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张健

文献信息：Black, S., Devereux, P. and Salvanes, K. (2005), "Why the Apple Doesn't Fall Far: Understanding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5, No. 1, pp. 437-449.

 

1.背景介绍

 

如果父母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通常他们的子女也会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选择效应和因果关系是对这种现象的两种常见解释，前者主要指父母能力较强他们的子女也能力较强，能力较高的父母选择接受更多的教育，他们的子女同样也会因为能力较高而选择接受更多的教育，“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谚语似乎能比较拟合这种情形，内在的家庭特征和遗传因素是常见的内在机制形式；后者主要指指父母教育水平对后代的溢价效应，如果父母有机会获得更多的教育，他们也会促使子女获得更多的教育，外在的教育政策在这一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关于人力资本的代际间传递研究方面，用的比较多的方法有三种：同卵双胞胎、领养的子女和工具变量法。同卵双胞胎数据的使用，有利于剔除遗传基因层面的影响，但是随着不同性别数据的使用，结果不尽相同；领养子女数据的使用同样可以剔除遗传因素的影响，但是由于样本量小、领养非随机和影响子女教育水平的无法观测的父母的特征的问题，估计结果同样受到质疑。在使用工具变量法的过去研究中，有两个问题经常出现，一个是教育政策的改变是同一时间在在全国铺开的，这使教育随时间变化的长期趋势和一次性的教育政策变化的效应相混合；另一个是受限于数据，无法观测最终教育程度，只能观测到子女早期行为。

 

本文通过使用挪威独特数据与工具变量法，克服了过去在使用工具变量法时的两个不足，试图解释父母的育水平与子女教育水平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研究表明，上面提及的父母教育水平与子女教育水平的高度相关性主要是由于选择效应而不是因果效应。

 

2.数据

 

从1960年到1972年，挪威各行政区根据国会授权陆陆续续进行义务教育制度改革，改革的目的旨在增加教育年限和提高教育质量，改革之前，从七岁开始的义务教育年限为7年，改革之后，开始年龄不变，但是义务教育年限改为9年。

 

本文数据来源于覆盖整个挪威人口的行政数据，由于各行政区改革实施时间不同，作者提取了父母其中任何一位出生在1947到1958年，且在2000年他们的子女年龄处于25到35岁的样本数据。挪威的教育注册开始于1970年，对于父母的教育状况数据来自于197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研究中只保留了1970年之前完成教育的父母样本，子女的教育状况数据来自随后的教育注册数据。同时，作者对每个行政区的教育改革时间进行了确认，删除了改革时间在一年以上的行政区和无法确认改革时间的行政区，最后保留了728个行政区中的545个。

 

根据对数据的基础统计发现，教育改革对受教育较少的阶层有更大的影响，所以作者单独针对改革后父亲或母亲的受教育年限等于或少于9年的样本进行了分析。

 

3.识别战略、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本文使用了在不同时间发生在挪威不同行政区的教育改革作为父母教育水平的工具变量，研究了父母的教育水平对子女的教育水平的因果影响，实证模型如下：

如果右上角有p，则代表父母的相关变量，否则就是子女的相关变量；ED表示获得的教育年限；AGE表示年龄，固定年龄影响，它允许和教育改革无关的教育长期趋势；MUNICIPALITY表示固定的地区效应；REFORM表示个人是否受教育改革的影响，如果受到影响则表示为1，否则为0。

 

在回归分析中，同时体现了异质性分析，即区分了父亲或母亲的教育水平对儿子或女儿水平有不同的影响。

表3A表示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教育改革对父母的教育水平的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是，相比全部样本，低教育水平的样本的推测结果显示，教育改革对增加他们的教育水平的影响更大。

 

表3是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

对于全样本数据，OLS结果表明，父母的教育水平对子女的教育水平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考虑了异质性影响后，边际影响在0.20到0.25这个区间内，即父母的教育年限增加一年，子女的教育年限增加0.20到0.25年；但是IV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

 

对于改革后父母的教育年限在10年以下的样本数据，OLS分析结果与全样本分析的结果类似，但是IV结果表明只有母亲的教育水平对儿子的教育水平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是对女儿的教育水平没有显著的影响，父亲的教育水平对子女的教育水平影响接近于0且不显著。

 

因此，总的来说，结果表明父母教育水平对子女教育水平的因果影响是很弱的，它们之间的正相关性可能是家庭背景、能力、收入或者其它因素的积极的影响结果。

 

针对父母的教育水平对子女的教育水平几乎没有因果影响这一结果，作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1）考虑了由于父母的教育水平影响生孩子的时间，即子女的年龄可能是内生的，进而从回归中剔除了子女的年龄；2）改革时间的不精确测量或者改革实施的延迟会导致IV推测有偏误，针对这种情况，作者剔除了改革前后两年的样本进行了分析；3）作者把教育分界点提高到13年以下的样本进行分析，而不仅仅是10年以下。稳健性检验表明，研究结果并不依赖于不同样本的使用，是稳健的。

 

4. 结论

 

通过使用挪威上世纪60年代的义务教育年限改革作为作为父母受教育水平的工具变量，对父母教育水平与子女教育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做了研究。尽管OLS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积极关系，但是IV研究表明父母与子女教育水平之间的高度正相关性主要是由于选择效应而不是因果效应，父母教育水平之外的家庭因素、收入因素等对子女的教育水平的增加有更重要的影响。不过研究结果存在一个例外，即如果母亲增加她们的教育水平，这将也会增加她们儿子的受教育水平。

 

研究结果对于教育在代际间的溢出效应没有提供很积极的支持，对通过教育政策提高一代人的教育水平进而影响后代人的教育水平这一路径提出了质疑，但是，由于政策的连续性，这使每一代的教育水平得到了提高，尤其针对原本受教育较少的那部分人。

 

Abstract

 

Parents with higher education levels have children with higher education levels. However, is this because parental education actually changes the outcomes of children, suggesting an important spillover of education policies, or is it merely that more able individuals who have higher education also have more able children? This paper proposes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by using a unique dataset from Norway. Using the reform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that was implemented in different municipalities at different times in the 1960s as an instrument for parental education, we find little evidence of a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education and children's education, despite significant OLS relationships. We find 2SLS estimates that are consistently lower than the OLS estimates with the only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ffect being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s education and son's education.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high correlations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s education are due primarily to family characteristics and inherited ability and not education spillov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