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王涛 曹晖 

 

推文链接：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3982/ECTA13761

 

推文信息：Oleg Itskhoki, Benjamin Moll, 2019, "Optimal Development Policies with Financial Frictions" Econometrica, 2019:87, 139-173

 

声明：推这篇文章，既不代表赞成其观点，也不代表反对其观点。我们认为，如果观点正确，能用漂亮的模型加以刻画，固然很好。如果观点错误乃至是谬论，能用漂亮的模型加以刻画，也体现其功力。

 

新兴国家政府是否可以通过干预产品和要素市场来加快经济发展？这是文章讨论的主要问题。先放出文章的主要结论，后面再详述作者的逻辑。主要结论如下：在转型的初始阶段，当企业家资本不足时，最优政策是亲商的，即把资源转移到企业家身上。一旦经济足够接近稳定状态，此时企业家资本充足，最优政策就会转为支持劳动者。因此，最优政策是阶段性的。就劳动力市场而言，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应增加劳动力供给，抑制均衡工资，但在发展后期应限制劳动力供给，这样做是最优选择。增加劳动力供给，抑制工资，可以增加企业家利润，加速财富积累。这又使得未来的融资约束减少，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

 

第2节阐述了经济的结构，并导出了自由放任下的均衡。具体来说，该节研究的是单部门小型开放经济。这是后面几节的基础，扩展都是由此展开的。该经济由两种代理人组成，一种是异质企业家的连续体，另一种是代表性工人的连续体。2.1部分描述了两种代理人的个人行为，2.2部分加总了企业家对资本和劳动力的需求，也得出了总体产出函数，在此基础上导出了一些均衡关系。2.3阐述了这一节的重要结论，由于金融摩擦，各代理人之间的资本边际产量并不平等，受限制的企业家获得的回报率高于工人的回报率。政策干预正是利用了这种收益率的差异。鉴于劳动者和企业家面临不同的收益率，由于金融摩擦的影响，收益率无法均衡，因此，通过劳动者向企业家的财富转移，再加上后期的反向转移，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虽然在自由分配的基础上，通过财富转移也有能力进行帕累托改进，但下一节中的政策工具构成了一个相比于财富转移更现实、更稳健的替代方案。于是引出了第3节。

 

第3节研究了给定政策工具集的最优拉姆齐干预。3.1和3.2从两种税收工具开始分析，一种是劳动所得税，一种是储蓄税，它们直接影响着家庭的决策空间。在3.3中，则推广到允许使用直接影响企业家决策的额外税收手段，包括信贷补贴。3.1在第2节的基础上，描述了存在税收的经济。3.2提出了规划模型，模型的目标函数是家庭福利最大化。3.2的文中图1、图2和图3清晰地将结果呈现出来。文中图1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企业家财富在起步阶段大大低于其稳定水平，也就是说，企业家在起步阶段资本严重不足。这种国家在初始转型阶段最优的做法是增加(补贴)劳动力供给，直到企业家财富达到足够高的水平。文中图2和图3则展示了一些关键变量的转变动态，并将其与第2节的自由放任的均衡状态进行对比。图2的左边描述了干预下的最优劳动税率，它在过渡的早期阶段为负值(即劳动力供应补贴)，然后在长期内变为正值。这反映在文中图3的a中就是劳动力供给先增加后减少。这进而使得企业家财富能够在初期快速积累，并在中期转化为更高的生产率和工资。所以总的结果就是干预要优于自由放任。3.2还谈到有多种方式可以实现干预，但这些方式都有共同的特征：即使企业支付的工资很低，也要让工人努力工作。换句话说，所有政策的共同特征都是它们的亲商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降低了企业的有效劳动力成本，允许它们扩大生产并产生更高的利润，以便在没有财富直接转移给企业家的情况下，促进财富的积累。为了验证上述结论的稳健性，3.3引入了间接影响企业家决策的额外税收手段。结论是，尽管可以使用这种更直接的政策工具来解决融资约束，但通过在转型初期压低工资并在长期内提高工资来扭曲工人的劳动力供应决定仍然是最理想的。3.4将分析扩展到世代交叠的工人，他们面临死亡的危险，被新一代取代。相对于第2节的代理人均是连续体，这是分析的进步之处。最后的结论仍然是稳健的，企业家初期的财富不足为阶段依赖性的干预政策提供了理由，即初期补贴劳动力，后期对其进行征税。

