的学习过程——而在2008年之后开始下降。与2008年以前的上升趋势相比，2008年之后的下降更为显著。右图则展示了渐进性相对于突破性专利的相对质量，定义为前者与后者的平均前向引用数之比。这个比率在1998年至2007年之间相对稳定，但在2008年之后逐渐下降。随着渐进性专利数量的增加，它们的平均质量下降，表明渐进性创新存在拥挤效应。

图2：突破性专利占比（左图），渐进性与突破性专利相对质量

最后，我们收集了企业研究人员的技能构成。如果一家企业在2011-13年间至少发明了一项突破性专利，则为高类型（High-type）企业，否则标记为低类型（High-type）。将在企业研发人员中具有中级或高级职称的人员标记为高技能（high-skill）人员，并将一家企业的技能强度定义为其熟练人员与总研发人员的比例。在2011-2013年期间，高类型企业的技能强度为34.12％，而低类型企业为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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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定量分析与主要结论

我们基于Akcigit and Kerr (2018)构建了一个含有异质性企业的熊彼特式创新增长模型，企业可以进行突破性和渐进性两种创新，突破性创新显著影响质量/生产效率，渐进性创新在已有突破性创新基础上进行边际改进，随着渐进性创新次数的增加，其带来的边际质量提升逐渐减弱。在已有模型基础上，我们引入固定研究时间内生企业在两类创新间的选择，以刻画创新企业在面临数量补贴时在突破性和渐进性创新间的数量-质量权衡，并基于实证结果进一步假设，相对于渐进性，突破性创新是更为技能密集型的生产活动。此外，我们引入两类企业，一类可以进行两类创新，一类则只能进行渐进性创新，以更好的校准模型参数。

我们将模型参数校准到2011-13的企业微观数据。通过反事实地关停数量补贴，得出相应的专利数量和质量指标，表1展示了模型与数据中的专利数量与质量变化。模型中数量补贴使专利数量增长了10.14%，而数据中2008前后专利数量增长了34.57%，模型的解释力度为29.33%，类比的，我们可以计算模型在“突破性专利占比”与“渐进性与突破性专利相对质量比”上的解释力度，分别为56.03%和75.38%。

表1: 数据与模型中的专利数量与质量变化

基于理论模型，专利数量增加会增加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我们称之为数量效应，而专利质量——包含“突破性专利占比”与“渐进性与突破性专利相对质量比”两个维度——的下降则会降低生产效率增速。我们把和“突破性专利占比”改变相关的质量效应称为“质量-组成”效益，把和“渐进性与突破性专利相对质量比”相关的质量效应称为“质量-拥挤”效应。在定量分析中，我们发现，数量补贴带来的负向质量效应，尤其是“质量-拥挤”效应（-0.0026），超过了正向数量效应（0.17），使整体生产率增速下降了0.19个百分点。

表2: 数量补贴带来的增长率改变及分解

Abstract 

With quantity-based innovation targets and subsidy programs launched since the mid-2000s, China has seen a patent surge, accounting for 46\% of the world's total patent applications in 2020; however, the overall patent quality has been declining after 2008. This paper develops a Schumpeterian growth model featuring innovating firms' quantity-quality trade-off between radical and incremental innovations, and decomposes subsidies' aggregate impact into quantity and quality channels. We calibrate the model to Chinese firm-level data in the early 2010s. Our quantitativ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quality channel effects are negative and dominant, and quantity-based subsidies in that period reduce the TFP growth rate and welfare by 0.19 percentage points and 3.31%, respectively. We evaluate welfare gains under a constrained planner's problem, and propose skill subsidies which are quality-biased and effectively recover the optimal 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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