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余雯雯

 

原文信息：Berger, D. , Easterly, W. , Nunn, N. , & Satyanath, S. . (2013). Commercial imperialism?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trade during the cold wa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2), 863-896.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政治权力是影响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吗？历史上有许多运用政治力量促进贸易进而获取其他国家利益的例子，例如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早期西方列强与中国签订的种种不平等条约。该问题的实证难点在于政府间权力关系的变动往往隐藏在非公开的政府秘密决策之中。本文(Berger, Easterly, Nunn, & Satyanath, 2013)利用公开的CIA（美国中央情报局）文件，构造出美国政府对外国的影响力的代理变量，发现：1. 美国政府对外国影响力的提高能促进美国产品对该国的出口，但不会增加对该国产品的进口；2.该效应主要通过政府直接购买的机制产生作用；3.本文还对贸易成本假说、意识形态说、国际援助假说三种可能作用机制进行检验与排除。

 

本文利用冷战期间的CIA文档，样本时间跨度为1947-1989，构造核心解释变量USinfluence。USinfluence为国家-年份层级的虚拟变量，若CIA在t年成功扶植了c国的新领导人或者为在位领导人提供了支持，则USinfluence t,c 赋值为1。通过罗列CIA扶植新领导人或支持在位者的活动清单，若该年CIA进行了清单上的活动并成功扶植，则界定CIA进行了干预活动。被解释变量为国家层和行业层的双边贸易数据。

 

识别策略与主效应

 

1.识别策略和基准回归方程

 

基于冷战期间的CIA文档的数据有以下三个优点：一、因为CIA的干预是秘密进行的，所以很少受到美国国内的公众意见和其他国家的意见的影响，因此可以消除很多内生性问题的来源。二、CIA干预直接影响的是该国的一国领导人，一国领导人是非常重要的职位，所以CIA干预的成功能够代理美国政府的影响力的改变，且这个冲击是重要的。三、冷战期间CIA活动的披露十分全面，有效克服了政府决策秘密进行，缺乏数据的实证难点。

 

回归方程以引力模型为起点，c国对e国在t年的进口量由c国和e国的GDP，世界的GDP，c国与e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成本，和多变贸易项共同决定。

 

 

控制变量包括时间固定效应，国家固定效应，对数形式的人均收入，来自苏联的政治干预，领导人是否换届和领导人任期，国家民主程度。

 

2.主效应

 

主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其中第一列仅控制国家和年份固定效应，第二列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和Baier and Bergstrand (2009)方法近似的多边贸易项，第三列同时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国家固定效应和Baier and Bergstrand (2009)方法近似的多边贸易项。可看出，USinfluence前的系数均显著，表明美国对该国影响力的增加增大了该国对美国产品的进口。

 

第4列进一步验证c国对美国进口增加的来源是贸易创造（trade creation）还是贸易分流（trade diversion）,以c国对全世界的总进口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从第4列结果可看出，USinfluence 前的系数此时并不显著，说明美国对该国影响力的增加并没有增加该国对全世界产品的进口，仅增加了对美国产品的进口。

 

第5、6列以该国产品对美国/世界的出口为被解释变量，验证美国对该国影响力的增加并没有增加美国对该国产品的进口。

 

此外，针对主效应，本文还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1. 针对选择性偏差，引入事前趋势变量进行检验；2.针对遗漏重要变量问题，首先引入虚拟变量对该国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加以控制，此外又使用人均收入、一年平均通胀率、实际汇率三个变量对该国经济状况加以控制。3.使用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方法进行敏感性测试。4.将USinfluence的度量标准缩小为只包括扶植新领导人。5.时间动态效应。

 

机制检验

 

本文首先对政府直接购买机制进行了验证，其次对于贸易成本、意识形态、国际援助三大可能作用机制进行验证与排除。

 

1.政府直接购买机制

 

关于政府直接购买机制，结果如表2所示。从两个角度进行验证：一，若该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越强，即政府支出与GDP的占比越高，那么政府直接购买在该国对美国产品进口中的占比更大，CIA干预的贸易效应在该国就更强；二，从行业异质性角度，和政府关联角度关联越多的行业，会越多受益于CIA干预的贸易促进作用。主要通过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交互项进行验证。

