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

Xing J, Zou E, Yin Z, et al. “Quick Response” Economic Stimulus: The Effect of Small-Value Digital Coupons on Spending,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forthcoming. 

在过去的三年里，一场疫情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造成了巨大冲击。疫情之后，如何促进消费、发展内循环、恢复经济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在当下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发放消费券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经济刺激方法，这一方案也被许多地方政府采用，例如，从22年12月以来，全国已经有超过40地发放了各种形式的消费券，它们通常具有满减、电子、小额和针对特定行业的特点。然而，这些各地政府发放的消费券到底有没有起到促进消费的效果，其拉动消费的杠杆效应究竟有多大，仍然缺少严格的因果证据。

在近期一篇被AEJ: Macro接收的论文中，北京大学的邢剑炜教授、俄勒冈大学的Eric Zou教授等人基于浙江省绍兴市在2020年的消费券发放政策和居民消费的互联网大数据，分析了中国消费券发放的政策效果。这一研究对中国在后疫情时代的政策制定与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的政策背景是2020年疫情发生后，浙江省绍兴市推出的消费券计划。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绍兴市实施了严格的疫情控制措施，很快控制了疫情的蔓延，同时也导致了消费的大幅度下降。为了应对这一消费冲击，从2020年3月25日开始，绍兴市开始实施一个持续六周的消费券计划以刺激消费。

这一消费券计划主要依托于支付宝平台进行。从4月3日到5月8日，每周周五上午十点，支付宝用户都可以登录消费券平台领取“消费券包”，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每一轮的消费券数量不等，例如第一轮的消费券包，包括6类11张消费券（满90减30和满210减70的餐饮券、满60减20和满90减30的购物券等）。这些消费券都有一定的满减阈值，并且时间限制只有一周，它们将在下一周的周四晚上失效，每张消费券只能在一次支付中使用。这一次的消费券计划预算大约为2.4亿元，约占绍兴市2019年财政预算的0.37%，这些成本由绍兴市政府（20%）和绍兴下辖各区政府（80%）共同承担。

本文的研究设计基于消费券计划的“先到先得”特点进行。在每一轮的发放中，消费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因此“恰好领到”消费券（在消费券领完前5分钟登录）和“恰好没有领到”消费券（在消费券领完后5分钟登录）的两组消费者有着非常相似的特征，唯一的差别就在于是否领取到了优惠券，这为本文的研究设计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背景。

本文的数据来自于蚂蚁金服。在2020年消费券计划的六周里，共有157万支付宝用户参加了消费券计划，约占绍兴总人口的31%。本文所用的是消费者的微观交易数据，时间区间为2019年9月27日（星期五）到2020年9月24日（星期四）之间的52周内。对于每一笔交易，都记录了交易时间、交易额度、是否使用消费券（什么消费券）以及接受支付的商家信息。交易数据被汇总到消费者-周（每周五到下周四，与消费券计划一致）层面。

为了保证处理组（恰好获得消费券）和控制组（恰好未获得消费券）的相似性，本文将时间窗口限制在5分钟，这一部分的消费者人数为958,920人。本文进行的一些分析证明，这两组人在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和2019年消费水平等方面都高度相似（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原文分析）。

本文的主要实证模型如下，右侧主要包括截距项，是否参与消费券计划的dummy变量，以及个体固定效用和周层面的时间固定效应，被解释变量是消费者-周层面的支付宝消费额。

（1）消费券能否刺激消费？

当然可以！本文提供的证据无可置疑的表明，绍兴推行的这一消费券计划对于消费有着良好的刺激效果。如下表所示，无论是（1）（2）列的重复截面回归，还是第（3）列的面板回归，都得到了相似的结果：相比于控制组，处理组的消费券获得者们的周消费额增加了300元左右，考虑到大约73元的平均消费券补贴额，由消费券带来的消费刺激效果（每1元补贴带来的补贴外消费增加值）大约为3左右。

（2）消费的增加从哪里来？

本文的主要发现（1）非常符合我们的直觉认知，然而，更为重要的一个政策关注点是，消费券补贴带来的这部分消费增加，来自于哪里？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消费刺激计划主要是希望在特定的衰退期增加消费，而并不希望引起长期的刺激和通货膨胀等问题，因此能否控制消费刺激的时长，也是消费刺激政策中考虑的一环。

本文从三个角度分析了这一关键问题：1）跨平台替代：消费的增加是否有可能是领取到消费券的消费者将其它平台（现金支付/微信支付/信用卡支付等）的支付转移到支付宝上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上述的结果无疑会高估消费券的作用；2）补贴与无补贴消费的替代：消费者是否可能减少了那些无补贴的消费，而将这些钱转移到有补贴的消费上？如果这一替代成立，那么之前的结果也会被高估；3）跨期替代：消费的增加是否来源于未来消费向当期转移？如果是这样，那么说明这一消费刺激方案确实发挥着“逆周期”的调节作用。

为了验证上述三种替代作用，本文进行了大量分析。首先，本文将消费者在疫情前的消费额度、消费频率、支付宝注册时间等作为消费者对支付宝平台依赖度的衡量，并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不同依赖度的消费者之间，刺激作用是相似的；其次，本文从消费数据中分解出了无补贴的消费，结果显示，处理组的无补贴消费也有所增加。这些结果共同否定了前两种替代作用。

接下来，本文重点分析了第三种替代机制，即跨期替代作用。基于长达一年的数据，本文绘制了两组消费者整体的消费额度分布（下图左）和累积的刺激效应（下图右）。结果表明，虽然成功领取到消费券的消费者在短期确实增加了消费，但是在长期，他们的消费额度会减少。累计刺激效应在消费券计划结束时达到最大，之后逐渐下降，到四个月后已经到0。这一结果表明，消费券的刺激计划，主要是由于跨期替代作用所驱动的。

本文评估了中国独具特色的满减消费券政策对于消费的刺激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小额的满减消费券对于消费具有良好而低成本的刺激效果，每多提供1元的消费券补贴，消费者将额外增加3元左右的消费。这些增加的消费主要来自于跨期替代作用，获得消费券的消费者通过将未来的消费转移到当下来兑现消费券，从而实现消费的跨期替代。因此，中国实施的消费券计划，可以有效地通过实现跨期替代，从而在经济疲软期刺激经济。

此外，本文另一个关键发现是，在消费券的“满减”设计下，消费者会通过“消费升级”来满足消费券的最低消费要求。这一结果表明，“满减”型的消费券设计，可能存在潜在的不良分配效应，将政策效果更多导向了价格更高的大型商家，而中小商家很难从消费券计划中受益。本文的理论分析表明，如果能够放宽消费券的最低消费要求，可以在不影响消费者福利的情况下缓解分配问题。

总而言之，本文发现，基于数字支付平台的消费券计划可以成为经济衰退期时，政府政策工具箱中的一个全新工具。与传统的现金刺激计划相比，消费券计划具有针对特定部门、只具有短期的刺激作用、作用机制为跨期替代等独特的特点，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具有良好的政策效果。

推文作者简介：

胡志韧，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助理研究员，邮箱：huzhiren@cuhk.edu.cn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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