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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

Cao, Guangyu and Weng, Xi and Xu, Mingwei and Zhou, Li-An, Hybrid Contracts, Multitasking, and Incentive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s Air Pollution Controls (May 25, 2023).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4083512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4083512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中央政府对经济增长、民生保障、脱贫攻坚、环境保护等多方面都提出了要求与政策，需要地方政府这“一根针”来具体传达、组织和落实。若将中央-地方政府看作为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这种混合目标激励反映了经济学中经典的多任务代理问题（Garicano和Rayo，2016；Holmstrom 和 Milgrom，1991；Baker，1992）。

现实中，代理人收益与绩效指标成正比的线性激励合同并不是解决多任务代理问题的唯一方法；实际上我们观察到的混合合同往往是其中一项任务达到最低水平要求即可（强制性目标），同时另一项任务要求绩效越高越好（预期性目标）。例如，中央政府规定了一年内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的最低天数，若未完成该目标，地方官员将受到惩罚，但超额完成目标，官员也无额外奖励。在保证最低目标完成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越快，越有利于地方官员晋升。

在上述空气质量最低目标控制的过程中，存在两个外生的时间断点：一个时间断点是对于失败样本，在该日期后，尽管本年剩余每一天的空气质量均为优良，但都无法完成目标（“注定失败”）；另一个是对于成功样本，存在一个提前完成目标天数的时间断点（“提前完成”）。地方政府从年初起开始努力改善空气质量，直到目标完成状态转变为“注定失败”或 “提前实现”时，官员的激励会突然发生变化。

本文则借助这两个断点，使用断点回归（RDD）方法探究了地方政府如何在多任务背景下对存在最低标准的混合激励合同做出反应。研究发现，注定失败后，城市空气质量会显著改善；提前完成目标后，城市空气质量会显著恶化。对于地方经济发展压力较大的城市，失败后的改善会减弱，提前完成后的恶化会加剧。

本文结论贡献了以下三类文献：首先，本研究展示了具有最低标准的混合合同如何激励中国地方官员在空气污染治理和经济发展之间平衡，贡献了多任务代理问题中只关注线性激励合同的相关文献。其次，本文丰富了环境规制政治经济学的相关文献。最后，本文将地方官员的本地偏爱解释为内在动机，将政治激励解释为外在动机，贡献了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之间相互作用的经济学文献。

AQI 指数：AQI是由六种主要污染物浓度构建而成的综合指数，成为上级政府监管环境的主要指标。为方便后文实证结果的解释，本文将AQI标准化为 NAQI，即NAQI= 500−AQI，NAQI越大空气质量越好。AQI数据来自中国空气质量在线监测分析平台。

地级市空气质量优良的最低天数目标：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对应着AQI≤100。空气质量目标信息来自省级政府发布的公开文件，以及省政府办公厅或省生态环境厅等相关政府部门对信息公开申请的反馈。

气象条件：包括最高和最低温度、风速类别变量以及当天是否降雨或降雪，这些数据来自各地级市发布气象条件的公共网站。

市委书记信息：本文从媒体报道及百度等相关来源提取了市委书记的就职日期、任命时的年龄，并构建了地方官员自身职业关注程度的代理变量（Wang et al., 2020）、城市现任市委书记是否曾在同一市工作过的虚拟变量。

企业信息和二氧化硫排放：为了给地级市层面的实证结果提供微观基础，本文从省级人民政府网站，获取了使用连续排放监测系统（CEMS）的上市企业名单和“企业-日度”二氧化硫排放数据。为了便于对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我们进一步从天眼查获取了上市企业的所有制类型、就业规模和行业信息。

本文将上述来源的数据合并到“地级市-日度”面板中，并删除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省、西藏和河北省四个省级行政单位，最终获得了 2015 年至 2019 年期间24个省份 311个地级市的样本。研究期间，这些地州共有788名市委书记。

本文分两步实施 RDD 分析。首先，研究使用完整样本估计方程（1）。在该步骤中，无论该市当年是否存在空气质量优良的最低天数目标，都会进入回归（1）。

然后，我们将方程（1）获得的噪声较小的残差 NAQI_Rescyd 作为子样本 RDD 估计的结果变量，估计方程（2）：

下标c、y和 d 分别表示地级市 c、日期 d 和年份 y  。式 (1) 中,和分别代表城市固定效应和日历日期固定效应。包括一系列控制变量, 他们为最高和最低温度、是否降雨、是否降雪以及编码为的风速分类变量; 地级市和星期几的交互固定效应, 地级市和每月第几周的交互固定效应，地级市和月份交互固定效应，地级市和年份交互固定效应; 以及现任市委书记固定效应。

式 (2) 中, NAQI_Rescyd 表示从等式(1)获得的残差。是驱动变量, 负 (正) 值表示 “断点” 日期之前 (之后) 的相对天数。是完成状态的虚拟变量, 如果, 则取值为 1 , 否则取值为 0 。是驱动变量的多项式函数, 它与的交互允许结果变量在 “断点” 不同侧有不同的趋势。在基础回归中, 失败年份和实现年份子样本的带宽分别为35和15 , 并且的函数形式为具有均匀核的局部线性形式, 标准误聚类在地级市层面。

