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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Barahona, Nano, Cristóbal Otero, and Sebastián Otero. "Equilibrium effects of food labeling policies." Econometrica 91.3 (2023): 839-868.

https://doi.org/10.3982/ECTA19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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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过去的五十年内，全球肥胖率增加了两倍，如今，全球约有40%的成年人存在肥胖或超重问题。为应对这一问题，许多国家都采用了食品标签制度，即在食品包装上的显著位置粘贴警告标签。自2016以来，已有超过25个国家实施全国范围内的强制性食品标签政策。

本文探讨了智利的一项食品法规，该法规要求糖分或热量超过一定阈值的产品标注警告标签。结果表明：由于认为无标签产品更加健康，消费者会从有标签的产品转向消费无标签的产品。在供给方面，本文发现阈值会导致大量产品改良和成分调整现象。在需求方面，本文发现食品标签会导致消费者总支出增加1.6%，而企业对此作出的反应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影响。本文还利用糖税政策研究了可能的替代政策，在最优食品标签阈值下，食品标签和糖税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相似，但是食品标签对穷人的益处相对更大。

背景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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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智利立法机构为改善国民营养选择，通过了《食品法》（第20606号法律），对食品制造商如何包装和宣传食品做出了新的规定。该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食品标签制度，它通过在视频的显著位置粘贴标签告知消费者哪些产品是不健康的。《食品法》旨在通过完善食品健康信息来缓解信息不完全，提高消费者的决策能力。

《食品法》规定了糖、卡路里、钠和饱和脂肪浓度的阈值，并强制要求供应商在其包装产品正面粘贴警告标签，标签上标注超过阈值的每一种营养成分。该政策分三个阶段实施，每个阶段设定的阈值都比上一个阶段严格。由于数据限制，这篇文章重点关注了第一阶段，该阶段于2016年6月实施，规定每100克产品的糖含量不得超过22.5克，热量不得超过350千卡。

另外，文章的关注对象局限于谷物早餐类食品。由于它是一个定义明确的品类，其标签变化很大，大约60%的谷物产品至少有一个标签。与此同时，消费者也倾向于对谷物早餐类食品的健康性持有不准确信念，这一特点有助于文章接下来的分析。

文章采用数据如下：

2.1 沃尔玛数据

为获取价格和数量，本文使用了沃尔玛-智利公司提供的扫描数据，包含2015年5月至2018年3月期间在智利任何一家沃尔玛商店发生的所有交易。每笔交易都包含价格、收入、产品名称、品牌名称和折扣等信息。同时，研究追踪了参加沃尔玛忠诚度计划的买家，并将他们与性别、年龄和家庭收入等个人特征联系起来。

2.2 营养信息

包装产品的营养数据存在两个来源：智利大学营养与食品技术研究所（INTA）收集的政策前数据，以及研究团队收集和数字化的政策后数据。这些数据共包括94种谷物产品的信息，占谷物总收入的94%。

2.3 消费者信念

为了解消费者在没有食品标签的情况下对所有谷物产品营养特性的看法，研究组于2019年8月在阿根廷使用Qualtrics进行了调查，调查对象共1500人。数据包含消费者对所有谷物产品的糖分和热量浓度的估计，他们对答案的信心程度，以及调查对象的个人基本信息。

平均而言，消费者对谷物中糖分含量的认知相对准确，实际糖含量与估值之间相关性为0.76。然而，受访者对谷物热量浓度的看法与实际情况的吻合度较低，实际热量浓度与估值之间的相关性仅为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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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性统计

为便于分析，本文将产品定义为具有相同产品名称和品牌UPC（通用产品代码）的组合。文章得出三个关键事实：（1）食品标签政策导致消费者从有标签食品转向无标签食品；（2）被认为健康但贴有标签的产品需求下降最大；（3）供应商可以改变价格和产品成分调整应对政策。

3.1. 均衡数量的变化

本文使用事件研究设计以量化政策对需求的影响。如Figure 1 (a)所示，在政策实施前期，两类产品无显著差异。政策实施后，贴标产品的销售量相对于无标产品平均下降了26.4%，且政策影响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这表明，政策使消费者减少购买有标签的产品，且影响持续存在。

如Figure 1 (b)所示，消费者认为高热量的食品（红色圆圈）在政策实施6个月后需求下降。相比之下，消费者认为相对健康但实际贴有标签的产品（蓝色方框）的需求量持续下降约40%。结果表明，警告标签对消费者误解较多的产品尤其有效。

3.2. 营养成分和价格的变化

本文研究了企业对食品标签政策的反应，比较了政策实施前后营养成分的分布情况。就热量而言：2016年，55种谷物产品热量高于阈值。2018年，其中13种产品的热量降至阈值以下，8种产品的热量集中在每100克350千卡的阈值。就含糖量而言：2016年，27种产品含糖量高于阈值。2018年，其中9种产品含糖量降至阈值以下，6种产品含糖量降至每100克谷物含糖20至22.5克之间。这表明，企业会对标签政策做出战略性回应，在阈值处集中，以避免产品贴上标签。

谷物早餐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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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构建并估算了食品供需模型以解释描述性事实，并回答与政策相关的问题。

结果表明，保持口味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愿意分别支付谷物平均价格的10%和7.6%，以将产品的糖分和热量浓度分别降低1个标准差（即每100克谷物12克糖和25千卡热量）。Figure 4展示了在保持口味不变的情况下，低社会经济地位（low-SES）和高社会经济地位（high-SES）消费者为将产品的糖分和热量浓度降低1个标准差而愿意支付的费用分布。文章发现消费者存在很大的异质性，尤其在对糖含量的偏好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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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分析

