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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
Erik Brynjolfsson, Wang Jin & Xiupeng Wan. 2023.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irm size, and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31065.
原文链接：
https://www.nber.org/papers/w3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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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企业生产率无疑是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为什么看似相似的公司会表现出巨大而持久的绩效差异？大量证据表明信息技术是一个潜在的差异化因素。然而，随着技术的扩散，同样的基础技术对经济体中绝大多数企业都是可用的。因此，绩效差异很可能取决于企业在特定的组织环境中采纳与应用信息技术的方式以及企业本身的某些特性。
许多文献从企业、产业和区域的层面讨论了信息技术与生产率的关系。然而早期的实证文献并未发现技术有助于生产率的提升。这一问题因由Solow提出，故被称之为索洛生产率悖论（“Solow Productivity Paradox”）。Brynjolfsson & Milgrom（2012）认为其中主要的驱动因素包括缺乏组织创新、互补性人力资本、业务流程再造和其他无形资产的积累等，而这些无形资产的投资和积累需要时间，因此早期的实证研究无法捕捉到IT的生产力提升效应。
此外，信息技术究竟是扩大了企业规模抑或是缩小了企业规模在学界亦存在争论。虽然信息技术（例如新兴的ChatGPT）会替代部分职员的工作，但是这种替代效应又会受到生产率冲击的逆向影响——通过技术革新引致的效率增强会在一些非技术领域增大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该问题在理论上是不确定的。
Brynjolfsson及其合作者在这篇working paper中基于美国的最新数据回应了该问题：当前，随着信息技术进一步扩散到经济中，企业逐渐积累了无形资产，信息技术生产力的提高可能会实现，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索洛悖论。另外，鉴于信息技术的高固定成本和规模经济的性质，大企业往往比中小企业受益更多，增长更快，因此有可能导致产业集中度越来越高。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在Brynjolfsson的早期研究中，他认为信息技术的使用降低了企业规模（感兴趣的读者可自行翻阅），而在这篇working paper中他实际上部分推翻了自己之前的观点，认为信息技术的使用有助于扩大企业的规模。这也提示我们，在分析数字技术赋能企业这一话题时，我们需要有 “异质性”、“阶段性”的观念，即分析不同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数字技术的赋能效果是否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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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信息技术（IT）的进步以及数字信息的存储、传输和分析成本的大幅下降使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巨大改变。由于企业和市场都可以被视为信息处理系统（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信息技术的快速传播和其成本的急剧下降可能会改变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
本文基于最新的美国微观企业数据，旨在通过经验研究的方法分析企业对信息技术的投资如何影响以就业、收入和市场份额来衡量的公司规模，并进一步探究信息技术与过去几十年美国产业集中度提高的关系。
典型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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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均就业规模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的商业动态统计（BDS）数据，自1978年以来，美国公司的平均就业规模总体上呈现上升态势（如图1所示）。
二、产业集中度
与早期的研究结果一致，在过去的四十年中，美国大多数部门的产业集中度都有所提高（如图3所示）。
三、IT投资总额
如图4所示，企业规模和产业集中度增长较高的部门（即批发、零售、服务以及金融和房地产）的IT资本投资增长也最为迅速。
2000年后，实际的IT投资总额迅速增长，在产业集中度增长较高的部门更为明显，这意味着两者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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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本文的核心数据来自于美国人口普查的一个独特的企业级数据集：2004-2013年的年度资本支出调查数据（ACES）及信息和通信技术调查数据（ICTS）。在ACES和ICTS中，与本文研究的核心变量信息技术相关的指标是IT设备支出和资本化软件购买。
作为对来自ACES和ICTS数据的补充，本文还采用了其他调查数据LBDRev（LBD Revenue-enhanced version）来获取关于企业就业、销售和企业结构相关方面的信息，包括机构数量、企业年龄和企业的核心行业定义等。
为了确保数据质量，本文剔除了IT资本支出变量值缺失的企业（在ACES/ICTS中）和雇员或销售额为零的企业（在LBD和LBDRev中）。这样，本文建立了2004年至2013年约5000家企业的面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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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
一、信息技术投资与企业规模
其中i为公司，j为行业，t为年份，t-1为前一年，X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在此方程中，我们所关注的核心系数为β1，它反映了行业j中的企业i在第t年的IT支出对企业规模的影响。
二、不同企业规模的信息技术赋能差异
其中，Q是不同企业规模的分位数指标向量。该方程中还包括分位数指标向量和IT投资变量的交互项。因此，此处本文关心的核心系数为βit,q反应了信息技术对特定规模企业组与基本规模企业组的赋能差异。
05
