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钟粤俊

原文信息：Rogerson, R. (2008).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European labor market outcom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6(2), 235-259.

 

故事概述

 

首先，文章利用1956-2003年欧洲和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数据，从统计事实发现2个现象：第一，同美国较稳定的工作时间相比，欧洲的工作时间减少了接近45%；第二，考虑不同部门的工作时间的演化，goods sector（后文记为商品部门，生产的消费品为商品消费品）和service sector（后文记为服务业部门，生产的消费品为服务业消费品）工作时间的变化方式并不相同。搞清楚欧洲工作时间的变化同美国的差异，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欧洲没有发展出同美国相似的市场服务部门（不同部门工作时间配置的变化是反映结构转型的重要特征）。

 

其次，本文引入家庭生产部门（后文记为家庭部门，其生产的消费品能替代市场服务业部门生产的消费品），建立一个符合上述事实特征的跨部门的时间配置模型。通过校准参数，让模型符合1950-2003年的美国结构转型的特征，能较好解释这一时期美国的时间配置以及部门工作时间构成的变化（美国作为基准，在某些特征上同欧洲较相似）。

 

接着，文章通过量化分析发现，税收和技术变化是解释欧洲和美国的工作时间分配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其中，税收变化能解释欧洲和美国总的工作时间差异，也能解释不同部门的工作时间差异；技术变化是解释欧洲工作时间在时间序列上变化的主要原因。

 

最后，机制分析表明，模型假设的家庭生产技术所提供的消费品能替代市场服务业消费品，这是导致随着欧洲税收的提高，服务业生产从市场部门向家庭部门转移的主要原因。

 

事实特征

 

20世纪50年代，欧洲的平均市场工作时间大约比美国高15%；然而，到了2003年，欧洲的平均市场工作时间却比美国低30%（这段时期美国的市场工作时间基本没变，见Figure1）。

 

 

Kuznets（1966）指出，越贫穷的经济体会将更多的劳动力（份额）投入到商品（goods）生产部门。Figures 2和3分别给出欧洲和美国在时间序列上分部门的就业占比的变化趋势。从图形可知美国和欧洲有相似的变化趋势：商品部门的就业占比逐步下降，服务业部门的就业占比逐步上升。符合Kuznets（1966）提出的结构转型过程：经济体变得更有生产效率时，资源会从商品部门向服务业部门再配置。Figures2和3揭示了另一个重要特征：相对美国，欧洲在20世纪50年代的生产率更低，欧洲有更高的商品部门的就业占比和更少的服务业部门的就业占比。

 

 

Figures 4和5则从部门工作时间的角度分析2个经济体在时间上的变化模式（数据从1979年开始），同前面Figures 2和3相似。

接下来，我们研究各经济体相对部门劳动力投入的演变。2000年，欧洲的单位生产效率同美国相近（文章有给出支持这一个事实特征的数据来源，但是没有用图表展示），根据Kuznets（1966），2000年的欧洲和美国在不同部门间的劳动力的配置应该相似。然而，Figures 6和7表明，2000年，欧洲商品部门的工作时间已经略低于美国，但是服务业部门的工作时间却只是美国的65%左右（图中的线是分部门的美国的就业占比（时间）/欧洲的就业占比（时间））。

 

理论模型分析

 

 

参数校准

 

由于工作时间相对稳定，需要考虑在同样时期内表现稳定驱动力（driving force）的影响效应，而政府税收和技术变化就是这些驱动力。这2个因素对工作时间产生影响的逻辑是：技术进步（包括市场部门之间以及家庭和市场部门之间的相对生产率的变化）让更多的工作时间投入到服务业部门，但是税收的增加却形成相反的力量鼓励家庭生产。

 

Table1给出观测到的美国代表性agent在1950和2003年的工作时间配置（休闲时间没有列出来）。

根据Eq.(12)-(15)，模型需要确定的参数有：2003年的三个生产效率参数（1950年的初始生产效率统一设定）；偏好的占比参数(αC,αG,αS)；维持生计的商品消费G ̅；替代参数(ε,η)；1950和2003年的税率τ。其中，2003年的商品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市场生产率参数、1950和2003年的税率都能通过数据测度；根据GGDC数据集，从1950-1997年，美国的商品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单位小时产出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γG=2.48%和γS=1.44%，Z再通过增长率推断2003年的AG=3.66，AS=2.13（因为初始生产效率统一设定）。McDaniel（2006）发现1950和2003年的税率分别为0.17和0.26。

 

