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许文立 许坤

 

原文信息

 

O. Blanchard, Macroeconomics(7th ed.）, Boston: Pearson, 2017, Chapter 24

P. Romer，The Trouble with Macroeconomics，2016.

许文立，许坤，DSGE会是宏观经济学的“大一统”吗？，《经济资料译丛》，2017，1.

O. Blanchard，许文立等译，DSGE会有未来吗？，《经济资料译丛》，2017，1.

O. Blanchard，许文立等译，对DSGE的进一步思考？，《经济资料译丛》，2017，1.

——2016-12于珞珈山

 

凯恩斯和大衰退

 

现代宏观经济学始于1936年，即约翰. M.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简称《通论》）出版时期。正如凯恩斯在写《通论》时，向他的一位朋友所说的那样，“我相信我正在写的这本有关经济理论的书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我并不是说它立刻会产生影响，而是说在未来的十年中，它将影响我们对经济问题的思考方式”。

 

凯恩斯是对的。这本书一经出版立即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出版时间。大衰退不仅仅是一场经济灾难，也是经济学家对于商业周期理论——当时的宏观经济学名称——发展的一场智力失败。很少有经济学家清晰地解释大衰退，无论是它的深度还是广度。作为罗斯福新政的经济政策仅仅依靠直觉，而非经济理论。但是《通论》则提供了大衰退事件的一种解释，一个框架以及对政府干预的明确分析。

 

《通论》强调有效需求——我们现在称之为总需求。凯恩斯认为，在短期，有效需求决定产出。即使产出最终会回到自然水平，但是这个恢复过程十分缓慢。凯恩斯最著名的的引论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

 

在推导有效需求的过程中，凯恩斯引入了许多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结构：

 

消费与收入的关系，以及乘数。这解释了消费冲击如何被放大，并引起了产出的更大变化。

 

流动性偏好。这是凯恩斯为了表达货币需求的一个名词，用于解释货币政策如何影响利率和总需求。

 

预期对消费和投资影响的重要性。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即预期的变化）是需求和产出变化背后的主要因素。

 

对经济学家来说，《通论》不仅仅是一本专著。它还提供了清晰的政策含义，这些政策含义与大衰退时期的情形相一致：靠经济本身恢复原状是不负责任的。在衰退过程中，试图平衡预算不仅很愚蠢，而且很危险。积极主动的采取财政政策，对于国家恢复到高就业水平非常必要。

 

新古典综合

 

经过多年的演变发展，《通论》变成了宏观经济学。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将《通论》当作宏观经济学，也很少有经济学家完全同意《通论》中的所有观点。但是，大部分讨论还是围绕它展开。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出现了综合凯恩斯与早期经济学家思想的观点。这些观点被称为新古典综合。引用萨缪尔森在1955年出版的《经济学》——第一本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中写的话：

 

“最近几年，90%的美国经济学家都已经停止使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或者‘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相反，他们在进行一项将旧经济学与现代收入决定理论中有价值的部分整合起来的工作。这项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工作被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所接受，除了极左翼的5%和极右翼的5%。”

 

新古典综合在接下来的20年中占据统治地位。这一期间的进展令人十分惊叹，因此，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黄金时代。

 

（一）各个方面的进展

 

《通论》出版后的第一波进展就是数理化凯恩斯的观点。尽管凯恩斯熟知数学，但他在《通论》中避免使用数学。这使得人们对凯恩斯所要表达的意思争论不休，且不停争论凯恩斯的某些讨论是否有逻辑缺陷。

 

IS-LM模型

 

凯恩斯思想的模型化有许多种，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由J. 希克斯和A. 汉森所发展的IS-LM模型。IS-LM的初始版本被指责为对凯恩斯思想进行了许多删减。在模型中并没有体现出预期的作用，也缺乏价格和工资的调整。但是IS-LM模型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本分析框架，这也是它立刻成为主流的原因。随后的讨论也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两种关系中遗漏了什么变量，哪些价格和工资的方程应该加入该模型，等等。 

