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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钢的琴》——曾经的工人们站在废弃的厂房前

原文信息：

Fang, H., Li, M., Wu, Z., &Zhang,Y.Reluctant Entrepreneurs: Evidence from China’s SOE Reform. NBER Working Paper No.31700,2023.

研究“谁成为了企业家”一直是经济学家为试图揭开创业者“面纱”而乐此不彼的研究话题。传统观点认为，那些能力水平很高的人会自发地倾向于从事创业活动来实现个人发展目标。但最新的研究结论与这一观点产生了不同。基于美国就业历史数据的研究发现表明，那些在高失业率时期毕业的大学生（选择创业是在就业市场不景气条件下的无奈之举），与自愿创业的人相比，更有可能为自己创办的公司争取到生存的机会。也有学者发现，就读于我国行政管理类学院的大学生中，高考成绩较高的更倾向于进入国有部门而非创办公司；而他们一旦选择创立公司，往往比高考成绩低的学生更成功。

这些有意思的研究结论关注到了一个新的创业者群体——“不情愿”的创业者，即出于某种必要条件和客观情形的限制无奈选择创业的人。为了探究我国“不情愿”的创业者在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发挥的作用，本文选择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企改革这一历史情境。这一选择立足于三个原因：首先，伴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体制改革的开幕，中国国企占中国经济比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幅下降后有所上升，因此研究国企与创业活动之间的关系对预测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参考价值；其次，相较于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凭借着更丰厚的经济资源和员工福利对员工失业后产生的影响更大，有助于识别出不情愿的创业者；最后，我国自1949年以来成立的所有国有企业注册数据均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管理维护，这一数据库的存在为本文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来源。

因此，在国企改革的历史背景下，本文将通过建立三部门职业选择模型，进一步研究这些因国企大规模裁员失业的员工转变为优秀企业家的机制。

1. 国有企业改革

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初期，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吸纳了大量城市劳动人口。国企工作岗位虽然给就业人口带来了稳定且优厚的待遇，但也因其缺少流动性和激励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政府逐渐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支持，众多国有企业陷入亏损。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随后，我国开始沿着“抓大放小”的政策思路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项改组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我国保留少数战略部门领域的大型国有企业，合并、私有化和关闭大多数其他中小型国有企业。伴随着国企改革轰轰烈烈的进行，国有企业迎来了大规模裁员的浪潮，大量劳动力面临失业。图1展示了1985年到2005年之间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就业人数，以及在国企就业的员工占比。由图可知，我国国有企业员工就业占比在1998年之前一直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1998年有一个大幅下降，随后几年里维持了这种下降趋势。

2. 企业家精神

由于我国早期实施计划经济体制，私营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被鼓励设立。没有良好的营商环境，企业家精神的发展更无从谈起。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些小型非正规企业开始涌现，中国第一批现代企业家诞生。而这一情况自1992年开始发生了更大的改善。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正式推行后，众多国有企业大规模裁员的同时，也涌现出一批新的私营公司和企业家。这个过程中，国企裁员让大批员工下岗，失业迫使这些走投无路的下岗员工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创业。如图3所示，20世纪90年代初期，新企业家的数量每年稳定在4000人左右，但此后出现了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国企员工数量在国企大规模裁员的背景下不断下降。

本文通过建立三部门职业选择模型来分析个人的创业能力如何影响其对职业的选择。这个三部门职业选择模型假定了个人对职业的选择分为三种，分别对应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当个人进入国有企业部门工作时，可以获得固定工资和额外福利；作者给出的个人效用公式如下所示：

其中，w_s表示固定工资水平，b_s表示国企员工获得的额外福利，k表示额外福利的权重或边际估计值（该参数具有个体性差异）。

第二种情况，个人进入私营企业除了可以获得固定工资w_p，还可以基于自己的能力获得相应的激励——奖金。因此，作者假设私营企业员工获得的奖金是一个与其创业能力θ正相关的函数bpθ。此时，该员工的个人效用公式为：

第三种情况，当个人成为一个企业家时，则需要承担风险找到项目，而寻找项目付出的努力成本与其能力大小负相关。作者假设，个体选择成为企业家时已经被赋予了一个初始项目；然而，该项目也可能面临失败，企业家需要付出努力寻找备选项目（这种努力也是一种成本，表示为C（e）= e²/2θ）。本文认为，替代项目风险更大，但预期收益更高，因此，只要有可能，企业家会优先选择风险更高的项目。

由此，企业家付出最大的努力寻找备选项目的公式如下：

其中，p_R表示初始项目的成功概率，V_R表示初始项目的回报；p_S表示备选项目的成功概率，V_S表示备选项目的回报；e表示企业家找到备选项目的概率；θ表示创业能力大小。

由上式得到，企业家的个人效用公式为：

图4更加清楚地展示了当个人能力水平θ位于不同区间时，所对应的职业选择效用。当时，个人选择成为国有企业员工；当时，个人选择成为企业家；当，个人选择成为私营企业员工。

