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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人 | 孙诗瑶 朱明宝 
 
原文信息:Becker S O , Grosfeld I , Grosjean P , et al. Forced Migration and Human Capital: Evidence from Post-WWII Population Transfer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0, 110(5):1430-1463.
 
01 历史背景与问题引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过德黑兰会议、阿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波兰边界发生改变:二战前波兰的东部领土(Kresy,克雷西)划给了苏联,而西部和北部的前德国地区(Western Territories,WT,西部领土)划给了波兰。截止到1950年,有210万波兰人被迫离开克雷西,大多数人被重新安置在空无一人的西部地区(WT),约有四分之一进入到了波兰中部(Central Poland,CP)。同时还有一部分波兰中部(CP)的人自愿迁移到了西部地区(WT)。
 
然而上述波兰-德国的边境调整缺乏法律保障,来自Kresy的定居者因被驱逐而饱受创伤,同时担忧未来还可能经历战争和被迫迁移,但是对子女教育的投资是任何人都拿不走的。这种被迫经历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是否会影响迁移者的后代呢?
 
Brenner 和 Kiefer两位学者在1981年已经提出,因被迫迁移导致的背井离乡会增加移民的教育需求(即“背井离乡假说“)。但是这一假说很难被验证,原因有三点:一是,存在着其他影响教育需求的因素,比如Botticini和Eckstein(2012)就论述了驱逐和歧视才是移民教育投入的主要驱动力;二是,被驱逐者通常与当地人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如种族、语言和宗教)等方面存在差异,难以进行对比验证;三是,另外,与当地人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往往影响移民的教育选择。
 
本文作者Becker等五位学者选择了二战后被迫迁移的波兰人,将被迫迁移的波兰人的后代与其他具有相同种族、语言和宗教的波兰人进行比较,消除教育投资中的文化、社会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从而考察强制迁移对移民后代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
 
02 研究数据
 
作者使用了三类数据:
 
一是,诊断调查数据(Diagnoza Survey),作者委托调查机构在2015年的调查中加入了关于是否有来自Kresy的祖先的问题,若受访者回答有,则继续回答祖先具体来自哪个地点;
 
二是,祖先调查(Ancestry Survey),作者请专业调查公司在西部地区从4069名受访者那里获得了13223名祖先的信息;
 
三是,历史普查数据,作者使用了二战后波兰人口普查(1950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波兰人口普查(1921年和1931年),一战前俄罗斯帝国人口普查(1897年),一战前德意志帝国人口普查(1900年)等数据来获取历史信息。
 
03 实证分析
 
作者首先对比了二战前后波兰不同地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如图2所示,二战前,波兰由Kresy地区和波兰中部(Central Poland)组成,在Kresy居住的波兰人的识字率较低(图2左侧);而强制迁移使得来自Kresy的人及其后代在教育层面实现逆转,也就是说在今天的波兰,有Kresy祖先的人更有可能完成中等教育(图2右侧)。
 
 
1.利用Diagnoza Survey数据
 
结果见表2,发现拥有来自Kresy祖先的受访者受教育年限,比无Kresy祖先的受访者平均高出0.97年。同时作者分别对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受访者、CP和WT的受访者进行验证,结果是稳健的。而后作者分别采用是否完成中等教育和是否完成高等教育作为被解释变量,发现Kresy移民的后代完成中等教育的可能性要高出11.2个百分点(均值为50%),完成大学教育的可能性提高了8.8个百分点(均值为20%)。
2.利用Ancestry Survey数据
 
作者分别从受访者层面和祖先层面进行了论证。在受访者层面,作者首先以“是否有来自kresy的祖先”为主要解释变量,发现拥有Kresy祖先的人平均受教育年限更高。随后作者以“来自Kresy祖先的比例”为主要解释变量,发现来自Kresy祖先的比例越高,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同时作者得出按祖辈原籍分组,被调查者受教育程度的排名从高到低是:Kresy、波兰中部(CP)、西部地区(WT),即被迫移民、自愿移民、本地人(结果如表3)。
 
 
然而这种结果是否由于二战之前已经存在的Kresy与其他波兰人之间的差异所驱动的?作者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将样本限制在Kresy和波兰中部(CP)边界两侧各不超过150公里的区域,使得样本在文化上更加具有同质性。
 
作者首先采用诊断调查数据分析结果如图4所示,1921年普查中,边界两侧识字率没有明显差异,且变化是连续的。2015年,受教育年份在边境出现了明显的中断,Kresy后代的教育水平跃升了大约一年。
随后作者采用祖先调查数据分析,并同样将样本限定为祖籍在Kresy和波兰中部(CP)边界周围不到150公里地区的人,结果如图5所示,同那些祖先生活在Kresy边界侧西(CP)的人相比,原籍在Kresy边境附近东侧、被迫迁移到WT的人的后代平均拥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
04 对上述因果关系构成的挑战
 
1.是否存在事前差异?
 
