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张笑雯 

 

原文信息：Cao, C., Li, S. X., & Liu, T. X. (2020). A gift with thoughtfulness: A field experiment on work incentives.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124, 17-42.

 

01 研究背景

 

如何激励员工发挥高水平的努力一直是经济学中一个重要而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大量的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研究发现了在工作中“礼物交换（Gift exchange）”的重要性。当雇员被雇主支付了超过市场的工资水平——即来自于雇主的“礼物”时，雇员会倾向于更加努力地工作以回报雇主。已有的研究表明，礼物在激励员工绩效方面的有效性会受到礼物金额大小的影响。虽然大多数情形下员工的工作表现随着礼物金额的增加而提高，但提供货币激励并不总是能够能提高员工的绩效，非常高的激励甚至可能对绩效产生不利影响。

 

文献中研究不足的一个重要领域是不同形式的礼物对员工生产力的影响。关注货币激励的经济理论预测，具有相同货币价值的不同形式的礼物在激励员工的努力方面与现金的影响相同。然而，这一预测与现实生活中的做法相矛盾，人们往往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选择礼物的形式，例如巧克力、鲜花和礼品卡。除了非货币礼物，货币礼物（Monetary gifts）也在不同的文化中被广泛使用，例如北美或英国的礼品卡常被用作朋友或同事之间货币礼物的替代品。而在东亚和东南亚文化（如中国）中，货币礼物通常被包裹在不透明的红包里，封面上印有吉祥的短语，在节假日送给家人或朋友或由企业管理者赠送给员工，以表达感谢或祝福。

 

虽然货币礼物的具体形式因文化而异，但都需要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并传达出送礼者的善意，从而为普通的现金增添了温暖和模糊性。已有的发现表明，员工对礼物的反应受到礼物的呈现方式和人际因素的影响，文章的研究对此进行了补充。作者通过在中国进行两个实地实验，以调查相对于普通现金而言，更为贴心的货币礼物形式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员工的表现。

 

02 研究设计与研究假设

 

【实验1】

 

为了研究礼物金额大小和类型如何影响员工的表现，作者设计了一个2x2的受试者组间设计。在四种干预处理组，不同数量和类型的货币礼物在实验中间以一种惊喜的方式提供，在控制组中不提供礼物。实验的参与者要完成需要真实努力的任务（The real-effort task），即在Microsoft Excel电子表格中输入中文调查的答案。每个调查包含一个问题的答案，输入答案平均需要2到3分钟。实验包括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参与者收到50份调查，并被告知在40分钟内尽可能多地输入。在这一阶段，每名被试都得到60元人民币的固定金额。在完成调查任务后，除收到预先宣布的60元人民币现金外，每名参与者还会得到一份惊喜礼物作为对他们工作的感谢。然后，受试者被问及是否愿意留下来在第二阶段帮助完成更多的调查问题。在实验的第一阶段结束之前，不提供关于礼物或第二阶段的信息。

如表1所示，惊喜礼物的类型和数量在不同的干预组中各不相同。人民币现金直接发给每一位参与者（Cash treatments），或封装在16.3厘米×8.8厘米（6.4英寸×3.5英寸)的不透明红包中 （Red Envelope treatments）（如图1）。

 

实验考虑了两种金额大小，分别为5元人民币和20元人民币，对礼物金额和类型的选择产生了四种干预组，分别为小额现金(SC)、大额现金(LC)、小额红包(SRE)和大额红包(LRE)。除了惊喜礼物，参与者还获悉对第二阶段的每条调查可以收到1元人民币的计件工资，这大大低于60元人民币的固定工资加上第一阶段5或20元人民币的礼物金额。作者在第二阶段使用这种低激励来调查参与者在一个不具有吸引力的激励条件下提供努力的意愿。参与者被要求决定是否继续完成任务，如果是，可以完成多少份(1至40份），随后需要完成指定的份数。控制组（Control treatment）不提供任何礼物，每名参与者在第一阶段结束时仅收到60元人民币的付款，在其他方面与礼物干预组的设计相同。实验后以问卷形式收集了参与者的人口统计信息及其对不同礼物类型的看法。实验1于2016年秋季至2017年夏季在中国北京的清华大学进行，230名本科生参加了共40场实验，每个干预组8场，平均每场6人。表1显示了各个干预组的参与者人数。

 

【研究假设】

 

已有的文献发现了与不太体贴的礼物相比，更加贴心的礼物在促进员工努力方面的更高功效。由此引出了假设1：

 

假设1（礼物类型和产出水平）：第二阶段的总体产出在红包干预组中高于相应的普通现金干预组，这取决于礼物金额的大小。

 

关于货币激励的效果，文献中的许多研究表明，当员工得到礼物时，他们会付出更多的努力，例如工资的提高等。然而，其他一些研究证明了高激励的负面影响。相对于较小金额的礼物，较大金额的礼物可能会促进或阻碍员工的生产力，从而导致以下两个替代性假设。

