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

 

YI CHEN, ZIYING FAN, XIAOMIN GU, AND LI-AN ZHOU, Arrival of Young Talent: The Send-down Movement and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forthcoming.

 

01 写在前面

 

最近国内学者在经济学五大期刊上捷报频传，五大对经济学者意味着什么？根据heckman and moktan(2019,JEL)的一个研究，有一篇五大能够使你有20%的机会在美国排名前十的经济系拿到终身教职，而国内曾经有学者靠2篇五大拿下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所以发五大基本是全世界经济学者的终极梦想。其中今天本人要推送的这篇尤其可贵，因为四个作者全部是在大陆工作的华人学者，其中2个还是“土鳖”，这应该是本人所知道的第一篇没有海外工作背景的华人或者老外参与的AER，这在论文越来越难发的当下显得尤其不容易。

 

02 结论和贡献

 

作者们自2014年开始，花费数年时间，手工翻阅了3500多本县志，整理出知青的分布、教育、粮食产量等数据。利用文化大革命时期1600万城市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的自然实验，基于出生队列的DID方法（cohort DID），发现当初有更多城市知青下放县的农村儿童，在日后会接受更多的教育。由于该政策对欠发达地区的女性和小孩影响更大，他们得到了更大的收益，所以该政策除了起到提高农村居民整体教育水平的作用，还减少了社会不平等。异质性分析表明，下放知青与当地居民的教育水平差距越大，对当地居民教育的促进作用也越明显。一系列稳健性分析表明，该政策效果与当地地方政府改善教育的努力和同时期的其他事件（比如农村教育扩张、文化大革命和大饥荒）没有关系。

 

除了对农村儿童的教育产生积极影响外，知青的到来还影响了他们的三观，比如更相信教育的作用，会更多从事专业性的工作，晚婚少育。这种影响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而减弱，但是并没有完全消失，文章发现对之前经历过知青教育的农村儿童的下一代也产生了影响。本文为从人力资本积累角度理解中国农村过去40年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由于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要目的不是发展农村教育，却在实施过程中改善了农村教育，因此这是一种未预料（unintended）的效应。

 

由于文革相关研究资料的缺乏，本文是第一篇关于城市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这一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对当时农村居民各方面影响进行全方位研究的文献。重要的问题，前人少有研究，在加上我们后面会看到作者细致严谨的论证，这或许是该论文在投稿八个月就能顺利被AER接受的主要原因吧。

 

03 简要背景介绍

 

本文的主要读者80、90和00后，对这段历史可能不是很了解，因此有必要花点篇幅做一简单介绍。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毛主席在1955年12月宣布所有城市知识青年都有必要去农村这个广阔的社会大学去历练。到了1962年，为了解决“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城市粮食短缺问题，中央号召广大城市青年去农村生活，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前，下乡的知青规模都比较小，也是以自愿参加为主。1962-1966年下乡知青大概有129万，占1962-1977年下乡知青总数1770万的7.3%。如下图1所示，上山下乡第一个高峰期始于文革刚开始的1967-1969，这段时期下放了大约470万城市知青，也就是俗称的“老三届”。第二个高峰期开始于1974年，这是因为前一年国家召开了知青工作会议，会上再次强调了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性。随着1978年底云南等地的知青开始了大规模抗议，中央在1980年9月决定终止了这项运动。除了5%左右的知青因为与当地农民结婚，或者被安排从事非农工作而选择留在农村，剩下的知青最后都返回了城市。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城市知青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下表1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城市化率比重高的地方才会流出更多城市知青，所以当时人口最多的三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和天津流出了13.2%的知青，而这三个地方只占全国总人口的3.4%。流入地的影响因素则比较多，首先，距离是最重要影响因素，这决定了93%的城市知青都选择了本省内部临近的农村，而且尽量避免选择没有能力养活广大外来知青的最贫困县。此外，当地农村对劳动力的需求也起了很大作用，这可以解释内蒙古、黑龙江、云南和新疆四个地广人稀的边境省份，为什么吸收了跨省流动人口142万中的75万，这些也都说明了国家在最开始实施上山下乡运动时，并没有考虑到改善当地农村居民的教育情况，因此上山下乡运动对研究农村教育来说是个非常外生的自然实验。

 

知青下乡主要采取三种形式：农村插队、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前者是最主要的形式，大概有1280万人。虽然上山下乡最开始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广大农村接受农民的再教育，但是大部分知青并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反而是凭借其知识优势，一般都被分配到非农的技术性工作，而且起到了在城市和农村中的桥梁作用，将城市先进的技术知识带到广大农村，这也再次说明知识青年下乡改善了当地农村居民的教育，是这次运动的一个意外收获。

 

04 数据和识别策略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每个县接受知青人口比例，是用1968-1977年间每个县接受下乡知青总数除以1964年该县人口总数。其中知青人数来自于经过3500多份县志手工整理出来的2868个县的数据，这个工作量异常巨大，也是本文的基础数据。将县志数据与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匹配后，得到其中2521个县的完整统计，其中还删去了北京、上海和天津以及其他省市辖区这些主要的知青流出地，而集中于分析知青流入地。分母人口选1964年，那是文革开始前能获得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从县志中还获取了学校和老师数、粮食产量、教育支出等。由于县志上述信息记录的不是很全，导致部分数据缺失，因此作者在附录ABC中有大量篇幅来讨论了这个问题，其中使用了benford定律来检验县志数据是否存在记录操纵，尤其值得大家学习，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仔细研究下。

 