表2第1-3列为政府支出占比。其中，第一列为未加入交互项的基准回归，第二列为加入政府支出占比和CIA干预的交互项，但其他控制变量未与政府支出占比交乘；第三列为加入政府支出占比和CIA干预的交互项，同时其他控制变量亦与政府支出占比交乘，作为稳健性检验。结果可见，交互项前的系数显著，且从边际看，当政府支出占比等于均值时，边际效应与第一列的基准回归结果接近。同时注意到，加入交互项后，USinfluence前的系数不显著，说明政府直接购买机制解释了几乎全部的CIA干预的贸易促进效应。

 

表2 4-5列为行业异质性结果。通过构造度量与政府关联程度的指标，与USinfluence交互，加入回归方程。首先构造两个连续型变量：该行业总产出中卖给政府的比例；该行业出口额中被政府购买的比例。根据上述两个指标对行业进行分类I iHighGovt：若该行业与政府关联程度大于中位数水平，则赋值为1.结果可见交互项前的系数显著为正，且边际效应显著。

2.对其他可能作用机制的讨论与排除

 

第一种可能作用机制为贸易成本下降，导致该国增加对美国产品的进口。

 

从行业异质性角度加以验证，若是因为贸易成本减少，相对于美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应更大受益于CIA干预的贸易促进效应。首先参照Balassa’s (1965)构造度量行业相对比较优势的指标RCAt,c,i。回归方程如下：

 

结果见于表3的第1-3列。其中交互项前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相对于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更少地受益于CIA干预的贸易促进效应，即CIA干预主要促进不具有竞争力的产品的出口。

第二种可能作用机制为意识形态，即CIA干预使得该国的意识形态更为亲近资本主义，进而增加了该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产品的进口。首先运用联合国投票数据构造指标度量两国的意识形态相似程度。其次，运用是否为美国的Indicator与USinfluence交互。再者，更为细致地区分非美国国家中和美国意识形态相似程度。

结果见于表4。其中，第一列加入是否为美国的IiUS 和USinfluence的交互，其中交互项前的系数β2显著为正，说明相对于其他国家，美国更多的受益于CIA干预的贸易促进作用。第2列加入各国意识形态与美国相似程度和USinfluence的交互项，其中β2显著为正，β3显著为负，说明在控制了意识形态之后，美国依旧更多地受益于CIA干预的贸易促进作用，且相对于和美国意识形态差别较大的国家，与美国意识形态接近的国家反而更少地受益于CIA干预的贸易促进作用。排除了意识形态可能作用机制。

第三种可能作用机制为国际援助。即，CIA干预成功使得该国和美国联系更为密切，美国增加了对该国的国际援助，同时也增加了要求购买美国产品的附加条款，进而增加该国对美国的进口。通过在基准回归中加入与援助相关的控制变量加以验证，与援助相关的变量包括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和进出口银行拨款。

 

结果见于表5。其中1-3列分别以军事援助、经济援助和来自进出口银行的优惠贷款为被解释变量，USinfluence前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CIA干预确实增加了美国对该国的国际援助。第5-7列依次在基准回归中加入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和进出口银行贷款，第8列同时加入三类援助加以控制。从结果可知，援助的机制是存在的，但是只能解释主效应的16%，主要作用机制仍然为政府直接购买机制。

结论与启示

 

本文的基本研究结论包括两个方面：1. CIA的干预可以增加美国的影响力，从而增加美国对该国的出口，并且美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更多地获益于这一贸易效应。2.其主要作用机制是政府直接购买。与此同时，我们排除了三大竞争性机制：贸易成本下降、意识形态改变、增加美国的贷款和拨款。

 

研究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 为政治经济学要素影响贸易提供了实验证据。2. 通过剥离出政治影响力的角色，本文研究为影响力和权力影响国际贸易提供了支撑。3.我们的研究丰富了当前对于CIA干预历史的定性和定量研究。

 

未来研究可进行更微观细致的机制探讨，如大公司游说政府让CIA干预的过程等。未来研究亦可检验CIA干预的其他影响，如CIA干预对金融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

 

本推文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经济转型讨论班（CETW）刘瑞明老师团队供稿。

 

Abstract

 

We provide evidence that increased political influence, arising from CIA interven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was used to create a larger foreign market for American products. Following CIA interventions, imports from the U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while total exports to the US were unaffected. The surge in imports was concentrated in industries in which the US had a comparative disadvantage, not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Our analysis is able to rule out decreased trade costs, changing political ideology, and an increase in US loans and grants as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We provide evidence that the increased imports arose through direct purchases of American products by foreign governments. (JEL D72, F14, F54, N42, N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