 

假设2（礼物金额大小和产出水平） 2a)根据礼物类型的不同，总体产出最高的是大金额礼物接收者，其次是小金额礼物接收者，然后是没有收到礼物的人。

 

2b）根据礼物类型，总体产出最高的是小金额礼物接收者，其次是大金额礼物接收者，然后是那些没有收到礼物的人。

 

03 实验结果

 

【总体产出水平】

图3显示了当礼物以红包的形式赠送时，参与者完成的问卷数比相同金额的现金多，但这一差异对于较大的礼物金额略有显著性(LRE为13.689，LC为9.689，p=0.071)，而对于较小的金额则显著性较低(SRE为15.413，SC为13.978，p=0.780)。此外，礼物金额对绩效的影响呈倒U形，这取决于礼物类型。观测结果反映在表2所示的Tobit回归中，其中因变量是个人参与者在额外任务中完成输入的调查数量，非参与者为零；主要的自变量是干预组虚拟变量。评估不同礼物金额大小下的礼物类型的影响，作者发现大额红包组的影响显著高于大额现金组(7.700v.1.915，p=0.087；8.269v.1.422，p=0.043)，而小额红包和小额现金之间的差异不显著(p>0.10)。这得出了结果1。

 

结果1（礼物类型和总体产出）：当红包中提供更大金额的惊喜礼物时，员工的总体产出水平显著高于现金干预组。然而对于较小金额的礼物来说，礼物类型的这种影响并不存在。

评估金额大小对礼物类型的影响时，作者发现现金和红包中较小金额的礼物都提高了员工相对于没有礼物的控制组的整体绩效(SC为7.650和9.068，SRE为8.140和8.621，p均<0.05)。然而，较大的礼物金额会导致员工的绩效下降。由此得出了结果2。

 

结果2（礼物金额大小和整体产出）：在现金和红包干预中，与没有礼物的控制组相比，当提供较小金额的惊喜礼物时，员工的整体产出水平大大提高。然而，当礼物以现金形式提供时，礼物金额的增加会导致员工绩效的大幅下降；当礼物以红包形式提供时，这种绩效的下降就会减轻。

 

结果2表明，礼物金额大小对员工生产力的影响呈倒U形，此外礼物金额与其竞争力——参考依赖之间存在相互作用，这是由于第二阶段的报酬下降所致。结果2的一个新发现是，如果慷慨的礼物被更体贴地呈现，高货币激励对绩效的不利影响就会减轻。

 

【广泛和集中边际（Extensive and Intensive Margins）】

 

为了进一步解析干预组对整体绩效的影响，作者分析了额外任务的参与率（广泛边际) (The extensive margin)和以参与为条件的问卷完成数量(集中边际）(The intensive margin)。结果如图4所示：

如图4(A)所示，不同干预组的参与率表现出与结果1-2中的总体表现相同的模式。小金额礼物的红包和现金干预组的参与率相似(58.7% vs 60.9%，p=0.832)，但对于大金额的礼物，红包干预组的参与率显著高于现金干预组(62.2% vs 37.8%，p=0.020)。因此，红包可以有效地激励受试者参与额外的任务，无论礼物金额的大小如何。而现金只在小金额时可以起到有效激励的作用，大金额的现金则不具有激励效果。图4(B)报告了以参与为条件的调查完成数量，即集中边际。在不同的干预组之间没有发现差异(p>0.10，Wilcoxon秩和检验)。这可以总结为结果3。

 

结果3（广泛和集中边际）3a)结果1-2中整体表现的干预效果主要是由干预对参与的影响而不是参与条件下的表现所驱动的。

 

3b)不同干预组在参与条件下的调查完成数量无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工作质量（Work Quality）】

 

文章构造了一种基于Levenshtein距离的工作质量度量(Vladimir，1966)。它是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中使用的一种度量方法，用于计算将一个字符串更改为另一个字符串所需的单个字符编辑（即插入、删除或替换）的最小数量。对于每次调查，准确率计算为(1-d/s)，其中d表示输入的调查与原始调查之间的Levenshtein距离，s表示原始调查中数字、汉字和英文字母的总数。所有调查问题的平均准确率被用来衡量一个人的工作质量。图5的结果显示，不同干预组的准确率从85.6%到93.1%不等，但与对照组的92.2%相比无显著性差异(p>0.10，Wilcoxon秩和检验)。红包干预组的准确率显著高于较大礼物金额的现金干预组(LRE为93.1%，LC为85.6%，p=0.037)，但对于小礼物金额，差异无统计学意义(SRE为89.7%，SC为90.2%，p=0.459)。这表明，红包比普通现金带来更高的工作质量，但它的影响只对更大金额的礼物具有显著性。这可以概述为结果4。

 

结果4（工作质量）4a)与对照组相比，当参与者获得更大金额的现金礼物时，调查输入的准确率显著降低。

 

