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刘春阳 

原文信息：钱先航，曹廷求，曹春方.既患贫又患不安:编制与公共部门的收入分配研究[J].经济研究，2015，50(07):57-71.

 

一、研究思路

 

1.研究背景

 

在我国，公共部门存在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按照是否有编制划分为两类：在编人员与非在编人员。在编人员是通过公务员考试或者事业编考试进入的人员，受人事部门管理；非在编人员是公共部门为了工作需要通过社会招聘进入的人员，这类人属于合同工、临时工，由劳动部门管理。2013-2014年前后，公共部门的合同工和临时工屡上新闻，诸如城管暴力执法和受贿案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也引人思考，公共部门的合同工屡次出现负面新闻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2.研究问题

 

本文将这一社会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进行研究，探究在公共部门，“正式工”与“合同工”到底有哪些差异？这种差异有多大？除了收入等物质方面，二者在主观态度方面是否也会存在不同？文章采用了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检验了公共部门内部“正式工”和“合同工”在个体收入状况、工作时间、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异，同时进一步考察了编制对个体风险投资、消费观念、未来预期、幸福感等主观态度的影响。

 

3.研究发现

 

相比“正式工”，“合同工”的收入较少，工作时间较长，且难以享受退休工资和住房公积金；主观态度方面的风险承担能力和幸福感也较差。而人们当“合同工”的主要目的在于，以当前的低收入换取未来的退休保障。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行政编制比事业编制前者在收入和住房公积金方面有优势，其余均无显著差异，这凸显了编制的普遍价值。

 

二、文献评述

 

目前的研究集中于经济转型中的权力与收入分配及公共部门收入差异的影响因素两方面。第一支文献：权力变形假说、权力持续假说、权力衍生论等，既有研究证实了在我国政治身份和职业阶层确实对个体收入具有重要影响；第二支文献：目前直接对公共部门内部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依然较少，且都是为了比较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的收入影响因素。

 

在我国，党政官员的权力依赖于编制，文献中对权力与收入的研究尚未触及到核心的编制问题，因此本文是通过编制来探究公共部门内部收入差距。

 

三、研究设计

 

1.样本与数据来源

 

使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数据，筛选出在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工作的行政、事业编制及无编制人员，有效样本量为1216。

 

2.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基本模型：

（1）被解释变量：收入（Dependent）。采用基于广义收入视角，包括3类变量11个指标：收入状况（年工资、奖金、补助收入和年度总收入）、工作时间（年度工作月数、周工作天数及日工作小时数）和社会保障（退休收入形式、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拥有状况）

 

（2）核心解释变量：个体是否有编制（Establish，虚拟变量，有编制为1，否则为0）、是否为行政编制（E_xzb，虚拟变量，行政编制为1，否则为0）、是否为事业编制（E_syb，虚拟变量，事业编制为1，否则为0）。

 

一系列控制变量：个体特征选取性别、年龄、学历、民族、户口和政治面貌；工作特征选取工作年限、工作职务、工作数目、工作行业和所在地区。

 

（3）变量描述性统计

 

从描述性统计（表2）来看，发现有以下特点：①从均值来看，公共部门收入较高；②结合均值和标准差来看，个体间收入差距大，奖金、补贴在个体间的差距更大；③最小都为0，工资最高达54万元，总收入最高达60万元，说明回归容易受极端值影响；④奖金和补贴在0.25分位数为0说明这两项存在至少25%的0值，该数据特点也决定了后续使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

（4）变量的分组检验

 

首先对收入状况、工作时间及社会保障进行了单变量分析（表3），检验其在Establish为0和1时的差异。结合差异值和统计显著性来看，相比“合同工”，“正式工”在本文所检验的三个方面均具有显著优势（除了在年工作月数方面）。

 

基于这种直觉上的认识，接下来使用计量方法进行检验。

四、计量结果及分析

在方法上，对收入状况和工作时间采用Tobit回归；对于社会保障，对Retire采用Ordered Logit回归，其余三个变量采用Logit回归。同时还对回归的标准误进行省级层面的cluster以控制聚类相关而导致的偏误问题。

 

1.编制与收入状况

 

根据表4（篇幅原因未截取原文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对于“合同工”，“正式工”会有更高的工资、补助及总收入。编制引致的工资差距为6330元，补助差距为770元，总收入差距则达约8000元。

注：（）内为标准误，经省份cluster调整。以下各表同。Tobit回归的系数不能直接体现变量的作用，［］内为边际效应。

 

2.编制与工作时间、社会保障

 

根据表5（篇幅原因未截取原文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在工作时间方面，“合同工”的工作时间要显著长于“正式工”；在社会保障方面，“正式工”有更高的比例享受退休工资和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方面并无显著差距是因为前者属于全覆盖型的保险，后者则不仅保险金额度较低，且属于临时性的保险。