二战前,Kresy的波兰人是否已经接受了更多的教育或已经对教育有更高的偏好?图2所示,来自Kresy的波兰人在被迫迁移之前识字率更低,不存在更偏好教育的可能性。
 
原籍地的社会经济和地理特征是否影响拥有来自Kresy祖先与教育的关系?作者在回归模型中包含了社会经济和地理控制变量,没有得到显著的相关系数。
 
Kresy祖先在二战中的不同经历是否影响回归结果?研究表明,虽然当初的Kresy移民更有可能经历过伤害或死亡,但在二战中受到伤害的家族历史与后代的受教育程度没有关系。
 
2.Kresy移民的选择性
 
如果最有能力的kresy人选择迁出kresy或者迁居到WT,那么回归结果将高估kresy效应。
 
可能性一:来自Kresy的移民是否在原籍就被筛选过?作者建立了子样本进行分析,分别选择祖先来自城市、祖先来自农村、受访者及其祖先均来自城市的样本进行回归,同时作者将样本进一步限制在祖先为乌克兰地区的Kresy人,依然发现来自Kresy强制移民的后代拥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
 
可能性二:移民目的地的选择是否影响结果?Kresy移民大部分进入了西部地区(WT),但有大约四分之一进入了波兰中部(CP)。表2第6、7列结果显示,Kresy效应在西部地区要小于在中部地区。
 
3.自愿移民选择性
 
由于祖先调查只是在西部地区(WT)进行,这里不仅是Kresy的被迫移民的目的地,也是波兰中部人的自愿移民目的地。这就可能存在自愿移民的选择性。如果CP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个体在二战后更有可能从CP迁移到WT,那么使用祖先调查估计的关于Kresy祖先的系数会高估。
 
可能性一:迁出区域的选择性——波兰中部(CP)的移民是来自历史上教育程度较低的地区。图2已经说明,在二战前CP居民受教育程度高于波兰平均水平,这一可能性不成立。
 
可能性二:自愿移民个人的选择性——来自波兰中部地区(CP)未受教育的波兰人更可能迁移到西部(WT)。只有进入WT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CP后代,在今天依然有较低的受教育程度,这一可能性才会成立。而研究结果证实,WT地区的CP后代,比依然留在CP地区的CP后代受教育程度稍高一些,kresy效应更倾向于被低估而非高估。
 
05 机制检验
 
作者认为来自Kresy的被迫迁移者后代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可能的机制是:被迫迁移使得移民的偏好转向教育投资,而不是实物资本(即“背井离乡假说“)。
 
1.教育投资vs物质财富
表5显示,有Kresy祖先的人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的平均得分更高;即使拥有相同的受教育年限,有Kresy血统的人对子女教育的偏好更强;有Kresy祖先的人不太可能相信物质财富能决定成功的生活,且比其他波兰人更看重自由。同时Kresy移民后代拥有的实物资产少于他们能够负担的资产数量。总之,被迫迁移使kresy移民的偏好从物质财富转向了教育投资。
 
2.是否存在其他潜在路径?
 
作者的进一步检验,排除了强制迁移影响kresy移民后代教育水平的其他可能的影响路径,例如:资源拥挤、教育回报、向外迁移、生育行为差异、目的地经济发展水平、群体迁移、回忆偏差等。
 
06 结论与贡献
 
作者通过研究二战后被迫迁移的波兰人及其后代的受教育水平,得出以下三个结论:(1)被迫移民的后代平均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所有其他波兰人。(2)被迫移民的后代比其他波兰人更重视子女的教育,对物质财富的重视程度较低。(3)被迫的背井离乡,迫使移民的偏好从有形资产投资转向可转移的人力资本投资。
 
该文在三个方面做出了贡献:理论层面,验证了“背井离乡假说”;实践层面,说明了对教育的重视可以给被迫移民的后代带来希望;政策方面,为移民安置政策提供了支撑,接受被迫移民的国家政府应提升他们接受教育的机会,来改善移民生活。
 
推文作者简介:
 
孙诗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区域经济学2019级博士生
 
朱明宝,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城市经济管理系 讲师
 
Abstract
 
We study the long-run effects of forced migration on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fter World War II, millions of Poles were forcibly uprooted from the Kresy territories of eastern Poland and resettled (primarily) in the newly acquired Western Territories, from which the Germans were expelled. We combine historical censuses with newly collected survey data to show that, while there were no pre-WWII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Poles with a family history of forced migration are significantly more educated today than other Poles. These results are driven by a shift in preferences away from material possessions toward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JEL I25, I26, J24, N34, R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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