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1、2列的是用就业量衡量企业规模，3、4列是用劳动份额衡量企业规模。在第1列中，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IT强度每增加1%，企业在下一年的就业率就会增加0.056%。当进一步控制前一年的IT和非IT强度时，结果类似。
此外，作者还用销售额和市场占有率进行了类似回归，结果如下所示，基本结论依旧稳健。这表明较高的IT投资与企业规模的扩大、就业、销售以及在其核心产业中的相应市场份额的增加是正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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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性讨论
尽管上文提供了有建设意义的结果，即IT强度的增加与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市场占有率的增加有关，但这些结果仍然可能存在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例如企业规模可能也会影响对IT的需求。这意味着信息技术的采用和投资很可能是一个内生的选择，因此可能导致向上的偏差。因此，本文分别采用长差分模型和IV方法模型缓解本文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一、长差分模型（long-difference models）
作者发现，当信息技术涉及到更长的时期时，IT强度对就业的影响不再存在（这一点可以在表4的A组的三年到五年的差异模型中显示）。这些结果表明，IT强度的增加往往对企业的就业规模产生短期影响。
另一方面，表4的B组报告了以销售额为结果变量的差异模型的结果。在销售方面，结果与上文上面的结论基本一致。从一年到五年的差异模型的系数都是正的，而且是显著的，这表明企业IT强度的增加与企业销售额的增加有关，特别是在前三年。然而，IT强度对销售的影响似乎在长期内逐渐消失。
二、IV：久坐员工（sedentary worker）
为了进一步研究信息技术和企业规模之间的这种因果关系，本文使用行业层面的久坐员工（sedentary worker）的比例作为信息技术强度的工具，并在表5中列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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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分析
信息技术使企业能够将其运作过程编码化，便于在更多的生产单位和市场中重复其业务流程，从而导致企业规模扩大。本文进一步研究这一机制，并探究信息技术是否与其他感兴趣的结果变量有关，例如企业数量，并在表7中列出结果。这些结果表明，对信息技术的投资可能会通过其降低内部协调和业务流程重复成本的能力来扩大企业规模，使企业得以扩张。
在上文中，我们证明了信息技术为大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利益，这意味着信息技术的采用可能是产业集中度提高的因素之一。表8对以上结论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信息技术推动了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它进一步表明了一个发展趋势：随着企业的数字化程度提高，大量的劳动力将被信息技术所取代，而更大、更有生产力的企业将主导我们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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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基于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本文提供了企业层面的证据，表明信息技术强度的增加与企业规模扩大以及产业集中度提高有关。
此外，本文发现，相对于中小企业，信息技术为大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利益，因为它提高了大企业在不同机构、市场和行业中复制其业务的能力。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技术投资的大幅增长是近年来企业规模扩大、劳动份额下降、超级明星企业增长和市场集中度提高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作者：杨登宇，中国人民大学2020级企业经济学研究生
邮箱：rucyang2020@163.com
Abstract
Information flows, and thu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are central to the structure of firms and markets. Using data from the U.S. Census Bureau, we provide firm-level evidence that increases in IT intensity ar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s in firm size and concentration in both employment and sales. Results from instrumental variables and long-difference models suggest that the effect is likely causal. The effect of IT on size is more pronounced for sales than employment, which leads to a decline in the labor share, consistent with the “scale without mass” theory of digitization. Furthermore, we find that IT provides greater benefits to larger firms by increasing their capability to replicate their operations across establishments, markets, and industries. Our findings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suggesting that the substantial rise in IT investment is one of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for the increase in firm size, decline of labor share, the growth of superstar firms, and increased market concentration in recent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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