3.行政编与事业编的差异

 

进一步将编制分解，检验行政编和事业编两者是否存在差异。将Establish分解为E_xzb和E_syb来考察此问题。根据表6，事业编的工作时间较短，但行政编具有收入和住房公积金方面的优势。

以上各项结果表明，只要是“正式工”，无论是行政编还是事业编，都比“合同工”有优势。

 

4.为什么人们愿意当公共部门的“合同工”？

 

以前文三类收入为被解释变量，以Public为主要解释变量的模型（虚拟变量，定义公共部门“合同工”为1，否则为0），控制变量不变。

 

根据表7，相比其他部门的员工，“合同工”在收入和住房公积金方面存在劣势，但“合同工”在劳动强度和退休保障方面有优势。一个理性的“合同工”会有强烈的激励去增加当前收入以弥补这一劣势，而其拥有的“协助执法权”又为这种激励提供了途径，这也是各种暴力执法现象出现的原因。

五、进一步讨论：编制与个体态度

 

检验二者在个体态度方面的差异。以1-5的排序来度量其态度（见表8），数字越小说明该个体越偏好风险、增加消费、对未来经济预期越好且越感觉幸福。

使用以个体态度为被解释变量，编制和前文模型变量为解释变量的模型，采用Ordered Logit回归。同时，也将Establish进一步拆分为E_xzb和E_syb两类以检验行政编与事业编的差异。

 

1.编制与个体态度

 

根据表9（篇幅原因未截取原文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Establish对Risk和Happiness显著为负（在Ordered Logit回归中，系数为负意味着倾向于低赋值等级），结合表8分析，即有编制的“正式工”更倾向于选择高风险和非常幸福，也就意味着相对于“正式工”，“合同工”具有较低的风险偏好，幸福感也较低。

2.行政编、事业编与个体态度

 

表10的结果显示，E_xzb和E_syb对Risk和Happiness都显著为负，充分说明相比“合同工”，不论是行政编还是事业编都有相对较高的风险偏好和更高的幸福感。

六、文章贡献

 

本研究体现了编制对公共部门个体收入分配的重要影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人们对于编制的追逐以及大量“合同工"引发的社会问题。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三点：

 

一是深化了关于阶层、权力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将现有对市场分配机制、社会集团、权力与收入分配的讨论推进到更具深层和现实意义的编制层面。

 

二是拓展了关于公共部门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不仅考察了收入之外的收益;更重要的是，本文将视角定位到公共部门内部的“正式工”和“合同工”，关注此二者的不同是我们理解公共部门收入差距的关键。

 

三是数量化了编制对个体收入及社会保障等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其对个体态度的作用，这对于回应当前社会关切、推进机构编制和收入分配改革具有较强的参考意义。

 

七、评价与启发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社会高度关注的，有较高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计量模型使用恰当，结合所用数据来看，本文识别策略已经做到能力范围内最好。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社会高度关注的，有较高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计量模型使用恰当，结合所用数据来看，本文识别策略已经做到能力范围内最好。

 

提出自己质疑的点：

 

1.识别方面可能存在内生性，编制与收入之间还有很多无法观测到的因素，如编制的获取是一种竞争选拔机制，与个人能力与主观努力关系密切，能力强的和努力的人容易获得编制、同时也容易有更高的工资，但普通职工的能力很难找到合适的数据或测量，需要更加可信的因果推断框架去研究。

 

2.Tobit模型的缺陷是对分布的依赖性强，不够稳健，需要检验正态性与同方差性，但是文章没有体现这部分内容。

 

3.对于合同工选择进入公共部门的分析略粗糙，对于个体特征的变量没有考虑个体间的差异性，其中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需要依靠社会学或者公共管理领域常用的质性研究方法来进一步挖掘；将公共部门的合同工和“所有其他部门员工”相比，而不是与“其他非公企业员工”相比，回归结果可能存在偏误。

 

Abtract

 

本文检验了编制对公共部门微观个体的作用。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本文考察了公共部门“正式工”和“合同工”在个体收入、劳动强度、社会保障等物质方面及主观态度的差异，并进一步检验了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的差异。结果显示，相比“正式工”，“合同工”的收入较少，工作时间较长，且难以享受退休工资和住房公积金；主观态度方面的风险承担能力和幸福感也较差。而人们当“合同工”的主要目的在于，以当前的低收入换取未来的退休保障。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前者在收入和住房公积金方面有优势，其余均无显著差异，这凸显了编制的普遍价值。本文为深化我国公共部门的编制和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了经验支持。

 

本推文由中国经济转型讨论班（CETW）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