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杨琳娜

原文信息：Gould, Eric, Avi Simhon and Bruce Weinberg. 2019. "Does Parental Quality Matter? Evidence on the Transmission of Human Capital Using Variation in Parental Influence from Death, Divorce, and Family Siz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5495.

 

每年高考结束后，离婚率就会一个小幅度上涨，很多父母为了孩子高考而维持着不幸福的婚姻关系。然而，父母的婚姻真的对孩子的高考成绩有影响吗？当然，本文并不是研究这一问题。我经常听身边的朋友说，我现在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挣钱，争取未来能够给孩子一个好的教育环境。而本文就是运用父母的离婚、死亡及家庭规模的变化来考察父母的教育水平对子女的教育水平的因果影响。

 

摘要

 

本文通过运用父母死亡、离婚以及大家庭中父母角色日益专业化导致的父母影响的变化考察了父母到子女的人力资本传递。所有三种变化来源都产生了惊人相似的模式，这表明人力资本中强烈的亲子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果关系。在每种情况下，父母花费更多时间陪伴孩子，教育中的亲子关系更强；反之则更弱。这些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受过教育的父母会花更多时间陪伴孩子。

 

一、引言

 

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往往有受过更好的教育的孩子，并且通常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相比，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这两种现象背后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受过教育的父母在为子女创造人力资本方面更有成效。作者就是利用父母死亡、离婚以及较大家庭规模中父母角色日益专业化的父母参与变化来检验这一假设。

 

尽管有大量关于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文献，但各方法学的研究结果存在很大差异。本文采用了一种新方法，该方法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这种传播的强度（如果不是完全遗传的）应该是每个父母的“质量”的函数，与每个父母的时间和影响相互作用。实证检验这个问题具有挑战性，因为每个父母的角色，时间投入和劳动力参与可能被设置为家庭优化的一部分，并且与孩子和父母的未观测特征相关。例如，有学习问题的孩子可能会得到他/她父母的更多关注，从而导致儿童结果与父母时间投入之间的负相关。

 

为克服这些实证障碍，作者在父母影响中使用准随机变化。父母死亡增加了在世父母相对于去世的父母的角色和时间投入。同样，父母离婚通常会导致孩子越来越多地接受父母（通常是母亲）相对于另一方的照顾。父母时间投入和影响的这两种变化如果在孩子的生命早期出现影响就会加强。因此，为了识别父母人力资本对儿童人力资本的因果影响，作者分析两种类型的不幸事件的发生率和时间。

 

作者主要采用三种互补策略来区分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首先，为了表明结果的稳健性，文中控制父母收入，学校固定效应和居住地的社会经济地位。其次，利用父亲通常挣得更多，花更少时间陪伴孩子的事实，因此，如果主要机制是间接收入渠道，失去父亲的影响应该大于失去母亲的影响。事实上，作者发现相反的情况。最后，作者构建了一个模型，表明随着家庭规模的增加，如果时间投入很重要，母亲的教育应该比父亲的教育更重要——因为事实上母亲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相比大家庭的父亲。因此，作者提供三个互补的证据，指出时间效应的直接质量是将父母教育与其子女结果联系起来的主要渠道。

 

二、理论

 

作者在这一部分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模型，提出了5种理论假设，解释父母教育影响其子女人力资本的机制。

首先解决最佳投资问题，然后解决童年时期儿童人力资本的实现价值。

 

该模型显示，儿童的人力资本在每个父母的教育水平上增加，但父母教育的影响通常不能与k0代表的遗传的影响分开。资本在每个父母的教育水平上都在增加，但是父母的影响。这一发现强调了主要挑战之一是识别父母教育水平的因果影响，——即如果父母教育与k0是正相关的，那么父母教育水平对儿童的人力资本的回归将是向上偏的（假设1）。

 

