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曹晖

原文信息：Liang, Ruobing & Wang, Xiaobing & Yamauchi, Futoshi, 2018. "Cotton Revolution And Widow Chastity In Ming And Qing China," 2018 Annual Meeting, August 5-7, Washington, D.C. 274177, Agricultural and Applied Economics Association.

 

读梁老师这篇文章，学到了好多如雷贯耳的专业词汇的英文表达，比如“Starvation is trivial while disloyalty is serious.”，再比如“maintenance of justice at the expense of human desire”，以及”the three guidelines and four virtues“和” the three obedience and four virtues“。别问我这些词的中文意思，问了我也不说。我一边感叹旧时女性命运之悲惨，一边怀念旧时男性的好时光。Anyway，尽管这文章看起来像是社会学的研究，但这只是表象，它是一篇地道彻底纯纯粹的经济学论文。

 

大家可能或者亲眼见过或者听老人提起过牌坊这个东西，这个主要是过去用来表彰烈女节妇的，烈女就是为了避免被强暴而自杀的女人，节妇就是老公死了一辈子不再嫁人的女人。过去的地方官每年都要调查统计本地的烈女节妇人数，然后上报中央，经过核实后进行旌表。作者发现了一个现象：清朝史书记载的守节寡妇数量相对之前突然明显增加了。当然有人可能会说这有什么奇怪的，都是儒家思想的锅，女性深受封建礼教之毒害，宁死不嫁二夫。这个观点也不能说错，但作者认为并不全面，更重要的原因是清朝的女性有钱了。你或许会问：女性有钱和守节有什么关系呢？你想想，如果一个女人，兜里有钱，丧偶了也不愁吃穿，日子过得开开心心的，自然也就没有很强烈的嫁人愿望了，就像一位古人曾经说过的：不会因为一根香肠而买了整只猪。这么一想，确实有点关系。

 

那么为什么明清之后女人突然有钱了呢，这就要讲经济史上大名鼎鼎的棉花革命了。大约从宋朝开始，我国东南沿海棉纺织业开始发展起来，到了明末清初，棉纺织业已经成为了我国的支柱产业。早期的棉纺织业技术不行，主要靠力气，所以男性具有较大优势，而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到了明末清初，新型的纺织机械问世，这时候灵巧比力气就变得更重要，于是女性具有了比较优势，更多地从事棉纺生产，变得有钱了。

 

作者在文中介绍的资料远比我这里说的丰富，也更有说服力，但没关系，大概意思就是这样的。我们来看两个图吧。

从这个图可以看出，传统棉花产区的烈女节妇数量在明清之际确实相对于非棉花产区有了明显上升，这暗示我们二者存在关联。

从第二个图可以看出，距离松江府（当年的上海、纺织业中心、黄道婆名震江湖的所在）越远，明清的烈女节妇数量下降越快。这再次暗示我们二者之间很可能存在关联。

 

然后作者写了了数学模型，数学模型我是不懂的，所以也没看。

 

前戏结束，到了回归的时候了！

上面的式子是主要的模型设定，左边都是烈女的个数取对数，下标i是指府（类似现在的地级市），下标c是指朝代，要么是明朝要么是清朝，t_c就是朝代哑变量，lndist_i就是该地区距离松江府的距离， Z_i是一堆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控制变量，比如地理位置、天气、人口密度等等，这些都是清朝的数据。作者并没有直接控制，而是和朝代哑变量做了个交互。大家肯定看得出来，这是个双重差分，作者用lndist_i代表明末清初的棉纺织业技术进步，因此作者预测交互项系数为负。

 

作者在检验机制的时候又做了下面两个回归，第（7）式加了个cotton_i和t_c的交互项，cotton_i是产棉地哑变量，不随时间变化，在第（8）式则把t_c、lndist_i以及t_c做了个交互项，做了个三重差分。之所以要控制这个cotton_i，是因为从事棉花纺织的地方（附近）也种棉花，作者想区分棉纺技术进步和棉花种植。

作者介绍了数据来源，烈女节妇的信息主要来自嘉庆皇帝修订的大清一统志，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完了，对标点符号就免疫了。除此之外还用了一些其他数据，比如粮农组织的作物适宜度等等。作者还构造了孔孟之道的代理变量，分别是科举配额，书院数、宗祠祖庙数。这些都有文献支持，也比较符合常识。

 

主要回归结果如下：

不难看出，不管控制不控制府固定效应，交互项都是负的，并且高度显著。

 

接下来做稳健性，首先，作者要排除传统文化的影响，方法就是控制四个文化变量和朝代哑变量的交互项，除了上面提到的儒家文化之外，作者还控制了寺庙和道观的个数，从而控制宗教的影响。结果表明：交互项依然为负。这就是下表的第一列的结果。作者接着做了证伪检验，他们把被解释变量换成寡妇自杀的人数，交互项这时候就没有结果了，这是支持作者的假说的，因为有钱了不大可能急着去死。至于另外好几个文化变量出现了负向结果，作者引经据典说明清朝皇帝并不鼓励寡妇自杀，认为这样不负责任，所以也不怎么喜欢给自杀的寡妇树牌坊。然后作者又把守节（而没有自杀）的寡妇和自杀的寡妇放在一起，做了回归，结果和第一列十分类似，说明结果主要由没有自杀的寡妇所驱动。

