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叶芸

 

原文信息：AlbertG.Z. Hu, Peng Zhang, Lijing Zhao. 2017. “China as number one? Evidence fromChina's most recent patenting surg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24:107-119.

 

01 研究背景

 

中国爆炸性的专利申请增长在2011年达到了一个里程碑，国家知识产权(SIPO)专利申请数量超过了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在某种程度上，专利经常被用作技术创新的指标，SIPO专利的激增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专利激增是否因为受到中国相应的技术进步的推动。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创新和非创新相关力量对中国专利激增的贡献。

 

专利激增的非创新相关力量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战略考虑和政策激励。现代公司战争不仅在产品市场上进行，也在法院进行，在法院中，有利于知识产权所有者一方的裁决可能对另一方造成重大损害。企业为了防范知识产权纠纷风险，有积极申请专利的倾向。而在中国政府在鼓励知识产权获取方面发挥了作用，各级政府出台了促进专利申请的激励措施。

 

文章的主要实证策略是将公司专利与公司研发联系起来。并使用有效专利和公司劳动生产率数量进行回归。隐含的假设是，专利作为创新的中间产出，应该与企业为生产新的、更好的技术而进行的努力相关。专利与研发之间的相关性以及专利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变得较弱表明，非创新相关动机获取专利可能在专利激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02 数据

 

NBS-SIPO公司级专利数据库。文章使用的NBS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包括2007年至2011年期间的所有中大型工业企业。使用SIPO专利数据和NBS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将公司创新和经济指标数据库相匹配。专利类型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此外，数据库还包括关于这三类专利“有效”的专利数量的信息。这些专利已经授予并且没有失效，因为这些公司支付了更新费用，以保持其法律效力。由于外观设计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与被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保护的不同和更基本的创新类型，因此文章的分析将集中讨论后两类专利。此外，专利和公司指标的匹配独特地使用了公司的法人代码，而不是公司名称，准确性更高。

 

本文使用的样本是大中型工业企业中制造业企业。在所有制造业大中型工业企业中，有19,546家企业在五年中每一年都出现在数据库中。这些公司构成了文章的平衡样本。

 

03 中国专利激增的特征事实

 

从2007年到2011年专利激增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许多以前没有专利或只是偶尔有专利的公司占专利增长的大部分。也就是说，专利广延边际增长是造成这一激增的主要原因。文章在工业和地理方面都观察到这一点。

 

一、广延边际还是集约效应

 

从图3可以看出，虽然进行研发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份额增加了，但与专利相比，增加幅度要小得多，这表明更多大中型工业企业没有研发活动。

在表4中计算和报告了每个公司的平均专利数量和每个公司在三个样本中的平均研发支出：平衡样本、发明专利子样本和实用新型子样本。对于完整的平衡样本，从2007年到2011年专利申请的增长远远超过了研发支出的增长。

 

文章将集约边际增长定义为系列创新者（每一年都有专利申请的企业）专利增长。利用表4中报告的数字计算表明，从2007年到2011年，21,892项发明专利数量的增加中，38%来自系列创新者。换句话说，广延边际促成了62%的发明专利增长。类似的计算表明，实用新型专利增长的三分之二是由广延边际增长造成的。

二、行业层面

 

技术机会和专利倾向因行业而异。图2和3中绘制了平衡样本的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申请的行业分布。在每个图中，比较了开始年份和结束年份的分布。

在传统上不是最积极寻求专利权的部门，专利的增长速度更快，这与先前的观察一致，即广延边际增长解释了专利激增的大部分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更容易获得战略性专利的电信设备和计算机的专利增长速度被通常与战略收益专利无关的部门超过了。

 

三、地理层面

 

随着创新在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评价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专利已成为一项重要的绩效指标。在创新和专利申请滞后的地区，提高专利数量的愿望可能会更大。图4中发明专利申请的地理分布图。图4表明广东占主导地位，占2007年所有制造专利的一半以上。但广东的主导地位在2011年下降到36。除三个省——甘肃、青海和天津，在其他省份都在2007年至2011年期间份额增长。落后省份在专利申请方面的这种追赶，又一次体现了广延边际相对于集约边际的增长来说占主导地位。类似的结果也出现在实用新型专利中。

04 实证

 

一、策略和模型

 

文章确定专利激增是否由技术创新驱动的关键实证策略是将专利与研发和劳动力生产率联系起来。并且假设专利作为发明过程的中间输出，应该与研发支出相关。另一方面，如果专利是由于非创新相关激励措施的影响而获得的，它们就不太可能与旨在创造新技术的努力有关。同样，一旦新技术被创造出来，它预计将提高公司的经济绩效，文章使用劳动生产率来衡量的。文章假设，不断减弱的专利与研发/生产力之间的联系将表明非创新相关力量在企业获取专利的倾向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

 

