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李沅芷 

原文信息：Julien Gagnon and Sanjeev Goyal. 2017. “Networks, Markets, and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1): 1–30 https://doi.org/10.1257/aer.20150635

 

引言

 

许多年轻人认为，过年走亲戚已非必要活动，相较于老一辈，他们更倾向于积极投身到市场环境中建立新的关系网；但另一方面，微商从业者通过自己的熟人朋友打开市场，市场与社交网络究竟孰优孰劣？对于二者关系的研究多为实证且存在争议，有认为市场力量的扩张会挤出社交联系；也有研究认为市场与社交网络的相互作用提高社交收益，加强社交联系。

 

本文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将社交网络和市场统一起来进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二者相互关系存在的争议，探究社交网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及其对社会福利和公平的影响，并用该模型对已有社交网络与市场关系的实证研究结论进行解释，可用该框架解释市场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如印度经济改革对社交网络中不同种姓、性别在教育选择上的影响差异），以及微博和朋友圈这种依赖关系的新媒体兴起和依赖市场的传统媒体衰落之间的关系。

 

理论模型

 

·模型设立

 

假设一组个体N={1,2,…,n}，n≥3。两个个体i和j之间的关系表示为g_ij：g_ij=1为存在联系，g_ij=0为不存在联系。假定初始状态g_ij=0，用g表示所有个体间联系构成的社交网络。个体i选择是否参与社交网络x_i∈{0,1}，是否参与市场y_i∈{0,1}，个体i的行为表示为a_i=(x_i,y_i)，所有人的行动集α=(a_1,a_2,…,a_n )=(α_i,α_(-i))。个体参与社交网络的收益取决于其自身和邻居行为，个体参与市场的收益不受其他人行为的影响。

 

· 最优均衡a_i^*的刻画

·模型直观解释

 

在社交网络中，处于网络核心（也就是有更多关系）者获得更多的收益，而处于边缘者获得收益较少。当社交网络和市场相互替代时，处于网络核心的人在社交网络中得到高回报，选择参与社交网络，而处于社交网络边缘的人倾向于选择离开社交网络，参加市场，以获得更高的回报。当社交网络和市场互补时，处于社交网络核心的人会选择同时参与社交网络和市场，以获得更高回报。

 

结论

 

1.社交网络对市场参与度的影响

 

当社交网络和市场互补时，社交网络联系越密集，市场参与度越高。社交联系多者更倾向于参与市场进一步提高收益。当两者相互替代时，社交网络越密集，市场参与度越低。社交联系少的人从社交网络中获益少，倾向于转向参与市场活动。

 

2.市场参与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当社交网络和市场相互替代时，处于社交网络边缘者选择参与市场退出社交网络，会增加其本人的福利，但他的退出对社交网络中的其他参与者形成负外部性，因此可能会降低社会总福利。当两者互补时，参与市场能提高社会福利。

 

3.市场参与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

 

当社交网络和市场相互替代时，参与市场降低社会不平等，处于社交网络边缘的人离开社交网络，参与市场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同时产生的负外部性降低参与社交网络者的收益，缩小了双方的收入差距。当两者互补时，原本处于社交网络中获得最大受益者，通过参与市场仍然获得最大收益，当市场进入不完全时，会加强社会不平等。

 

模型应用

 

文章用已有实证研究结论，验证该模型的解释力。Munshi and Rosenzweig (2006)研究发现印度1990年的经济改革显著增加了白领工作者的回报，其必要技能是英语，因此相较于印度语，英语教育的回报显著增加。但是，现实情况是工人阶级和高社会地位（在印度体现为高种姓阶层）的男性从该经济机会中获益远低于女性。这个现象可以用社交和市场完全替代的思路理解，在印度，高社会地位家族的男孩拥有良好的社交网络，多通过家族成员介绍就业，故更倾向于学习本土语言作为关系纽带；而女孩一般无法获得社交网络带来的好处，能充分利用经济改革中的机遇，转而学习收益更高的英语教育，使得以往处于不利地位的（女孩）群体在教育水平和就业结果上可能超过优势（男孩）群体。

 

文章还用模型分析了现代信息产业发展的经济效应案例。Jensen(2007)关于印度渔民手机的使用增加了渔业收益的文章，是社交行动与市场互补的例子，手机的使用降低了渔民获取交易信息的成本，促进渔业发展，同时产业规模大者相对于规模小者，更容易通过使用手机获取信息降低交易成本，加剧了渔民间的收入不平等。模型还可以用来解释社交网络与传统媒体衰落的关系，人们可以通过社交网络（比如微信、微博）获取媒体信息，因而二者是相互替代关系，我们的模型认为处于社交网络核心的人更容易使用社交网络代替传统媒体获取信息，年轻人相较于年长者有更密集的网络关系网，这与现实中网络社交参与度与年龄负相关相符。

 

对我国现实的解释

 

该模型可以用来解释我国的社会现象，年轻人越来越不热衷于走亲戚，源自市场对传统社交联系的替代，早些年亲戚邻里关系相当于一个非正式的社会保障系统，大小困难都靠相互帮扶，彼此提供方便，发展到今天年轻人其实处于社交网络的边缘，他们从亲戚关系中获益少，故没有强烈的“走亲戚”动机，其更倾向于投身市场从中得到市场关系和社会保障。我们也可以用此分析改革开放后的企业改革进程和之后的“下海热”，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型国有企业处于关系网核心，关系广泛，不愿意改变经营机制、离开体制进入市场；而民营企业处于关系网边缘，愿意改革进入市场经济。同理，90年代下海那部分人也是在体制内处于社交关系网络边缘者，选择转向从事收入和风险较高的商业活动，而处于体制关系网核心的人，不愿放弃现有的高收益冒风险转行，市场化改革促进了资本流动，缓解了社会不平等问题。

 

参考文献

 

[1]. Munshi, Kaivan, and Mark Rosenzweig. 2006. “Traditional Institutions Meet the Modern World: Caste, Gender, and Schooling Choice in a Globalizing Econom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 (4): 1225–52.

 

[2]. Jensen, Robert. 2007. “The Digital Provid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rket Performance, and Welfare in the South Indian Fisheries Sector.”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 (3): 879–924.

 

Abstrac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mmunity and markets remains a central theme in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empirical evidence is rich: in some instances, markets strengthen social ties, while in others they undermine them. The impact of markets on inequality and welfare also varies widely. This paper develops a model where individuals in a social network choose whether to participate in their network and whether to participate in the market. We show that individual behavior is defined by the q-core of the network and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conflicting evidence is whether the market and the network are complements or substitu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