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
Chevalier, Arnaud, and Olivier Marie. “Economic Uncertainty, Parental Selection, and Children’s Educational Outcom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25, no. 2, 2017, pp. 393–430.
本推文首发于2017年4月24日
一、引言
Becker早在1960年代就提出生育率顺经济周期的假设，个体的生育决策与抚养质量从来不就不是独立于社会经济环境之外的，经济的波动以及人们对未来经济的预期会同时影响同代婴儿的规模以及构成结构。本文使用柏林墙倒塌这一基本没有预料到的自然实验，分析生于剧烈经济波动时期的儿童的未来教育表现。
柏林墙的倒塌为本文的研究主体提供了良好的控制组和处理组：作为一个毫无预兆的大规模的政治事件，柏林墙倒塌以及随后以西德为主要框架进行的统一给东德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不确定性，而柏林墙倒塌后9个月（考虑平均怀孕的时间）至1993年12月期间（经济形势基本趋于稳定的节点）出生于东德的儿童（Children of the Wall，CoW）在开始接受教育的时期基本上和西德儿童处于类似的社会经济环境，因而本文将CoW作为处理组，而同时期出生于西德的儿童作为控制组，使得作者可以充分利用DID估计策略来对本文的主题进行估计。除此之外，本文对出现这一现象可能的影响机制也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二、生育率急剧下降的解释
东德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生育率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滑坡（如图1a）所示），在一年间，生育率下降了40%，并且直到1993年，生育率下滑的趋势才见底，这也被称为“和平时期生育率下滑最严重的事件”。结合同时期结婚率可以得到1950-2008年东德和西德婚内和婚外生育率的差异（如图1b）所示），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生育率的巨大下降主要是指婚内生育率的下降。
a）历年每1000位妇女生育率
b）历年不同婚姻状态下两德生育率差异
图1 1950-2008东德和西德生育率和结婚率
柏林墙倒塌后生育率如此迅速的下降可能主要是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引起的：生育控制政策、内部迁移以及经济不确定性。
首先，东德的生育政策一向比较宽松，并且关于堕胎法案一直到1995年之前都没有修改，数据显示这一时期东德堕胎从72774人次下降至26207人次。因而可以肯定的说这一时期生育率的下降与东德的生育控制政策基本无关。
第二，柏林墙倒塌后，大量的东德人口（约5%）涌入西德，并且大部分是年轻人和女性，Eberstadt（1994）估计东德出生儿童总数下降的10%是由于迁移引起的。但是从前文可以看到，本文关注的生育率，即每1000名女性生育孩子的个数，采用相对值大大降低了迁移的影响。同时为了使结论更可靠，本文利用数据库中所有个体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前）的户籍所在地进行分析所得的结果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差异，因而内部迁移也不是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
第三，经济不确定性是东德生育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在两德统一之前，社会主义的东德在半个世纪内就业、工资和女性就业都非常稳定，由政府提供儿童照护、健康和教育服务也使得养育孩子的成本非常低。在柏林墙倒塌后，东德居民在这些项目上的福利政策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实际上到1994年底，东德三分之一的工作被取消并且其中65%的失业人员为女性。虽然在西德的经济援助下，东德经济迅速恢复，两边的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并没有显现巨大的差异。但是，1992年欧洲实施的人口政策调查（PPAS）使我们可以直观的观察到居民对经济不确定的感知对生育率的影响：回答“为什么不想要孩子”问题答案的前三名分别是经济环境的恶化、养育孩子的成本和对未来的担忧。东德地区对经济不确定的担忧在1991-1993年期间显著大于西德。说明生育率的下降与经济不确定存在重要的因果关系。
三、实证策略与结果
如上文所述，在确定了处理组和控制组后，作者采用下式来进行实证分析：
这是一个标准的DID分析框架， 相当于政策实施时间虚拟变量与地区虚拟变量的交叉项，是本文最主要的关注变量。
从客观的学习成绩和自我报告的教育成就来评价经济不确定对儿童教育成绩的影响。对于12岁的孩子而言，从表1可以看出，CoW的标准阅读得分和标准数学得分均比同时期出生的西德孩子显著低0.136和0.062，细分结构还可以发现CoW成绩成为最低10%的可能性比平均值高出许多。表2则汇报了儿童自我报告的与教育成绩相关的指标，结果现实，CoW留级的可能性增加了6.5%，与有效平均值相比，增加的程度为45%；同时CoW报告学习容易的概率低了40%；与同伴友好相处的概率也低了19%。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针对17对孩子的调查样本。
表1 学习成绩DID结果
表2 在我报告教育成就DID结果
可以看到出生于经济高度不确定的东德地区的儿童的教育表现确实远远低于西德，那么父母的行为是否是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作者从母亲的社会经济特征、儿童的家庭结构以及父母的家庭教育方式和质量进行探讨。
首先，这一时期，CoW的母亲相对于同时期西德儿童的母亲在教育程度上要少9个月、成为年轻母亲的概率要高出60%，并且就业率和完成高中教育的概率也较低。其次，1991-1993年出生的儿童与亲生父亲住在一起的可能性更低（13%），经历父母离婚和改变亲密伙伴关系的概率也更高。这些因素与孩子的教育成果都密切相关。最后，与儿童教育成就最直接相关的父母的抚养方式和教育投入。
如表3所述，CoW的父母在孩子入学前参加了更少的阅读活动，与孩子一起阅读的频率更少，并且他们的家里的阅读材料也更少。而基于孩子自己的回答，CoW的父母在对孩子的关心程度、解决学校问题和参加学校会议上也显著少于控制组的家长。而表3的最后一部分也显示，CoW家庭的收入水平虽然显著低于西德同时期出生的孩子，但是由于统一后德国政府实施了广泛的转移支付填补了收入差距的缺口，因而两类家庭的财富水平没有显示出显著的差别，家庭经济状况不能用来解释解释父母教育差异的主要原因，柏林墙倒塌后面临经济不确定性对父母在生育和教育投入等多方面带来的影响是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
随后，作者也采用了针对孩子的主观感受来度量父母的教育投入，以及采用多种方法来排除孕期冲击的影响，结果均证实上述结论是非常稳健的。
表3 父母教育投入与家庭收入水平对比
四、基本结论
本文采用柏林墙倒塌的自然实验证实了社会经济环境能够对一代人的规模和构成结构产生显著的影响，出生于这一过渡时期的东德的孩子在教育表现上要显著弱于同时期西德出生的孩子。父母个人的特征以及父母的教育投入是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我们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第一，由于孩子在教育上的差异在很早就表现出来，因而政府关于父母抚养教育方面的干预应当在儿童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并且要具有针对性。第二，我们也发现也有许多女性在经济时机不是很恰当的时候生育，并且这些女性往往在教育、就业等各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因而，针对孕前女性在子女教育投入和抚养技巧方面进行有效的指导和家庭访问项目是十分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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