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吴茂华

 

原文信息：Uy, T., Yi, K. M., and Zhang, J. (2013). “Structural change in an open econom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60(6): 667-682.

 

原文链接：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30439321300086X

 

对于产业结构变化的研究文献早期仅关注封闭经济体中的驱动机制，忽略了开放经济的作用。Mao 和 Yao（2012）研究了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变动特征。经济模型中包括两个贸易部门，农业和制造业，和一个非贸易部门，服务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生产需要资本和劳动力，农业需要劳动力和土地。考虑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其贸易部门的价格由世界经济决定。产业结构的变动来自于两个效应。第一种效应来自于各部门之间生产率的不同增长速度，增加了制造业的份额；第二种效应，加上产品之间的低替代率，提升了服务业，并最终从制造业中吸引劳动力，即Balassa–Samuelson 效应。但在总量层面，经济保持恒定的增长速度。在经济发展早期，生产率效应占主导地位，后期Balassa–Samuelson 效应占主导地位，从而可以看见制造业就业占比的驼峰状。考虑国际贸易时，不同国家比较优势差异会带来结构转型。Matsuyama（2009）的分析表明，考虑两国经济时，国内的结构转型和跨国的资源配置可以同时发生。此时，一国的结构变迁将受到两种力量影响。例如，一国制造业的技术进步速度较快，既会通过供给端的相对价格效应导致国内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其次为国际贸易的替代效应，如果国内生产率增加比国外快，那么根据比较优势可以获得更大的国际市场，将导致国内制造业的需求扩张和就业人数增加。因此，一国制造业的生产率增加对制造业就业的综合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但是另一国制造业就业份额下降的速度会更快，一方面来自于国内制造业和服务业相对技术进步差异的影响，另一方面来自于国际竞争的劣势。

 

为了方便估计和实证检验国际贸易对于结构转型的影响，Uy等（2013）在更为一般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分析了这一问题。下面主要介绍Uy等（2013）的模型机制，对于具体的结构模型估计结果大家可以参考原文。Uy等（2013）的模型中包含了两个国家和三个部门，并且利用三次产业不同的收入和替代弹性以及生产率差异来分别刻画恩格尔定律和鲍莫尔效应。参照Eaton和Kortum （2002）引入贸易模型，其中农业和制造业为可贸易部门，服务业不可贸易。每个部门的生产都使用劳动力和中间投入，各部门、各国的生产力和贸易成本变化率不同，这些力量推动着结构变化。

 

01 模型设定

 

 

02 经济动态

 

 

我们知道，一国在其比较优势部门将出现净出口顺差，这种净出口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结构变化。该模型描述了两种情况可以解释贸易的存在可以在制造业就业份额中产生驼峰型模式。在第一种情况下，一个在制造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制造业的相对和绝对生产力都在增长。由于相对生产率的增长，该国制造业劳动份额最初会随着其供应的世界制造业产品需求份额的增加而上升。随着时间的推移，绝对生产率的持续增长意味着，尽管净出口盈余不断增加，但生产制成品所需的工人却越来越少。最终，后一种效应占主导地位，制造业劳动份额下降。在第二种情况下，主要的推动力是贸易成本的长期下降。随着贸易成本的下降，每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日益显现，专业化程度提高。一个在制造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其制造业就业份额最初会不断上升。如果国家规模较小，其相对工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因为小国从贸易中获得的收益更大，因此，其贸易伙伴的相对购买力下降，这就减少了其满足外国对制成品需求的劳动力数量。只要其相对工资持续增长，这种相对购买力效应最终将占据主导地位，制造业劳动力份额将达到顶峰，然后下降。

Abstract

 

We study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tructural change. Our framework has both productivity and trade cost shocks, and allows for non-unitary income and substitution elasticities. We calibrate our model to investigate South Korea's structural change between 1971 and 2005. We find that the shock processes, propagated through the model's two main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non-homothetic preferences and the open economy, explain virtually all of the evolution of agriculture and services labor shares, and the rising part of the hump-shape in manufacturing. Counterfactual exercises show that the role of the open economy is quantitatively important for explaining South Korea's structural ch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