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刘芳 

原文信息：Chakraborty, P., & Chatterjee, C. Do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directly Induce Upstream Innovation? New Evidence from India. Research Policy,2017,46(5):939–955 doi:10.1016/j.respol.2017.03.004

 

一、引言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备受关注。自1991年“波特假说”提出后，大量学者开始验证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了企业绩效及创新活动。然而，时至今日“波特假说”仍未达成共识。此外，在经济全球化及贸易自由化推动下，关税壁垒大幅下降，非关税壁垒逐渐成为各国贸易保护手段，其中与环境健康相关的诸多标准作为非关税壁垒的主要类型，对出口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相关企业带来挑战。因此，如何既能够遵守进口国严厉的环境法规，又不损害企业市场竞争力，已成为出口国企业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作者利用德国1994年7月颁布的“偶氮染料”禁令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通过收集1990-2002年企业创新支出相关数据，并将其细分为研发支出和技术转移支出，构建非平衡面板DID模型，检验了德国“偶氮染料”禁令对印度上游染料制造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

 

二、制度背景及边际贡献

 

德国1994年 “偶氮染料”禁令主要禁止在生产皮革和纺织工业品的过程中使用偶氮染料，这一禁令的颁布对印度相关工业无疑产生重要影响。其原因在于，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德国和美国是印度纺织品的两大消费国，两国进口的印度纺织品占其消费总量的70％以上。另一方面，印度纺织业所消耗的染料占化学工业染料生产量的70％左右。因此，1994年德国 “偶氮染料”禁令对印度化学工业中的染料制造企业也形成间接规制。

 

禁令颁布之初，染料制造企业多持反对态度。但随着皮革与纺织企业对新型环保染料的需求逐渐增加，染料制造企业开始尝试开发新的替代品，并为下游的皮革与纺织企业提供技术援助，以推广其新型产品的使用。基于这一原理，本文研究了1994年德国“偶氮染料”禁令是否会促使印度的染料制造企业在创新活动中投入更多资金以生产安全环保型替代品。

 

该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相对于现有文献对“波特假说”的验证，作者将“波特假设”扩展到上游企业，检验了针对下游部门所制订的环境规制对上游企业创新行为产生的间接影响效应；第二，通过研究环境规制对技术变革所产生的直接与间接影响，拓展了绿色创新和价值链相关领域的研究范畴。第三，有关环境法规或非关税壁垒对出口国企业的影响多局限于案例探讨，尤其缺乏对环境壁垒与出口国企业创新关系的经验研究，本文则量化了二者关系，拓展了研究思路。

 

三、数据来源与初步分析

 

（一）企业层面的数据

 

本文数据来自印度经济监测中心(CMIE)发布的PROWESS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约27400家上市公司的相关信息，其中涵盖近9000家制造业企业，涉及企业损益表、资产负债表等一系列指标。表1列出了创新支出、研发支出、技术转移支出、资本进口份额、资本出口份额、销售额、生产率、资产额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二）初步分析

 

作者首先将样本研究期划分为两个阶段：1990-1994年为禁令实施前， 1995-2002为禁令实施后，并给出染料制造企业在“偶氮染料”禁令前后创新支出、研发支出及技术转移支出的变化，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禁令实施后染料制造企业创新支出、研发支出以及技术转移支出均明显增加，其中研发支出的增幅最高。禁令实施前染料制造企业主要依赖技术转移，禁令实施后研发支出和技术转移支出的差异明显缩小。作者进一步指出，虽然不同时期创新支出平均差均通过了t检验且结果显著，但仍需要控制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的特征进行因果推断。

 

四、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一）理论模型

 

 

（二）估计结果

 

1.禁令对下游企业的影响

 

在探讨1994年德国“偶氮染料”禁令对印度染料制造企业（上游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之前，作者首先通过反事实检验验证上游企业对下游企业是否存在直接的创新替代效应。即通过测试1994年德国“偶氮染料”禁令是否确实对其目标企业——皮革和纺织企业（下游企业）的创新活动没有影响或存在负面影响，但又导致染料制造企业（上游企业）的创新活动增加，以判断直接创新替代效应的存在。为此，作者首先估算等式（1），但进行了两个替换：第一，用替换。即如果企业i属于皮革和纺织品部门j，则为1；第二，使用除化工部门中染料制造企业之外的其他所有制造企业作为控制组。