使用儿童时期父母死亡时间的变化可以克服这一障碍。将这些元素纳入模型，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不同的父母的教育与孩子的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来区分遗传学的混杂因素——父母在孩子的生命早期去世、父母则在后期去世或者在18岁时参加考试时的生活在孩子的生命（假设2）。

 

除了确定父母教育的因果效应之外，我们还试图区分父母教育对儿童时间生产率的直接影响与父母教育对家庭收入的间接影响。为了解释这些机制，我们利用时间分配模式和母亲与父亲之间的工资率。具体而言，与父亲相比，母亲通常工作并且收入较少（总体和每小时），花在儿童身上的时间更多。因此，失去母亲将对与陪伴孩子的时间上产生更大的影响，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小于失去父亲的影响。因此，一项发现母亲的在世增加了母亲受教育的影响（对儿童的人力资本的影响）而不是父亲的在世增加了父亲的学校教育的影响意味着父母的学校教育通过时间投资影响儿童的人力资本和时间渠道支配渠道占主导地位（假设3）。

 

直接和间接渠道的相对重要性也可以从父母的死亡如何影响在世父母的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中得到阐明，称之为“替代”。直观地，如Fadlon，Itzik和Nielsen（2015），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母亲将在父亲去世时增加工作时间，但是当母亲去世时，父亲将会花更少的时间工作。如果时间投入不重要，父亲去世后母亲工作的增加将导致她的教育变得更加重要，但母亲的去世不会导致父亲教育的重要性增加，并可能导致父亲的教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因此，一个发现母亲的死亡导致更多的母亲和父亲的替代（通过其人力资本对儿童人力资本的相对重要性来衡量）比父亲的死亡导致的父亲和母亲的替代，意味着父母教育通过时间投资影响儿童的人力资本（假设4）。一个发现，后阶段父母的死亡减少的替代超过当母亲去世时或者父亲去世时，这表明时间投资的重要性。

 

离婚

 

虽然父母离婚的发生率和时间与父母死亡相比不太可能是外生因素，但离婚更为常见，与父亲死亡有相似之处，因为母亲通常在大多数社会中保留监护权。鉴于这种制度设置，我们的模型对父母死亡的预测和结果也适用于经历父母离婚的家庭。因此，对父母离婚的实证分析可以作为对父亲死亡的调查结果的稳健性检查。

 

家庭规模

 

关于将父母教育与儿童人力资本联系起来的机制的信息也可以从不同规模的家庭之间的差异中获得。直观地说，在没有时间影响儿童人力资本的情况下，家庭规模的增加削弱了父母教育对儿童人力资本的影响，因为金融投资分散在更多的儿童身上。此外，较大家庭的父母在育儿时间方面通常表现出较强的专业化程度，因此，这种变化对孩子的人力资本如何取决于每个家长的学校教育水平产生了可测试的影响。该模型表明，如果时间投入很重要，如果母亲相对于较大家庭的父亲增加与孩子相处的时间，母亲的学校教育对于孩子的人力资本相对于父亲的学校教育将变得更加重要。如果父母和子女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是由父母收入引起的，那么情况恰恰相反（假设5）。因此，家庭规模的变化使我们能够揭示父母时间直接影响与父母资源的间接渠道在确定父母与子女人力资本之间正相关关系中的重要性。

 

三、数据

 

本文的实证分析使用了以色列官方人口登记处和教育部的数据。每个以色列公民都在登记处有一份记录，其中包括他或她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移民身份、出生日期、死亡日期、婚姻状况以及每位父母的身份证号码。该信息用于确定每个人的兄弟姐妹的数量及其出生顺序。

 

这些人口统计学变量与教育部提供的学生级数据相匹配，其中包含每个学生在各种科目（数学、希伯来语、英语、圣经研究，科学等）上的表现的信息，这些考试组成了在11和12年级的入学考试成绩。我们收到了所有计划在1992年至2009年（1974年至1991年之间出生）毕业的高中生的数据，以及每个学生的性别，移民身份，父母双方的教育水平以及进入的特定高中的指标信息（没有透露学校的名称或位置）。我们将样本限制在参加世俗公立学校的大多数本土犹太人。