本文比较了实际数据与模型预测的每种产品的营养成分调整概率。Figure 5展示了模型预测的政策阈值外每种产品的成分调整概率，其中灰色表示出现成分调整且未获得标签的产品。彩色表示没有成分调整的产品。模型得出结论，成分接近阈值的产品更有可能出现成分调整。

食品标签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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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评估了食品标签政策对营养摄入和整体福利的影响。文章首先模拟了智利《食品法》在几种反事实条件下的实施情况，这些反事实条件可以区分不同的经济力量。在此之后，文章研究了最优政策设计，并将食品标签与作为替代政策工具的糖税进行了比较。

6.1. 食品标签的均衡效应

本文进行了四个反事实分析：

（0）没有实施任何政策

（1）纯需求效应：产品根据监管阈值获得标签且供应商不被允许做出反应的情况进行比较

（2）供给效应：除接受标签之外，允许供应商在保持营养成分不变的情况下优化选择价格。

（3）均衡模型：允许企业改变产品的营养成分。

Figure 6显示了反事实（0）和（1）、（2）、（3）之间消费者福利的平均变化，并将其分解为营养摄入量、消费金额和食品口味的变化。

6.2. 食品标签政策的设计

本文研究了食品标签政策的设计。文章假设政策的二元信号结构是给定的，在此基础上，文章研究了不同监管阈值下营养摄入量和消费者福利的变化。在没有供给效应的情况下，阈值的设定应使标签信息量最大化；考虑供给效应时，政策制定者可以选择不同的监管阈值，从而调控关键营养素含量。

本文重点分析了反事实（1）纯需求效应和（3）均衡模型，Figure 7(a) 显示了不同政策阈值下的消费者福利收益，其中反事实（3）均衡模型下的消费者福利比反事实（1）纯需求效应高出22%。

6.3. 食品标签与糖税

本文利用模型的丰富性比较了食品标签与糖税的有效性。文章采用了Allcott提出的糖税设计，即以糖量而非产品数量计算，从而达到鼓励消费者转向低糖产品、厂商降低糖含量的目的。模型假设消费者观察到的是产品的最终税后价格，而不能通过价格来推断关键营养素的浓度。

Figure 7(b)展示了不同税值下的消费者福利收益。最优糖税（即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税率）设定为每克糖0.3美分，与美国一些城市实施的糖税税值相差无几。与食品标签相比，糖税能够更多地减少23%的糖摄入量；然而，最优糖税下的消费者福利比食品标签最优阈值下的低33.5%，显然。消费者为此付出了更大的经济成本。在最优糖税水平下，消费者每年额外支出2.6美元的税款，相当于谷物总支出的7.5%。

本文还探究了政策在收入分配中的变化情况，其中有两个关键参数对两项政策至关重要：

1. 低社会经济地位比高社会经济地位消费者更倾向于/更不倾向于选择高糖分产品的程度。食品标签通过提供产品的健康信息来提高消费者的福利，税收则通过抬高高糖产品的价格纠正消费者的行为。如果低社会经济地位的消费者比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消费者更偏好高糖产品，那么他们将被征收更高额的税款，因此，糖税可使高社会经济地位消费者受益更多。

2. 低社会经济地位比高社会经济地位消费者更多/更少了解产品营养成分的程度。与糖税相比，食品标签可以更好地针对不了解情况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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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研究了食品标签政策对营养摄入和消费者福利的均衡影响，并得出三个主要结论：（1）食品标签政策导致消费者从有标签食品转向无标签食品；（2）被认为健康但贴有标签的产品需求下降最大；（3）供应商可以改变价格和产品成分调整应对政策。

同时，本文构建了食品和营养供需模型，并利用该模型计算了食品标签政策对营养摄入和消费者福利的影响。文章发现：（1）食品标签是提高饮食质量和消除肥胖的有效途径；（2）令食品标签更加有效的条件：消费者对产品健康性存在错误认识、消费者重视健康性、配方调整不大幅改变口味、监管阈值设定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有用的信息并鼓励产品重新配方。

然后，本文比较了食品标签和糖税。与糖税相比，食品标签：（1）在解决信息错误方面更为有效；（2）在解决其他市场缺陷（如财政外部性、缺乏自我控制或时间不一致性）方面效果较差；（3）比糖税更具累进性，尤其在穷人倾向于消费更多含糖产品或穷人对现有产品的营养成分知之甚少的情况下。

文章分析表明，食品标签是一种有意义的政策工具，能够改善居民膳食质量。尽管文章涵盖了食品标签的重要特征，但仍存在探索空间：（1）本文关注的是标签作为二元信号的政策设计，而新的研究表明，更细化的标签可以更有效地提高饮食质量；（2）食品标签能否激励企业针对更多知情消费者设计新的健康产品值得研究；（3）衡量健康和福利的长期结果对于评估食品标签的有效性至关重要。

Abstract 

We study a regulation in Chile that mandates warning labels on products whose sugar or caloric concentration exceeds certain thresholds. We show that consumers substitute from labeled to unlabeled products—a pattern mostly driven by products that consumers mistakenly believe to be healthy. On the supply side, we find substantial reformulation of products and bunching at the thresholds. We develop and estimate an equilibrium model of demand for food and firms’ pricing and nutritional choices. We find that food labels increase consumer welfare by 1.6% of total expenditure, and that these effects are enhanced by firms’ responses. We then use the model to study alternative policy designs. Under optimal policy thresholds, food labels and sugar taxes generate similar gains in consumer welfare, but food labels benefit the poor relatively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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