4b）对于较小金额的礼物，现金和红包干预组的准确率是相似的。然而，对于较大金额的礼物，红包干预组的准确率显著高于现金干预组。

【感知】

 

实验后的问卷统计了参与者在相应的干预中对每种礼物类型的看法。结果表明LRE中60%的红包接收者，LC中31.1%的现金接收者认为礼物代表了雇主的肯定；LC中37.8%的现金接收者，LRE中15.6%的红包接收者认为礼物是额外收入。此外，在LRE中认为礼物代表肯定的人相比LC中更有可能参与第二阶段任务(81.5% vs 42.9%，p=0.012)。这些观察结果表明，与LC相比，LRE的参与率更高是红包对参与者的肯定感知产生积极影响的结果，也是参与者在这种感知的条件下更愿意参与任务的结果。

 

作者通过Sobel-Goodman中介测试检验了参与者的感知在多大程度上驱动了红包和现金在LRE和LC中的影响差异。其中因变量是学生是否参与附加任务，自变量是大额红包干预（大额现金干预组省略），中介变量是参与者是否认为礼物是雇主的肯定。结果表明，与接收大额现金的人相比，接收大额红包的人更有可能参与额外任务(0.244，p=0.020)，并更有可能将礼物视为雇主的肯定(0.289，p=0.006)。当感知变量包含在分析中时，中介变量的系数为0.289，具有统计的显著性(p=0.007)。使用具有协变量（Covariates）的中介检验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在无协变量及有协变量的情况下，通过感知介导的总效应比例分别为34.2%和27.7%。这意味着参与者对肯定的感知是红包和现金干预组对参与的不同影响的重要中介。这些观察结果归纳为结果5。

 

结果5（对礼物的感知）对于较大的礼物金额，红包相比现金更有可能被认为是雇主的肯定。这种感知上的差异解释了LRE和LC在参与额外任务方面的部分差异。

 

04 理论框架

 

 

05 补充实验

 

实验2将第二阶段的计件价格替换为w′=每份4元人民币。通过选择这种较高的计件工资以尽可能减少参考依赖的潜在影响，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礼物交换的作用。在现金干预组SC-w4和LC-w4中，参与者的数量分别为41人，其他干预组各为40人。其他设计与实验1完全相同。对实验2的理论预测为：在w′下，与实验1相比的总体产出和参与度水平将更高；与实验1不同的是，实验2不太可能在绩效和参与度方面出现货币激励的倒U型；礼物类型的影响及其与礼物大小的相互作用将在实验2中仍然存在。

 

图7报告了实验2中的平均无条件产出水平（Unconditional productivity）。图3和图7的比较显示了产出水平随着更高的计件工资率而提高，与预测一致。观察不同礼物金额大小下礼物类型的影响，发现LRE-w4中的平均无条件问卷完成数显著超过LC-w4(23.850 vs 14.634，p=0.004)，这种差异是由广泛和集中边际所驱动的。在LRE-w4中，准确率也显著高于LC-w4(93.5% vs 92.2%，p=0.034)。而SRE-w4和SC-w4的平均生产率没有显著差异(16.075 vs 14.390，p=0.729)。此外，SRE-w4在参与率、条件问卷完成数或准确率方面与SC-w4没有区别。这些结果证实了礼物类型和金额大小之间相互作用的稳健性。

关于礼物金额大小的影响，作者发现无条件问卷完成数从对照组的11.650增加到SC-w4的14.390，LC-w4进一步增加到14.634（两两比较的p均>0.10）；从对照组的11.650增加到SRE-w4的16.075（p=0.204），LRE-w4进一步增加到23.850（与对照组相比，p<0.001；与SRE-w4相比，p=0.020）。因此，在不同的礼物类型下，员工的整体生产水平呈现出单调增长的模式，而不是如实验1先前观察到的倒U形。这一结果与文章的理论预测相一致，支持了作者关于参考依赖性的推测。

 

除了实验2中没有随着礼物金额大小的倒U形表现外，实验1和实验2的结果大多是一致的。文章的发现表明，红包这样一种简单的、贴心的货币礼物呈现形式可以对员工在随后的、未在合同中列明的任务的表现产生更加积极的溢出效应，即使在削减工资的情况下，这种积极的影响仍可能处于优势。

 

Abstract

 

We conduct two field experiment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and how different forms of monetary gifts influence workers’ performance in the workplace. Temporary research assistants are surprised with a monetary gift after completing a pre-announced task and decide whether to work on an additional one. We find in both experiments that the impact of gift type on workers’ productivity is contingent on the gift amount. Specifically, for the larger but not the smaller gift amount, a more thoughtful presentation of the gift cash enclosed in a red envelope outperforms plain cash by increasing workers’ overall productivity,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and work quality. More importantly, these effects prevail under an unappealing pay scheme in the task, as workers are more likely to perceive the thoughtful gift as the employer’s appreciation, which counteracts the negative income effect stemmed from reference depend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