 

四、分析母亲的死亡

表4中的第一列使用了一个没有失去父亲的所有个体的样本，其中包括一个失去母亲的哑变量，一个在18岁之前失去母亲的哑变量，以及包括在18岁之前失去母亲与每个父母的教育水平的交互项。这些交互项系数表明，如果孩子在18岁之前遭受母亲死亡，母亲教育的影响会显著下降，父亲教育的影响会增加，但不会显著。当我们控制学校固定效应和当地社会经济指数时，这一发现是稳健的，并且系数也在增加。第（4）列与18岁之前失去母亲的哑变量与父母的不同教育水平交互，并表明当母亲在18岁之前去世时，母亲的教育相对于父亲的重要性显著降低（“替代”理论部分描述的过程）。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失去受过教育的母亲比失去受过少量教育的母亲更为昂贵，而且母亲教育对其子女入学的影响似乎取决于她是否在孩子的青年时期就在身边。

 

表4的右边小组检验了父母教育水平的重要性是否与母亲在去世前所花费的实际年数不同。估计表明，与母亲一起度过的每一年都会增加母亲教育对孩子表现的影响，但会降低父亲教育的影响。这一分析表明，当母亲在18岁之前去世时，母亲的教育相对于父亲而言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但是这种模式因母亲在母亲去世前与父母双方共度更多年而减少（即如果母亲晚年/早年去世）。有趣的是，系数的大小表明，如果母亲在孩子出生后立即死亡，母亲的教育效果基本上为零，但母亲每增加一年的生命，就会增加0.0021，以达到教育对孩子的及格率的影响。相比之下，如果母亲在孩子出生时死亡，父亲的教育对孩子的及格率的影响从0.0262增加到0.0428（0.0262 + 0.0166），但母亲生活的每一年都会显着减少父亲教育的影响由0.0013。换句话说，如果母亲在孩子出生时死亡，她的教育对孩子没有影响，而父亲的教育影响很大。

 

随后作者在几个方向上扩展对母亲去世的分析。首先，研究在世的父母再婚的问题。当一名母亲在孩子满18岁之前去世时，几乎13％的父亲在孩子满18岁之前再婚。为了看看这可能如何影响结果，作者将样本限制在父亲没有再婚的情况下。表5中的第（2）列，该限制不会减小我们主要感兴趣系数的大小或重要性。母亲死亡时的孩子年龄与母亲教育之间的交互项实际上从0.0015增加到0.0018，而与父亲教育的相互作用仍为-0.0009。这种模式表明再婚现象，如果有的话，将使我们的主要结果偏向零。这一发现与死亡母亲至少可以由第二任妻子部分替代的想法是一致的，因此，失去母亲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与新妻子共度时间来减轻。如果父亲不这样做再婚，效果更加敏感，因为没有人可以弥补与父亲以外的母亲一起度过的时间。

 

表5还显示了男孩和女孩的结果如何不同。第（3）和（4）列表明，母亲的去世对男孩和女孩都有影响。然而，这些结果对于女孩的影响更大更显著。例如，儿童母亲死亡时孩子的年龄与母亲教育的交互项，男孩为0.0010，女孩为0.0022。父亲教育的类似交互项对男孩为-0.0003，女孩为-0.0016。这些研究结果表明，男孩和女孩受到母亲去世的负面影响，但对女孩的影响更多地取决于父母双方的教育水平。

 