作者接下来要解决选择问题：并非所有守节的寡妇都能得到政府表彰，这事对家族而言是荣耀，对地方官而言是政绩，所以大家会使用关系想办法报上去，这就导致得到旌表的守节寡妇很多生活在有钱有势的地方，完全有可能离松江府越近越有钱。作者的解决方案也很简单，你不是觉得有钱有势不好办嘛，我就控制它。作者构造了两类指数，一类是经济指数，用清代人均农业税赋来衡量，一类是距离指数，用和省会的距离以及和京城的距离来衡量。作者把这两类指数和朝代哑变量做交互，作为控制变量加进去，结果发现交互项系数依然显著为负，大小也和之前类似。

 

但选择问题不止于此，寡妇，顾名思义，就是说死了老公，那假如有的地方死亡率高，有的地方死亡率低，那也会有问题。尤其是如果距离松江越近，死亡率越高，那么这里的效应其实和女性通过棉纺织业赚钱就没有关系了。作者找了几类变量，一类是玉米种植适宜度指数，经济史一直有一派观点认为玉米引入中国对明清时的人口激增有很大影响。另一类是自然灾害和冲突的频率。在控制了这些变量之后，交互项依然显著为负，大小也变化不大。结果见表3的第二列。

 

还有个问题就是生产棉花多的地方会不会也生产很多其他作物，作者考虑了三种作物：丝、亚麻和茶叶，将之分别与朝代哑变量交互，结果表明即使控制了这三种作物的影响之后，lndist_i和朝代哑变量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而除了茶叶之外，另外两种作物的交互项系数都不显著。尽管第四列和第五列的茶叶的结果是显著为正的，但至少它没有明显影响作者的主效应。

作者似乎意犹未尽，又采用多种方法处理了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问题，包括随机丢掉一个省、丢掉没有任何棉花种植的省以及依次选择距离松江较劲较远的省等等，不管怎么折腾，作者发现交互项结果基本还在。

 

双重差分是需要检验平行趋势假定的，作者把明朝之前分为元朝之前和元朝，然后做了回归，结果表明元朝之前和元朝在交互项上没有显著区别，而元朝和明朝也没有显著区别。直到清朝，显著区别才出现。

作者似乎还是担心存在遗漏变量问题，就用最近很流行的Oster(2019)的敏感性方法psacalc检验了一下，结果表明棉纺技术进步可以解释很大部分的节妇增长，不存在严重的遗漏变量问题。

 

作者到目前为止做的所有工作都是试图说服读者结果确实存在。给定结果存在，接下来作者分析了作用机制。

 

作者首先区分究竟是由于棉花种植面积扩大还是棉纺技术进步导致守节寡妇增加。办法很简单，就是使用cotton_i和t_c的交互项，进行（7）和（8）式的回归。作者发现，如果只控制cotton_i和t_c的交互项，就无法通过Oster的检验。而将lndist_i和t_c的交互项和cotton_i和t_c的交互项同时放入，前者系数变化不大，后者系数变化明显。而当进一步放入lndist_i和cotton_i的交互项（如第（8）式所示），这个新加入交互项的系数是不显著的。这些合在一起都进一步说明了棉纺技术进步才是节妇增加的主要原因。

 

作者的逻辑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棉纺技术进步增加了妇女的劳动参与和收入，这需要用数据检验。作者并没有采用清朝的数据（因为没有这样的数据），而是采用了1936年的工业调查截面数据以及1926-1930的工人生存状况调查面板数据对此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纺织业确实雇佣了更多的女性，而纺织业的女工比其他行业的女工挣更多的钱。并且这两个优势确实都随着和上海市（也就是清朝的松江府）的距离增加而下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作者的逻辑。

这就是这篇文章的主体内容。最后给几点小小的评论。

 

1、 这文章最大的优点就是跳出了惯性思维，传统观点都认为贞节牌坊是封建礼教的象征，代表了男权社会下对女性的身心摧残，作者却别有机杼，想到可能是因为寡妇有钱不想再嫁。这个思维的转变看似容易，其实非常难能可贵。梁若冰老师确实是个很有想象力的学者。这也反映了经济学是非常有力量的一门科学。

 

2、 这篇文章用了好多不同的数据，其中有一些需要手动提取信息，看得出做的很辛苦。

 

3、 这篇文章最麻烦的地方就在于一定要说服对方相信和松江府的距离代表了和棉纺织业技术进步前沿的距离，而这个距离确实能够代表太多东西。所以作者非常努力地排除各种可能性，距离松江近，更有钱有势，排除；距离松江近，死的男人更多，排除；距离松江近，生产丝、亚麻、茶叶更多，排除。尽管作者做了这些努力，读者还是有点担心存在遗漏变量。作者做了Oster检验，也未必能完全打消读者的疑虑。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practice of widow chastity in China is regarded as an outcome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 thought.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economic factors played key roles in the formation of this cultural tradition by studying the causality betwee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the cotton textile sector and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widow chastity cases betwee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e find that the incidence of widow chastity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ith rapi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cotton textile sector and increased demands for female labor. This result remains robust when the issues of widow chastity selection and alternative economic and cultural channels are addre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