 

由于前面的模型为了易于处理，都做了较多的假定，而第4节则要放松这些假设，验证结论是否依然稳健。这是第4节的其中一个目标。另一个目标则是评估替代政策(不一定是最优政策)在数量上对新兴经济体福利和增长的重要性。4.1的定量模型也是第2节的扩展，并罗列了它的4点不同之处。模型的目标函数是工人和企业家的加权平均福利最大化。由于该节的两个目标为分析制造了难度，所以需要通过设定参数的方法得出结论，在4.2详细阐述了这一点。其中的一个重要参数就是θ，即帕累托权重。θ有三个取值，分别是0、0.5和1三个值。θ=0表示规划者完全代表工人行事；θ=1表示工人和企业家的权重是一样的；θ=0.5表示企业家的权重只有工人的一半。4.3分别分析了三种取值下的情况，并定量地展示了结果。在这三种情况下，分析都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即最优政策是阶段性的，转型初期的最优劳动税低于长期的最优劳动税。如θ=1时，初期劳动力补贴高达30%，但长期征收20%的劳动税。此外，最优政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补贴劳动力，政策的半衰期为13年，在补贴转化为税收之前有17年的时间。这一政策对GDP增长率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过渡的头10年里，GDP增长率从自由放任下的平均略高于5%提高到了6%。累积起来，在政策实施的第10年，GDP比自由放任的状态下高出近10%。文中还分析了另外两种情况，在这两种情况下，工人的权重高于企业家，但仍得出结论：即使规划者不太重视企业家的福祉，转型初期的亲商型劳动力市场政策也是最优的。为强调这一政策的重要性，文中还将其与一些政策进行对比。将其与工会选择的亲劳工政策对比，结果是，尽管这项政策的设计最大化了工人的当前效用，但它最终对工人是有害的，这再次强调了在转型初期亲商政策可能产生的有利影响，以及存在金融摩擦的经济体中亲劳工政策的潜在成本。另外为了强调政策的阶段依赖性多么重要，文中还对比了不随时间变化的税率政策。结论是，在转型初期补贴劳动力供给的能力，对于确保整个社会和工人的福利收益最大化至关重要，但前提是当经济充分发展时，这一政策会被逆转。最后还对比了最优信贷补贴政策，结果是最优信贷补贴轻微加速了经济增长，但与最优劳动税相比，工人的福利收益增加了一倍，整个经济的福利收益增加了三倍。综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亲商政策对增长尤其重要，即使从工人的角度看，这种政策也可以改善福利。

 

第5节将分析扩展到多部门环境，以便研究最优产业政策，并解决一些流行的政策问题，如促进比较优势部门，最优汇率政策和婴幼产业保护。得出的结论是，最优政策倾向于补贴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部门，在某些情况下，涉及到实际汇率贬值。

 

最后提一句，这篇文章的附录罗列了大量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其中包括我国，读起来还是有点意思的。

 

Abstract

 

Is there a role for governments in emerging countries to acceler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intervening in product and factor markets? To address this question, we study optimal dynamic Ramsey policies in a standard growth model with financial frictions. The optimal policy intervention involves pro‐business policies like suppressed wages in early stages of the transition, resulting in higher entrepreneurial profits and faster wealth accumulation. This, in turn, relaxes borrowing constraints in the future, leading to higher labor productivity and wages. In the long run, optimal policy reverses sign and becomes pro‐worker. In a multi‐sector extension, optimal policy subsidizes sectors with a latent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involves a depreciated real exchange rate. Our results provide an efficiency rationale, but also identify caveats, for many of the development policies actively pursued by dynamic emerging econom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