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李江艳 

原文链接：Alan, S., Baydar, N., Boneva, T., Crossley, T. F., & Ertac, S. (2017). Transmission of risk preferences from mothers to daughter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34, 60-77.

 

【研究背景】

 

在行为经济学中，类似于风险忍耐度（risk tolerance）、耐心（patience）等决策个体的偏好被发现是影响人们做出决策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人们的各种偏好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在形成过程中何种因素将影响这些偏好也成为学者们日益关注的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在研究个体特征的过程中，学者们也发现很多个体特征因素，例如职业、受教育程度、收入等，在家庭内部代际之间呈现长期持续状态。因此，这也引起了学者们对于家庭在儿童个体偏好形成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关注。基于此出发点，在本文中，作者考虑研究在家庭中母亲的风险偏好是否会传递给孩子。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家庭中，母亲的风险偏好是否与孩子的风险偏好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

 

【研究方法】

 

数据样本（data）

 

本文中关于母亲和孩子的研究样本来自于土耳其儿童早期发展生态研究(Study of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al Ecologies in Turkey, ECDET) 项目的参与者。该研究项目的样本数据包含了自2008年开始，来自于土耳其全国19个区域近一千名儿童（从三岁开始参与）以及他们的母亲相关调查数据。样本中的数据均通过家访（持续2-3小时）的形式收集。在这些调查数据中，包含了家庭相关特征信息、家庭经济状况以及儿童认知能力等数据。同时，在2012年的第五次调查中，调查者们在家庭访问的问题中添加了一个风险态度衡量问题，从而母亲和孩子们的风险偏好数据得以获得。关于母亲、孩子、家庭环境特征数据的详细信息参见原文2.2节。

 

风险偏好衡量任务（risk preference elicitation task）

 

在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数据中，对于母亲和孩子的风险态度衡量方法基于Gneezy and Potters (1997) 所提出的方法。其中，被试收到一定数量的钱，并且被询问将如何在一个风险选项以及一个无风险选项之间分配这笔钱。使用该方法的好处是被试能够很容易理解该任务并做出相应的决定，尤其对于被试为儿童的情况下。

 

在本文的风险偏好衡量任务中，由于被试的特殊性，对于母亲的风险偏好衡量任务和对于孩子的风险偏好衡量任务存在些许区别。具体来说，在对母亲的风险偏好进行衡量时，每位被试初始时被分配到10个代币（token），每个代币对应1土耳其里拉（Turkish Lira, TL）。同时，被试们被告知有一个风险碗（risky bowl），每往风险碗里放一个代币，最终可能产生的结果有两种可能：（1）好的结果：1个代币翻倍成3个代币；（2）不好的结果：1个代币变成0个代币。具体哪种结果会出现取决于从一个翁（urn）中，其中有一黄一紫两个球，取出的球的颜色。对于被试为母亲时，其所参与的整个任务流程为：先决定将多少个代币放入风险碗；然后再从瓮中取一个球出来。若取出球的为黄（紫）球，则风险碗产生的结果为好（不好）的结果。为了使整个过程尽可能透明化，在把球放入瓮之前，调查者会将球展示给被试以表明放进瓮中的两个球仅在颜色上存在差异。同时，为了尽可能消除被试疑虑，从瓮中取球的任务也由被试自己完成。

 

在对孩子的风险偏好进行衡量时，考虑到儿童被试的特殊性，每位被试初始被分配到4个代币（token），每个代币对应1个礼物（gift），该礼物为被试从一个包含了各种礼物，如玩具、文具、发卡等，的礼物袋中自己挑出。类似地，儿童被试也面临一个风险碗，且每往风险碗里放一个代币，最终可能产生的结果有两种可能：（1）好的结果：1个礼物翻倍成3个礼物；（2）不好的结果：1个变成0个礼物。风险碗所产生的结果也由从瓮中取出的球的颜色来决定。同样地，取球步骤也由儿童被试自己完成。

 