因变量教育和其他控制变量数据来自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1%抽样。之所以选择1990年人口普查，是因为文革期间受知青影响的小学生在1990年已经基本完成了终身教育，同时知青也早已回到了之前的城市而没有留在下放地被误归类为农民，再加上那时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还没有开始普及，出生地和教育地也基本是同一个地方。为了能保证本文识别的准确性，作者将1990年人口普查中出生地和户籍地不一致的样本给删去了，这样损失了9.3%和2%左右的城市和农村样本。作者还使用了1982、2000和2010三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及2010的CFPS数据进行了稳健性分析。在基准识别中，论文把人口出生年份限定在1946-1969年，其中1946-1955被认为是不受政策影响的控制组，而1956-1969则是受政策影响的处理组。大规模上山下乡开始于1968年，此时1955年之前出生的孩子基本都结束了小学教育，只有1956年之后出生的小孩才受影响（1968年是其小学最后一年）；作者在后文的稳健性检验中，还对这个政策分割点进行了检验。截至到1969年，那是因为上山下乡在1977年基本结束，1970年出生的小孩在知青离开时还没上小学。下表2给出了本文的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不难看出农村居民的平均教育年限在知青下乡后有了一定程度提高。

 

具体的政策效果影响依赖于如下的计量模型设定：

 

这是一个基于出生队列的DID，最早可以参考Duflo(2001,AER)。虽然是基于1990年一年横截面数据，但是由于该数据包含了出生地和出生年两个维度的信息，因此本文本质是个DID的识别策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种基于出生队列的DID，基本只适用于本文和Duflo(2001)研究小学教育影响的环境，因为小学教育是有明显受影响出生时间段的，在全世界都是6到12岁儿童。

 

上式因变量表示p省c县出生在g年的个人i的教育年限，SDYcp是处理程度变量，表示1968-1977年间每个县接受下乡知青人口总数与1964年该县人口总数之比，I是对应农村儿童出生年份的虚拟变量，所以二者交互项系数β1度量的是政策影响。此外还控制了个人特征变量X、县固定效应λc、省份和出生年份的联合固定效应ugp、以及知青下乡前每个县的平均教育水平和出生年份的交换固定效应Δc*ug。这些现在都是did的标准动作，把可能引起事后潜在趋势不平行的影响因素，通过各种与时间相关的交互固定效应给控制住。需要强调的是，现实中可能还是有部分超过12岁适学年龄的儿童，之前因为辍学现在又选择回来接受知青教育。同时还是可能有部分人在接受完小学教育后就迁移到一个新的地方，因此上述结果只是一个lower-bound估计。

 

05 估计结果

 

论文首先通过event study检验了平行趋势假设，图3给出了不同年份人口普查数据的估计结果，不仅考察了主回归所使用的1990年普查数据的平行趋势，还考察了1982和2000年普查数据的平行趋势，不同年份普查数据的结果高度一致，说明论文的结果是非常稳健的。值得注意的是，图中还有一条虚线，表示不同出生年份的人群的小学教育时间与知青下乡时间的重叠年份，重叠年份越长，受到的影响也越大，两者呈现明显的倒U型，且变动趋势完全吻合。此外也可以看出，这一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的1980年代。

 

表4分性别和知青下乡前各地的教育水平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知青下乡对女学生和之前教育水平比较低的地区的影响更明显，说明知青不仅提高了农村教育的平均水平，还缩小了农村内部教育水平的差距，这些结果对于教育年限还是教育程度都很稳健。

 

表5的机制分析表明，上山下乡增加了农村的教师数量，并且主要集中在民办教师，这是因为知青很容易成为民办教师。从表5还可以看出，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与知青没有直接关系，这说明不是政府的投入带来的农村教育改善。

 

随后作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排除了知青下乡提升农村教育的竞争性假说：粮食生产、地方政府改善教育努力、农村教育扩张计划、文化大革命、大饥荒和留在农村知青的机械效应，文章主要是通过加入上述指标的代理变量和出生时间虚拟变量交互，作为进一步的控制变量，发现原来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和显著性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从而排除了这些可能的混淆因素。

 

06 其他方面的深远影响

 

本文一直到这里的分析都跟Duflo(2001)很类似，但是不同于Duflo(2001)研究对象印尼各地扩建小学，通过学校数量影响儿童的小学毕业率，从而影响终身教育水平和收入；本文则是强调教师对教育的影响。而本文知青下乡除了教农村小孩读书写字以外，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所以接下来本文又用比较大的篇幅，利用CFPS2010研究了这项运动对人的三观形成这一深远影响。

 

如表7所示，知青下乡越多的县在1955-1968年间出生的农村儿童，长大后会更相信教育在个人成长中的作用。在表8中，论文还发现知青对农村教育的影响不仅停留在数量上，对教育质量的改善也是明显的，例如有更多农村孩子完成高中以上学历，选择从事高技术行业的职业；这种影响还持续到了下一代，例如更多选择晚婚少育，下一代的教育水平也更高。

 

07 一点体会

 

本文发现知青的到来改善了农村教育，并不能就此武断认为这是在肯定上山下乡运动。在论文的结尾，作者们特意写下这样的话：上山下乡运动对知青自身也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要想综合评价该运动的得失，需要采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框架，而这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只能留给以后的研究了。

 

最后，本人对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如此具有家国情怀的研究，向作者表示由衷的祝贺。剩下一点就是我的小私心，这辈子自己应该是发不出这样的论文了，仅以这个推送献给我的父母，以及他们那一代为共和国建设献出自己青春的1600万知青们。

 

Abstract

 

This paper estimates the effects of the send-down movemen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when about 16 million urban youth were mandated to resettle in the countryside—on rural education. Using a county-level dataset compiled from local gazetteers and population censuses, we show that greater exposure to the sentdown youth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rural children’s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This positive effect diminished after the urban youth left the countryside in the late 1970s but never disappeared. Rural children who interacted with the sent-down youths were also more likely to pursue more-skilled occupations, marry later, and have smaller families than those who did n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