 

表3中的研究结果表明，禁令对皮革和纺织企业（下游企业）的创新支出、研发支出以及技术转移支出的影响为负，说明上游企业到下游企业可能存在创新替代效应。

2.禁令对上游企业的影响

 

1994年德国“偶氮染料”禁令对染料制造企业创新影响的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显示，与其他化工企业相比，禁令使染料制造企业的创新支出显著增加（第1列-第5列），并且在更换自变量、加入控制变量或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等一系列处理后，结果仍显著为正（第6列-第9列）。

对于上游染料制造企业而言，也可能由于类似 “偶氮染料”禁令的其他政策推动了企业创新行为的变化。因此，作者进行了安慰剂检验（第10列），发现禁令实施前企业创新支出并无显著上升趋势，而禁令实施后的估计系数则显著正向增加，说明企业创新支出是根据“偶氮染料”禁令所做出的相关反应。此外，作者将研究期限定在1990-2002年至1993-1995年之间，以控制1994年后其他欧盟国家可能存在的类似法规对印度染料制造企业产生的影响，其结果仍为正向显著（第11列）。总之，所有估计结果均显示，“偶氮染料”禁令使得染料制造企业的创新支出增加了11%-61%。

 

3.创新支出来源

 

作者进一步将创新支出细分为研发支出和技术转移支出，以考察“偶氮染料”禁令下染料制造企业创新支出增加来源。结果显示，由于禁令促使研发支出与技术转移支出均出现增加，因此，企业创新支出也随之增加。相比于研发支出，禁令对企业技术转移支出的影响更大。

4.规模异质性

 

此外，作者依据企业总资产对企业规模进行四分位划分，探讨了不同规模的染料制造企业对“偶氮染料”禁令的反应。研究结果表明，规模较大的企业其创新支出明显高于规模较小的企业，并且禁令对最小规模的企业创新支出影响为负，说明竞争导致创新支出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增加。

5.所有权异质性

 

最后，作者依据所有权性质，将染料制造企业划分为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检验了“偶氮染料”禁令是否对不同所有权企业的创新支出产生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两类企业创新支出均受到禁令影响，但国外企业受影响程度相对更高。作者进一步将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创新支出划分为研发支出和技术转移支出。结果表明，两类企业的研发支出都显著增加，但国内企业更多集中在技术转移支出，而国外企业则多集中于研发支出。

五、结论

 

本文利用1994年德国“偶氮染料”禁令作为准自然实验，梳理了禁令对印度染料制造企业（上游企业）创新支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禁令使印度染料制造企业（上游企业）的创新支出显著增加。作者还依据创新支出类型、企业规模和所有权等，研究了禁令对染料制造企业所产生的异质性作用。其中，“偶氮染料”禁令使得技术转移支出的增加额高于研发支出增加额；规模较大的染料制造企业更倾向于增加创新支出；国外染料制造企业更加注重内部研发，而国内企业则主要从事技术转移。最后，作者提出未来可研究价值链上其他国家企业（如中国）由于“偶氮染料”禁令对印度染料制造企业的替代或互补效应。

 

Abstract

 

Exploiting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which involves the imposition of a ban by Germany in 1994 on an input (‘Azo-dyes’) used by the Indian leather and textile industries, we estimate the indirect impact of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innovation activities of upstream (dye-producing) firms in India and examine how it varies by different firm characteristics: size and ownership. We find robust evidence of a significant increase (11–61%) in innovation expenditure for the dye-makers in response to the ‘Azo-dyes’ ban. Additionally, we find: (i) increase in technology transfer to the tune of 1.2–2.5 times more than that of internal R&D; (ii) increase in innovation expenditure with firm size; (iii) domestic firms investing more in technology transfer as compared to R&D, whereas foreign firms only undertaking the latter and (iv) decrease in investments towards innovation by downstream firms, thereby pointing towards a possible substitution effect in aggregate innovation by upstream firms. Our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a variety of estimation methods and robustness che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