以上模型建立尚未考虑到国企改革带来的冲击影响。接下来，作者在模型中引入国企改革冲击，并将时间轴划分成了三个时代，它们分别是：t=1时，国企改革前的时代（1985-1991年）；t=2时，国企就业前景恶化（1992-1997年）；t=3时，国有企业大规模裁员（1998-2005年）。在此基础上，作者分别分析了国企改革对三代员工职业选择的影响。

基于上述模型的建立，本文提出了如下假说：假设1，国企裁员前，国有企业部门员工的创业能力是最高的，其次是企业家部门和私营企业部门。假设2，国有企业裁员增加了企业家人数。假设3，国有企业裁员提高了各年龄段企业家的平均业绩。假设4，第一代企业家的平均业绩优于第二代企业家，第二代企业家与第三代企业家的平均业绩比较不确定。

本文主要使用了由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企业注册数据库、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行政企业所得税记录和中国统计年鉴。其中，企业注册数据库主要为本文提供了1993年至2005年期间成立的500多万家公司的相关注册信息、财务信息，也包含了企业家的基本人口统计信息；行政企业所得税记录则提供了企业层面的纳税记录以及其他用于税收相关计算的财务报表信息，被用来和企业注册数据库交叉检验企业绩效的相关表现；中国统计年鉴则提供了1990年至2005年各省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信息，被用来构建Bartik工具变量和控制变量。

表1给出了与企业注册和企业审查相关的描述性统计。该表分别给出了四个面板数据在1993年至2005年期间的相关信息：面板A数据表明，全国平均裁员强度为27%，其中西藏省最低为5%，黑龙江省最高为43%；面板B数据表明，平均每个省每年有大约12000家新公司和10000名新企业家；面板C数据表明，80%的企业和企业家是1997年以后进入市场的，97%的公司在第一年存活下来，其中51%的公司在10年后仍然留在市场上；最后，面板D给出了本文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的相关表现。

针对假说1的检验，本文补充使用了CHNS数据库来分析来自三个职业部门的员工在国企大规模裁员前的创业能力差异。因此，假说1的被解释变量是个体创业能力的高低；解释变量是员工所在职业部门（对照组是私营企业部门）。这里，“教育指数”和个人是否完成高中学业是衡量个体教育水平的两个指标。如表3所示，在控制了一系列个人特征和各省每年的固定效应之后，平均而言，国有企业员工和企业家，与私营企业雇员相比，受教育年限更长，更有可能完成高中学业。可见，如果将受教育水平作为创业能力的代理变量，国有企业员工的创业能力水平最高，其次是企业家和国有企业员工；假说1得到验证。

针对假说2、3、4的检验，本文通过采用DID来分析国有企业大规模裁员带来的失业冲击对企业家数量和其创立公司业绩的影响。为此，本文将关注两个地区层面的关键解释变量，分别是省级层面的新企业家数量和公司层面的企业业绩。

首先，作者建立了省级层面的回归模型来检验1998年国有企业缩小规模对新公司或新企业家数量的影响。

其中，p和t分别表示省和年份，Y_pt表示第t年p省的新公司注册数量或新企业家数量；After_t是一个虚拟变量，从1998年开始的年份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Layoff_p表示省p的裁员强度；γ_p和η_t分别为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

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地方省的裁员强度每增加10%，新设企业数量每年就会增加约7.5%，大约是2050家（见第（1-2）栏）；地方省的裁员强度每增加10%，新企业家数量平均每年增加6.4%，大约是1570名（第3-4栏）。加入Bartik工具变量后，结果仍然支持。可见，1998年国企改革开始后，相较于裁员强度较低的地区，裁员强度较高地区的新企业家和新公司数量明显增加；假设2得以验证。

本文以1998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时期的国有企业大规模裁员为切入点，研究了国有企业对创业质量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的大规模国有企业裁员显著提高了创业的数量和质量；由国有企业裁员引发的不情愿的企业家创办的公司表现优于其他时期的公司；1998年国有企业部门裁员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一代的创业表现最好，其次是1992年至1997年期间的企业家和1991年之前最初进入劳动力市场创业的企业家。

在解释上述回归结果的过程中，作者聚焦于企业家精神在国企改革后的蓬勃发展对创业的积极影响，并排除了其他替代机制（例如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大量的熟练劳动力、国有企业积累的社会资本以及更好的营商环境）。作者认为，国有部门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吸引力不仅阻碍了私营部门通过劳动力分配实现增长，更重要的是，阻碍了新生产性私营企业的创办，从而扼杀了经济活力。一旦这些高技能人员被迫退出国有企业，不情愿的他们就会转变为成功的企业家，促进随后的经济增长。

自2013年开始，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逐渐复苏；本文的研究结果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国有企业对企业家精神发展的影响，为预测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持续性提供历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