估计模型如下：

假设i公司在t年生产的专利的平均值与该公司截至该年积累的知识存量成正比，近似地使用了使用该公司历史研发支出和永续存量模型构建的研发存量度量。允许专利的研发弹性随年份而变化，同时单独估计年份固定效应Dt。变量X的向量表示其他的控制，包括企业规模和企业层面的固定效应。对于专利，文章使用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申请作为两个单独的变量。使用条件固定效应泊松估计，并通过遵循Wooldridge（2002）的建议，计算公司层面的聚类标准误差，纠正标准误差估计的不一致性。

表5报告了两个单独平衡样本的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报告的统计数据是一个平衡的样本，由至少在五年中的一年中提交发明专利申请的公司所组成。文章使用条件固定效应泊松估计，以便从未提交任何发明专利申请的公司将不会被用于估计。所有货币变量都用中国官方的GDP平减指数进行了平减。

 

二、基准结果

列（1)和(2）中报告的结果来自条件固定效应泊松估计。研发的专利弹性：研发存量增加1%，将导致发明专利申请增加0.14%，实用新型申请增加0.093。这些与胡和杰斐逊（2009)报告的估计值不远）。

 

上述结果表明，近年来研发与专利之间的联系有所减弱，中国企业专利增加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无法解释。这些趋势在实用新型应用中尤为突出。结果表明，在发明专利应用中具有较大的公司规模优势，但在实用新型中没有；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这种优势边际减少。

 

技术机会和竞争环境的差异可能导致不同行业和公司所有权结构的专利率不同。作为检查结果稳健性的一种方法，对于列（3)和(4），通过分别为2-digit行业和所有权类别估计一组单独的年份固定效应来估计专利生产函数。与前两列报告的系数相比，对研发存量变量和销售变量系数的估计几乎没有变化。换句话说，在控制了研发、公司规模和公司固定效应后，没有观察到特定于所有权组和时间趋势的专利倾向势。

 

行业特定年份的固定效应估计重申了先前的观察，即专利激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那些没有积极申请专利的公司。此外，他们寻求专利权的意愿超出了技术创新。

 

对专利生产功能的基准估计表明，1)专利-研发联系在2007年至2011年间变得较弱，特别是对于实用新型和排除电信设备和计算机设备和计算机行业之外的公司样本方面；2)2010年和2011年，除六个行业外——通常具有更大专利倾向的所有行业，即制药、化纤、电气和电信设备和计算机，其他行业的专利倾向都急剧增加。

 

三、稳健性

 

早期的研究发现，同时期的研发与专利的关系比滞后的研发密切得多。文章使用同期研发来代替研发存量来估计专利生产函数。在估算专利生产函数时，还试验了其他替代的研发变量：研发存量滞后一年，研发支出滞后一年，研发存量采用关于研发支出折旧率和增长率的替代；使用专利授予而不是申请量。结果依然相似。

 

四、不同区域

 

在其“十二五”（2011-2015年)科技发展规划中，中国中央政府首次明确规定每万人3.3项发明专利(有效）的目标，在五年期结束前实现。文章样本的最后一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始年。因此，文章预计这一规划将影响公司在样本期结束时的专利申请倾向。如果推动最近专利激增的是中国企业对政府获取专利的政策激励做出反应，那么应该期望这种政策驱动的专利在开始专利相对较少的地区更加普遍。在这些地区，地方政府更有可能提供鼓励措施，促进专利的获取。

 

为了检验这一假设，将各省分成两组，使用2006年每万人有效的发明专利数量，即样本的开始年份之前的一年。那些拥有每10,000人（包括）中位数以上发明专利的省份被归类为“专利丰富区”，而那些专利数量低于中位数的省份被称为“专利稀少区”。分别估计了两组区域的专利生产函数，并报告了表9中的结果。

五、专利与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回归结果与通过估算专利生产函数得到的结果相似。在专利激增的几年里，研发-专利联系和专利-生产力联系都有所减弱。

 

05 结论

 

2011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申请专利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的专利优势是因为中国企业技术日益成熟，还是企业寻求专利的倾向？通过估计专利生产函数和将公司的有效专利与其劳动生产率以及专利和研发投入联系起来进行实证分析。文章的主要发现包括：（1)过去没有积极申请专利的公司申请专利的增长幅度很大，导致专利激增的近三分之二；(2）专利与研发之间的联系一直在减弱。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专利与技术创新之间的脱节。并讨论了这种脱节现象两个潜在的解释：战略考虑和政府政策激励，提出了有利于政府政策激励假说的证据。这些结果表明，非创新相关动机获取专利可能在专利激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Abstract

 

China overtook the U.S. in 2011 to become the country filing the largest number of patent applications. Has China's patenting ascendancy been propelled by Chinese firms' increasing 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or their much greater propensity to seek patents? Using a unique and never before used data set, where the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SIPO) patent records have been matched to their applicant firms by SIPO, we differentiate the two potential explanations by estimating a patent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by relating a firm's patents in force to its labor productivity. Our main findings are: 1) while the patenting surge has been an across-the-board phenomenon, most of the growth has come from the extensive margin of growth--firms that were not actively applying for patents in the past; 2)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atents and R&D and that between patents and labor productivity have become weaker, particularly for utility models and for the extensive margin of growth.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non-innovation related motives for acquiring patents may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tenting sur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