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王子琳

原文信息：Petra Persson, Maya Rossin-Slater. When Dad Can Stay Home: Fathers' Workplace Flexibility and Maternal Health. NBER Working Paper No. 25902,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12386.

 

引言

 

如何提升产妇产后健康状况是美国社会热议的话题之一。美国疾控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产妇产后死亡率上升了50%。持续上升的产妇死亡率背后，是政策的缺失——美国是唯一一个不提供带薪育儿假的富裕国家，这意味着其产妇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恢复环境。本文利用瑞典育儿假政策的改革，采用断点-双重差分方法估计了新生儿父亲对于带薪育儿假的需求，进而估计了父亲的带薪育儿假对于产妇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溢出效应，补充了过往对育儿假政策的研究，为育儿假政策的合理制定以及促进产妇健康恢复提出了政策建议。

 

政策背景

 

1. 改革前瑞典育儿假政策

 

改革前，瑞典育儿假政策规定每个新生儿其父母共同享有16个月的带薪假期，但是对父母同时休假作出了限制：在孩子出生后的两个月内，父母同时休假不能超过10天。下图展示的是一户典型的瑞典家庭会如何分配这16个月的育儿假：首先，在孩子出生后的最初14个月，母亲休假产后恢复并陪伴孩子，期间，父亲最多与母亲同时休假10天；之后，父亲休假两个月陪伴孩子，直至出生16个月后孩子进入托幼机构。

2. “共同育儿假”改革

 

2012年1月1日，瑞典实施了“共同育儿假”改革，改革规定在2012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孩子，在其出生后的一年内，父母可以同时休假30天，而育儿假其他政策细节没有做出改变。这一改革提高了父亲休假的灵活性，如果母亲经历产后疾病困扰，父亲可以选择休假在家照顾孩子，使得母亲能够得到休息或者及时就医；同时，父亲的陪伴也可能减轻母亲的产后焦虑。

 

实证策略

 

1. 数据

 

本文收集了瑞典2000至2016年所有新生儿及其父母信息。其中，新生儿信息，包括出生日期及出生时健康状况变量，以及母亲健康信息，包括门诊、住院和用药信息来源于瑞典国家卫生和社会福利部 (NBHW)；父母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及劳动参与情况来自于瑞典统计局；父母请假信息来源于瑞典社会福利局。

 

本文的样本为2008至2012年所有头胎新生儿，其中，断点-双重差分方法使用的样本为2008至2011年10月至12月出生，以及2009至2012年1月至3月出生的头胎新生儿。

 

2.实证方法

 

本文利用瑞典于2012年1月1日实施的“共同育儿假”改革来探究父亲的育儿假对于母亲健康的溢出效应。这类政策分析通常可采取断点回归的方式来估计政策实施前后的所关心变量的变化。在本文中，即估计2012年1月1日前3个月（2011年10月至12月）和后3个月（2012年1月至3月）内出生的婴儿其母亲的健康状况。但由于母亲的健康状况可能随季节变化，断点回归的估计结果不一定反映的是政策效果，因此本文采用断点-双重差分方法，估计政策实施前三年（2008、2009及2010）10月至12月与（2009、2010及2011）1月至3月母亲健康的差异，并用差分的方式消除季节效应，得到关于父亲的育儿假对于母亲健康影响的一致估计。

 

3.估计方程

 

4. 检验断点回归假设

 

断点回归设计要求满足假设——只有处理变量在改革前后发生跳跃，其他可能与结果变量相关的变量都应当在改革前后都应当是连续变化的。在本文中，该假设要求新生儿父母不能够操纵孩子的出生日期，并且在改革实施期间，没有其他政策变化。

 

下图对比了改革样本与非改革样本在1月1日前后半年的时间内每周新生儿数量的变化趋势，结果显示改革样本与非改革样本在1月1日前后半年的时间内每周新生儿的数量和变化趋势相似，没有证据说明新生儿父母操纵了孩子的出生日期。同时，本文检验了回归中控制变量，如父母受教育程度、年龄、健康状况等变量在改革前后的连续性，结果显示断点回归的假设满足。

 

 

实证结果

 

1.父亲对育儿假的需求

 

“共同育儿假”改革由于放宽了对于父亲与母亲同时休假天数的限制，使得父亲在孩子出生后带薪休假天数由10天上升至了30天。因此，在改革前后，父亲在孩子出生后两个月内是否休假超过10天、父亲在孩子出生后半年内是否休假超过10天以及父亲在孩子出生后半年内总的休假天数反映了父亲对育儿假的需求。下图显示的是2012年1月1日出生前后一年的孩子按周划分，其父亲在孩子出生后两个月内是否休假超过10天的比例、父亲在孩子出生后半年内是否休假超过10天的比例以及父亲在孩子出生后半年内总的平均休假天数，显示“共同育儿假”改革鼓励了父亲休假超过十天并增加了父亲的总休假天数。而断点-双重差分的结果也显示改革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

2.“共同育儿假”改革对母亲健康的影响

 

接下来，作者考察了改革对母亲健康的溢出效应。作者用产后是否前往门诊或住院、是否因为生产疾病前往门诊、是否因为心理疾病前往门诊以及是否服用抗焦虑药物、是否服用抗生素药物衡量母亲产后健康。下图显示的是2012年1月1日出生前后一年的孩子按周划分，其母亲产后前往门诊或住院比例、因为生产疾病前往门诊比例、因为心理疾病前往门诊比例，显示“共同育儿假”改革降低了母亲产后就医的比例以及用药比例。而断点-双重差分的结果也显示改革对母亲健康恢复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

3.机制分析

 

文中进一步分析了“共同育儿假”改革促进母亲产后健康恢复的机制，发现尤其对于有产前病史的母亲而言，改革能够促进父亲在母亲就医时请假陪伴孩子，让产后母亲得到及时的治疗，从而提升母亲产后健康。这一机制说明，削减对于父亲育儿假的限制，能够使得掌握更充分家庭信息的父亲做出更优的请假决策，并对母亲的福利产生溢出效应。

 

结论

 

本文的研究显示，新生儿父亲对育儿假有着强烈的需求，“共同育儿假”改革使得父亲在孩子出生后的两个月和半年的时间内休假超过10天的概率分别上升了50%和24%；同时，这种灵活的、与母亲同时的父亲育儿假能够通过让母亲得到及时休息、就医来促进母亲的产后恢复，降低了产后半年内因为生产相关疾病就医的概率14%，分别降低了产后半年内服用抗焦虑药物和抗生素药物的概率26%和11%。

 

对于女性而言，养育孩子的成本不仅仅来源于其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成本，还来自于其由于生产带来的疾病导致的健康成本。推广“共同育儿假”，减少对父亲育儿假的限制有助于促进母亲产后恢复，降低女性生育成本。

 

Abstract

 

While workplace flexibility is perceived to be a key determinant of maternal labor sup- ply, less is known about fathers’ demand for flexibility or about intra-household spillover effects of flexibility initiativ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se issues in the context of a critical period in family life—the months immediately following childbirth—and identifies the impacts of paternal access to workplace flexibility on maternal postpartum health. We model household demand for paternal presence at home as a function of domestic stochastic shocks, and use variation from a Swedish reform that granted new fathers more flexibility to take intermittent parental leave during the postpartum period in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RD-DD) design. We find that increasing the father’s temporal flexibility reduces the risk of the mother experiencing physical postpartum health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s her mental health.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mothers bear the burden from a lack of workplace flexibility—not only directly through greater career costs of family formation, as previously documented—but also indirectly, as fathers’ inability to respond to domestic shocks exacerbates the maternal health costs of childbe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