对于失去受过较少教育的母亲（不到12年的学校教育）相对于至少拥有高中学历的母亲而言，表5中的估计值显然要强得多。如上所述，对现有文献的发现的变化的解释之一是基于不同的识别策略正在使用父母教育分布的不同部分的想法。作者的研究结果与文献中较大的影响相一致，其中工具变量方法研究父母教育分布的低端的影响较大，而“收养”研究中发现的影响较弱，影响了父母教育分布的上限。此外，作者的研究结果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父母的基本知识是将儿童人力资本传授给儿童所必需的关键因素，这些儿童必须通过像预科考试那样的关键但最低水平的学术成就。随后作者检查了更高级别教育的结果（例如获得学士学位或更高），那么更高水平的父母教育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表6中进行了安慰剂分析，其中使用了在高中结束时完成入学考试后失去母亲的个体样本。如果个体样本的结果相似，其合格率不太可能受到母亲未来死亡的影响，那么这种模式可能表明作者之前的结果可能是由于根据相关的未测量特征选择了个体。

 

但是，表6中的结果与前面表格中的结果明显不同。母亲去世时每个父母的教育水平与孩子年龄之间的相互作用系数不显着，与表4中的相反。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在考试前失去父母的主要结果是所采取的不是由于非随机选择遭受母亲死亡的家庭，因此为结果的因果解释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五、父亲死亡的分析

 

本节分析使用父亲死亡而不是母亲死亡的父母教育的影响。该分析有两个目标。第一部分是探讨上一部分主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该结果表明，父母教育在确定儿童教育结果方面的重要性取决于父母一方单独陪伴儿童的时间与父母双方陪伴儿童的时间的对比。理论部分讨论的第二个目标是比较失去父亲和失去母亲的影响，以便揭示潜在的机制。

表7显示失去父亲会影响孩子的结果与父母双方的教育水平之间的关系。这可以通过母亲的教育与18岁之前失去父亲之间的交互项的系数正向且显著以及与父亲教育的类似的交互项的系数负向且显著看出来。与上一节类似，该表显示失去受过教育的父母更多地伤害了孩子，但是对于在世的父母的更高教育水平可以减少损失。

 

表7的第5列还显示，与父亲一起度过的每一年，他的教育价值增加了0.0006，相比之下，与母亲教育交互项的负系数为-0.0002。虽然后者的估计并不显著，但当父亲去世时，母亲的教育会产生正的且显著的直接影响。也就是说，父亲的死亡增加了母亲受教育的重要性，但它对于父亲去世时孩子年龄并没有显著差异。

 

总体而言，感兴趣的系数是相对于母亲死亡分析的符号彼此的镜像。如果估计值会产生因果效应，这就是我们所期望的，因为在母亲或父亲都去世的两种情况下，估计显示与父母一起度过的时间增加了父母教育在他们孩子的人力资本形成中的重要性。然而，如果估计虚假地包含了家庭和环境的未测量特征，这不是我们所期望的。遭受母亲死亡的家庭与根据其观察到的特征遭受父亲死亡的家庭相似——他们往往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低于普通人口。如果他们的未观察到的特征也是相似的，无论母亲或父亲是否死亡，这都会产生类似的模式。作者发现系数完全相反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结果是由孩子与每个父母的交互项驱动的，而不是父母教育与童年环境的未测量特征之间的相关性。

表8检验了不同类型家庭的调查结果是否不同。将样本限制在不再婚的母亲之后几乎没有变化。与母亲去世分析相似，女孩与男孩以及父亲受教育程度较低（受教育程度低于12年）而受教育程度较高（至少高中学历）的家庭的结果更为强烈。这些发现似乎并不取决于父亲是否比母亲受教育程度更高或更低，但对于较小的家庭来说则更强。

 

表6通过使用父亲死亡的个体样本进行安慰剂分析，但是在其应该对他们的入学考试（12年级之后）没有影响的年龄。父亲去世时孩子的年龄与父亲的教育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显著，与母亲教育的类似互动也是微不足道的。这些发现进一步支持了我们对18岁以下失去父亲的估计的因果性。

 

六、离婚

 