如果把2003年的家庭生产效率AN度量出来，则仅剩下6个待确定参数（αC,αG,αS,G ̅,ε,η），遗憾的是，并不存在对家庭部门生产率的衡量标准，因此AN并不能直接度量出来。然而，既有文献估计家庭和市场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η取值范围在0.4-0.6之间，基准分析取η=0.45（后面敏感性分析有对这一值做调整检验稳健性），通过校准推断出2003年的家庭部门生产率AN。

 

为了更好理解各种参数在数据中的作用，通过下列方式校准参数。给定ε和G ̅的值，通过1950年的三个一阶条件（Eq.(12)-(14)）确定偏好参数：αC,αG和αS。给定这3个值（偏好参数不随着时间变化），通过2003年的三个一阶条件确定ε和G ̅。校准的参数如下：

 

 

Simulation

 

本节使用前文的模型和校准的参数来解释1956年和2003年欧洲的工作时间配置问题。检验技术和税收差异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1956-2003年的美国和欧洲的工作时间配置的差异。

 

欧洲2003年的工作时间配置：这一时期，美国和欧洲的生产效率相似，欧洲的税率是0.47。Table 3表明，用校准模型计算出来的欧洲地区的工作时间配置同实际数据比较吻合。

欧洲1956年的工作时间配置：这一时期，欧洲的生产效率大约为美国的一半，欧洲的税率是0.29。Table 4表明，用校准模型计算出来的欧洲的工作时间配置同实际数据比较吻合。

欧洲1956-2003年的工作时间配置的变化：税收和生产效率的作用（Table3-4已经说明了上述的模型和参数能很好的拟合欧洲的时间配置）。分析欧洲1956和2003年的工作时间的变化有多少是受税率和生产技术变化的影响。table 5的前2行分别汇报了用实际数据看的时间变化和保持其他因素不变，仅改变税率和生产技术的变化。结论表明，模型拟合出来的数据能较好的吻合实际数据，即欧洲工作时间的变化主要由税率和生产技术变化引起。

 

table 5的后2行分别汇报只改变其中一种要素的变化能解释多少工作时间配置的变化。第三行汇报了如果欧洲的税率在2003年保持在1956年的水平，仅改变技术变化，工作时间会如何在这2个时期发生变化；第四行汇报了如果欧洲的技术保持在1956年的水平不变，仅税率发生变化，工作时间会如何在这2个时期发生变化。table 5的最后两行意味着税收变化与技术变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敏感性分析。上述结果背后隐含的一个关键机制是，更高的税率导致家庭生产替代市场服务业生产。这种影响的程度显然取决于家庭和市场生产服务之间的可替代性，而这种可替代性又由参数η决定。

 

由于η在0.4-0.6范围内变化，前文基准分析用η=0.45讨论，如果η取其他的值，上述的结论是否依然稳健，文章用η=0.35和η=0.55分别做敏感性分析，结论都和基准的校准回归结果类似，税收与技术变化能较好地反映欧洲时间配置变化的主要原因。

 

 

读后的感想

 

1、推文是个人的读后感，更多精彩的内容，建议还是要阅读原文。

 

2、本文行文简洁，用很简单的理论-量化分析框架把部门间的时间配置问题讲清楚（这篇文章很好的诠释了什么叫先有问题再有方法）。对模型的适当的扩展便可做更多的推广和应用，例如，可以把这个研究同中国的现实背景结合，看中国的制度等因素如何影响时间配置等问题。

 

3、这是一篇比较经典的量化分析模板。从事实分析、参数校准和仿真、敏感性分析等步骤，作者都讲的很清楚。例如，参数校准过程中，作者对如何从数据、既有的文献找参数等做了详细的说明；在敏感性分析部分，作者对不唯一的参数如何做敏感性分析等。

 

4、这篇文章的模型有很扎实的微观实证基础，Freeman和Hurs等劳动经济学家的实证工作提供了微观基础。当一些经济学家还在讨论结构模型和简约模型之间的好和不好的时候，Rogerson的这篇文章已经将微观证据和量化分析很好的结合在一起，让人叹服。用微观证据进行量化分析也是一种趋势。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hours worked in continental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956 to 2003. The empirical work establishes two results. First, hours worked in Europe decline by almost 45 percent compared to the United States over this period. Second, this decline is almost entirely accounted for by the fact that Europe develops a much smaller market service secto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A simple model of time allocation is used to understand these patterns. I find that relative increases in taxes and technological catch-up can account for most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time allocations over this peri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