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王倩倩 

 

原文信息：Karydas C, Zhang L. Green tax reform, endogenous innovation and the growth dividend[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9, 97: 158-181.

 

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jeem.2017.09.005

 

引言

 

本文的目的是在理论上和数值计算方面探索在增长型经济中环境税改革（ETR）增长红利的存在。现存在的三项社会和经济红利：第一，涉及环境质量的改善；第二，是通过减少污染性排放税收入来减少扭曲性税收，从而提高福利水平；第三，与Hicks（1932）描述的“诱导创新假设”有关，即要素价格的变化将刺激创新，可减少其他价格相对昂贵的要素的使用。最初，理论文献未能证实与ETR相关的积极结果，部分原因是所使用模型为静态性质。后来，Bovenberg和De Mooij（1997）将环境理论纳入内生增长模型时，开始在研究时使用动态设置，以致使技术变革对环境政策的响应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受到更多关注。已有文献从实证研究上支持通过在公司或部门层面上提高能源的消费者价格来进行减排活动中的诱导创新的假设。然而，有关政策引发创新活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低排放研发可能会挤出其他研发部门的资源，并对整个经济水平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但现有证据并没有排除在绿色税收改革之后将资源重新分配给清洁部门的经济增长降低的可能性，即使研发总支出保持不变。Karydas C和Zhang L于2019年发表在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上的文章Green tax reform, endogenous innovation and the growth dividend 使用“内生增长理论”从理论和实证数据上研究了绿色税制改革对增长型经济的影响。

 

理论部分

 

本文研究包括理论部分和计算部分，后者研究的是实际增长的经济中的环境税改革。作者首先在内生增长的框架中确定建模条件，这些条件是由于较高的能源税而导致较高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表明，在研发活动是经济增长机制的环境中，如果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则环境税制改革可以通过投入物重新分配而带来正的增长红利：1）劳动力投入应在制造业和研发之间转移；2）在制造业中稀缺因素和能源之间的替代弹性应低于其结合至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对生产污染因子的税收会将更多的劳动力推向创新活动并促进增长；即积极的增长作用。如果创新投资是放弃消费的唯一结果，增长红利就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增加污染因子的消费者价格会使产出和直接投资变得更加昂贵，从而抑制增长；即负面影响。增加弹性劳动力供应会缩小增长空间。总的来说，绿色税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结果是模棱两可的。

 

计算部分

 

对于计算部分，作者从瑞士最新情况出发，考虑到该国最近同意从2020年开始实施环境税改革。为检验本文理论的结果，作者将核心理论模型扩展为具有多个部门和消费者类别的动态内生增长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在这种模型中，创新投资是内生的，经济增长也是内生的。根据税收状况（现役/退休）和收入水平，为税收改革的额外收入考虑了三种再分配方案，并考虑了五个社会群体。对瑞士案例的研究表明，从长远来看，增长股息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再分配方案，并且只有当额外的碳税收入用于降低资本税时，它才能出现。就总体福利而言，这种再分配选择也是最有效的。此外，研究结果表明，一次性总分配仅针对减排目标较低的股权问题。当考虑非常高的减排目标时，这种选择的渐进式特征将失效，这与文献中的共识相矛盾，并且在研究环境政策时显示出使用内生增长框架胜过静态或外生增长框架的重要性。

 

评论

 

首先，作者的分析模型在多个方向上扩展了Bretschger和Ramer（2012）的理论部分。然后，将理论引入数据中，使用内生增长的动态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了瑞士绿色税制改革的效果。在理论部分，确定了建模条件，这些条件可因能源税增加而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转向数值部分，表明在实际经济中，替代能源受污染的可能性很小，且跨期折现率非常低。就总福利而言，从效率考虑，通过降低资本税来重新分配碳税收入也是可取的选择。

 

Abstract

 

We study theoretically and numerically the effects of an environmental tax reform using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In the theoretical segment, mobile labor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R&D activities, and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between labor and energy in manufacturing lower than unity allow for a growth dividend, even if we consider pre-existing tax distortions. The scope for innovation is reduced when we consider direct financial investment in the lab, or elastic labor supply. We then apply the core theoretical model to a real growing economy and find that a boost in long-run economic growth following such a carbon policy is a possible outcome. Redistribution of additional carbon tax revenue by lowering capital taxation performs best in terms of efficiency measured by aggregate welfare. In terms of equity among social segments the progressive character of lump-sum redistribution fails when we consider very high emissions reduction targe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