父母的死亡代表了父母影响力发生巨大变化的悲惨案例。离婚也会改变父母的影响力，尽管不那么极端，通常是通过给予母亲监护权。本节探讨了研究结果对更常见的父母离婚的可靠性。

表9使用了在18岁之前未遭受父母死亡的儿童样本，并检查每个父母的教育水平如何影响孩子的预科结果以及这与父母离婚如何相互作用。第一列显示了所有未经历父母死亡的孩子的父母教育与入学考试合格率之间的关系，接下来的两栏将样本分为18岁之前经历过父母离婚和没有经历父母离婚的人。母亲的教育是父母在18岁之前离婚的孩子入学的较大因素，而父亲的教育的影响较小。与前文的理论预测一致，这些研究结果与父母死亡分析相似——对父母的教育影响更大，相对于另一方父母的教育更为重要。

 

表9的第（4）列显示这些模式具有统计显著性，而接下来的两列表明这一发现对于控制学校固定效应和当地社会经济指数是有效的。第（7）列利用了离婚时间的变化，并表明母亲的教育在离婚家庭中变得比父亲更重要，但如果离婚发生在童年后期，则效果会变小。后一种效应类似于父母死亡结果，但没有统计学意义。

 

七、家庭规模

 

表10分析了父母教育对儿童入学考试合格率的影响，以及这与家庭规模的关系。前两列将儿童样本（在18岁之前没有离婚或死亡）分成少于或等于2与多于2个兄弟姐妹的样本。对母亲上学的估计影响从0.024增加到0.031，而对父亲上学的影响略有增加（从0.025增加到0.026）。母亲的教育在较大的家庭中变得更加重要，这一发现具有统计学意义。特别是，第三列所有孩子的样本，并显示每个额外增加一个孩子将母亲上学的影响提高0.0038，而父亲的学校教育则增加0.0010。这两项研究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下图显示，母亲教育与父亲教育的相对影响也显著增加。这些研究结果对于纳入对当地社会经济指数的控制，记录家庭总收入和学校固定效应是有力的。正如我们的模型所示，在大家庭中父母双方的教育变得更加重要的发现与金融投资不一致，金融投资是将父母教育与儿童结果联系起来的机制。该模型还表明，如果母亲相对于较大家庭的父亲更专注于照顾，那么母亲教育的较大增长会进一步证明父母的收入机制。

表10还显示了这些结果在不同分组中的差异。女孩与男孩相比，以及母亲分布在父母教育分布较低端（低于高中毕业生）而不是分配上半部分的孩子的结果更大。这些模式与作者使用因死亡和离婚导致的父母影响变异的结果惊人地相似。

 

八、结论

 

在所有三个分析中，作者发现当父母与孩子的互动时间增加时，父母的教育成为儿童人力资本的更重要的决定因素。具体来说，作者表明，母亲的死会降低她的教育在孩子身上产生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但如果孩子在她去世时年龄较大，这种减少就不那么严重了。相比之下，在母亲去世时，父亲的教育的重要性增加，但如果母亲去世时孩子年龄较大，则父亲的教育程度会增加。引人注目的是，当父亲去世时，存在相反的结论，但幅度较小——模型显示与父母收入而非父母教育驱动的主要结果不一致。

 

此外，作者发现，当父母离婚时，以及在较大的家庭中，母亲的教育相对于父亲变得更加重要。由于较大家庭的母亲与父亲相比花费更多时间陪伴孩子，但不增加劳动力供应，这种模式再次与我们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这是由父母收入的主导作用驱动而不是父母教育水平代理的养育质量。

 

Guryan，Hurst和Kearney（2008）表明，尽管时间机会成本较高，受过教育的父母仍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作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受过教育的父母在培养孩子的人力资本方面更有成效。这一结果应该在理解已婚夫妇如何在各种活动中分配时间，如何随时间变化以及这些趋势如何影响儿童成果方面产生重要影响。

 

俗话说：“陪伴时最长情的告白”，陪伴也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