总结来说，在上述任务中，风险选项有50%的可能性会产生一个好的结果，在上述任务中为投入的资金翻3倍；也有50%的可能性会产生一个不好的结果，在上述任务中为损失掉投入的资金。被试最终的收益为投资风险选项获得的收益与保留在无风险选项部分的收益之和，即3 · R ·1/2+ (W − R)，其中R为投入于风险选项中的部分。通过此式可以看出，被试最终的期望收益为所投入风险选项部分R的单调增函数。因此，在该任务中，若被试对风险持中性（risk-neutral）或喜爱（risk-loving）态度，则会选择将所拥有的资金全部投入到风险选项中。相应地，若被试对于风险持厌恶态度，则会选择仅将一部分，小于全部，的资金投入到风险选项中，另一部分保留在无风险选项部分。据此，本文通过被试投入到风险选项的资金的数量来衡量其对于风险的态度。

 

【研究结果】

 

风险偏好态度

 

由原文图1及原文图2所示，作者发现，孩子平均选择将2.14个代币投入到风险选项中，且相比而言，男孩比女孩更能忍耐风险。具体表现为男孩平均选择将2.2个代币投入到风险选项中，而女孩选择将2.1个代币投入到风险选项中，此对比差异在0.05水平下显著。母亲平均选择将4.5个代币投入到风险选项中。

 

 

母亲与孩子风险偏好态度相关性

 

在原文图5中，作者呈现了给定母亲投入到风险选项中的代币数量时，孩子所投入到风险选项中的代币数量。总的来说，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而具体的相关性统计检验则表明，母亲的风险偏好态度与孩子风险偏好态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性（相关系数：0.14，p值：0.023）。若根据性别分开来看，作者发现母亲与女儿之间的风险偏好态度的相关性更强，也更显著（相关系数：0.23，p值：0.002）。相比之下，母亲与儿子之间的风险偏好态度则要弱些，且该相关性在统计上不显著（相关系数：0.08，p值：0.293）。

 

此外，为了查看母亲的风险偏好态度是否会一定程度上对孩子的风险偏好态度起作用，作者进行了相应回归分析。为了便于理解，在回归分析中，作者分别使用孩子所投入代币占其所拥有的总代币数量比例为被解释变量，以母亲所投入代币占其所拥有的总代币数量百分比为解释变量。具体回归分析结果见原文表1。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母亲投入到风险选项的代币数量每增加10%，孩子投入到风险选项的代币数量则增加1.42%。该关系在控制了区域固定效应以及孩子的性别后依然成立。

 

 

作为原文表1回归分析结果的后续，作者又分别检验了母亲的风险态度分别对男孩和女孩风险偏好态度的影响。分析结果见原文表2 所示的回归分析。根据原文表2点结果，作者发现，母亲的风险偏好态度对于其女儿的风险偏好态度存在显著的正向解释作用，且母亲投入到风险选项的代币数量每增加10%，其女儿投入到风险选项的代币数量显著增加2.3%。然而该解释作用在母亲和其儿子之间并不显著。也就是说，母亲的风险偏好态度在代际之间传递时，传递作用的大小与下一代的性别有关。

 

 

此外，在原文中，作者还检验了母亲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所投入的努力（mothers‘ effort）与孩子的风险偏好态度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详见原文表3），以及相应的各类稳健性检验。读者若感兴趣，可详细阅读原文。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一项专门的调查数据库，其中包含母亲与其孩子间的各类详细个体数据以及相关家庭信息等，作者研究了母亲与孩子之间是否存在风险偏好态度传递的这一问题。在调查数据获取过程中，通过一个有激励机制的风险偏好提取任务，母亲以及孩子的风险偏好态度得以获得。在对本文研究问题的分析中，作者发现母亲的风险偏好态度与其孩子之间的风险偏好态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也就是说，母亲的风险偏好态度会一定程度上决定其孩子的风险偏好态度。然而，在进一步的分析中，作者发现母亲对于孩子风险偏好态度的传递作用在母亲与女儿之间更加明显，而在母亲与儿子之间作用很微弱甚至不显著。

 

Abstract

 

We study the transmission of risk attitudes in a unique survey of mothers and children in which both participated in an incentivized risk preference elicitation task. We document that risk preferences are correlated between mothers and children when the children are just 7–8 years old. This correlation is only present for daughters. We further show that a measure of maternal involvement is a strong moderator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others’ and daughters’ risk tolerance.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a role for socialization and parental investment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risk p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