4.1 断点回归的结果以及图形证据

断点回归的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前三列、后三列分别为失败子样本和完成子样本。第(1)列和第(4)列中为第3节中基础回归的设定，使用局部线性回归、均匀核估计；第(2)列和第(5)列中为使用局部线性回归、三角核估计的结果；第(3)列和第(6)列中为使用二次多项式回归、均匀核的结果。表1中圆括号内为聚类在地级市的稳健标准误；方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差。表1的回归结果表明，在“断点”日期之后，注定失败城市的空气质量显著改善。而提前完成目标的城市，在“断点”日之后空气质量显著恶化。

表1 断点回归结果及稳健性分析

图1 断点回归的图形结果

4.2 地方官员追求经济绩效的压力

研究进一步探究了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压力如何影响他们对最低空气质量目标的反应。表2 Panel A是以“地级市c在q-1季度的季度增长率是否高于所在省所有地级市增长率的中位数”衡量经济增长压力，若高于中位数，则该市在q季度属于“GDP增长负担较低”；表2 Panel B以“地级市c在q-1季度的季度增长率是否高于全省增长率”衡量经济压力，若高于全省增长率，则经济增长压力较低。

表2中(1)-(2)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如果失败城市上个季度的经济增长表现不佳，那么注定失败后，地方官员出于增长压力改善空气质量的动力就会减弱。表2中(3)-(4)列的回归结果表明，若地方官员经济增长目标压力较大，那么在完成AQI目标后会立即将精力转向经济发展，空气质量将大幅恶化。

表2 地方官员追求经济绩效的压力效应

4.3 企业层面的证据

那么城市空气质量在“断点日”能够实现快速变化的微观基础是什么呢？现实中，地方政府有权可以通过关闭工厂、禁止低油耗车辆或关闭建筑工地等应急响应方案来影响当地的空气污染水平。为进一步探究空气质量目标完成情况如何转化为企业响应地方政府应急政策的污染排放行为，本文使用CEMS日度-企业层面的SO2排放数据，使用第3节的估计方程进行回归，并控制了公司固定效应。结果如表3所示，企业对SO2排放的反应与基础结果高度一致。

本研究还构建了一个模型来解释第4节的实证发现。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对该模型进行详细描述。此外，该模型还扩展分析了内在动机、政治激励和中央监管如何影响地方官员对不同目标达成状态的反应，主要结论的实证结论如下：

内在动机：地方官员可以从改善空气质量中获得内在价值，特别是对于那些具有地方偏爱的本地官员。如果官员对改善空气质量的内在价值足够大，那么他们就不会对“注定失败”或“提前完成”的状态敏感，因此空气质量也不会表现出不连续变化。本文将官员分为外地任命官员（outsiders）和本地官员（non-outsiders），如果c地市委书记从其他地市或省政府部门任命，我们将其定义为外地任命官员；如果市委书记是由本市晋升，则定义为本地官员。根据a la Persson and Zhuravskaya (2016)的研究，本地官员（local）有很强的本地关联（local ties）会导致促使这些官员偏离职业前景最优化的策略，更多投资于公共品，而非促增长的基建项目。本文也为这篇文章的结论提供了支持性证据，本文发现，相比本地官员，外地任命官员对目标实现状态的反应更加敏感或更具战略性。

政治激励：本文将57岁以下的官员、高职业关注度的官员定义为高政治激励官员，并将回归分析限制于没有本地偏爱的外地任命官员。研究发现，注定失败后的空气质量改善和提前完成后的空气质量恶化都会随着官员政治动机的强度而增加。

中央监管：本文将生态环境部发布的重点关注名单中的城市定义为“严格监管”城市，而未列入名单的城市划分为“宽松监管”城市。研究发现，在更严格的监管下，注定失败后空气质量的改善得到加强，而提前实现后空气质量的恶化减弱。进一步分样本回归发现，这一实证结果主要由外地任命官员驱动，因为他们从空气质量改善中获得的内在价值很少，因此对中央监督更加敏感。

本文使用改进的RDD方法，探讨了在区域经济发展越快越有利于地方官员晋升的激励下，中国地方官员如何战略性地应对最低空气质量标准。研究发现：（1）即使最低空气质量目标注定要失败，地方官员仍会继续努力环境保护；如果最低目标提前完成，地方官员会放松对环境保护的努力。（2）经济增长压力会削弱空气质量在注定失败后的改善，并加剧提前完成后的恶化。（3）对地方环境保护内在动机较低或政治激励较强的地方官员对强制性环境目标的完成情况会表现出更具战略性的反应（4）中央政府更严格的监管可以加强在注定失败后空气质量的改善，并减轻提前完成后空气质量的恶化。本文以中国的环境监管为案例研究，为混合合同如何在多任务环境下发挥作用提供了新的见解。

推文作者：静峥，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21级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硕士生；邮箱：jingzheng1013@163.com，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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