 

消费、投资和货币需求理论

 

凯恩斯强调消费和投资行为的重要性，也强调货币和另一些资产之间选择的重要性。主要的进展很快就沿着以下三个方面推进。

 

20世纪50年代，F. 莫迪利安尼（当时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后来在MIT）和M. 弗里德曼（芝加哥大学）独立提出了各自的消费理论。两个理论都坚持预期在决定当期消费决策中的作用。

 

J. 托宾（耶鲁大学）基于收益现值和投资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投资理论。该理论被D. 乔根森（哈佛大学）进一步完善和检验。

 

J. 托宾也提出了货币需求理论，或者更一般地，他基于不同资产的流动性、收益和风险提出了资产选择理论。他的理论不仅仅为宏观经济学中完善金融市场提供了基础，还为更一般的金融学提供了基础。

 

 

增长理论

 

与波动理论平行发展的是对增长理论的再次发展与更新。与二战前期的经济停滞相比，大部分国家都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经历了快速增长。虽然它们经历了波动，但是人们的生活水平迅速的提高。由MIT的R. 索洛在1956年发展的增长模型为思考增长的决定因素提供了框架。

 

宏观计量模型

 

上面所有的进展都整合进了越来越大型的宏观计量模型中。第一个美国的宏观计量模型是由宾夕法尼亚大学的L. 克莱因在20世纪50年代发展的一个扩展型IS关系，由16个方程组成。随着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的发展（使得数据变得可用），以及计量经济学和计算机的发展，模型的规模迅速变大。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贡献是由莫迪利安尼所领导的研究小组在20世纪60年代所开发的MPS模型（MPS代表MIT-Penn-SSRC, 两所大学和一家研究机构—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所构建）。它的结构是IS-LM模型的扩展版本，加上菲利普斯曲线的机制。但是它的组成部分——消费、投资和货币——都反映出了自凯恩斯以来的巨大理论和经验进展。

 

（二）凯恩斯主义V.S.货币主义

 

随着宏观经济学取得地这些进展，许多宏观经济学家——他们自称为凯恩斯主义者——开始相信前途一片光明。对波动本质的理解变得越来越清晰；用于指导政策决策的模型变得越来越有效。那时，可以对经济进行微调，以至于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消除所有的衰退。这种乐观主义被一小部分经济学家所质疑，即货币主义者。货币主义者的领军人物就是M. 弗里德曼。弗里德曼也认为宏观经济学取得了很多进展——他自己就是宏观经济学的主要进展——消费理论之父，但他并没有对宏观经济学的光明前景表示出很高的热情。他认为，对经济的理解仍十分有限。他质疑政府的动机，以及政府有足够能力去改善宏观经济结果的观点。

 

 

20世纪60年代，“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争论主导了经济学的头版头条。争论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问题：（1）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性（2）菲利普斯曲线（3）政策的作用。

 

货币政策V.S.财政政策 

 

凯恩斯强调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作为抵抗衰退的关键。这一直都是流行的观点。正如许多人认为IS曲线的斜率非常陡峭一样。利率的变化对需求和产出并没有什么影响。因此，货币政策并不能发挥作用。而直接作用于需求的财政政策则能更快、更可靠的影响产出。

 

弗里德曼强烈质疑这一结论。在他1963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一书中，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尽可能地回顾美国近一个世纪的货币政策、货币与产出关系的证据。他们的结论不仅仅显示了货币政策有效，而且说明了货币政策的变动确实能解释大部分产出的波动。他们将大衰退理解为货币政策的失误，即由于银行倒闭而引发的货币供给下降——美联储本来可以靠增加基础货币来避免这一下降，但是它们并没有这么做。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质疑被一些强力的讨论和一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的研究所跟进。这些争论最终取得一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会影响经济。如果政策制定者不仅仅关注经济的规模，还关注经济的结构，那么最好的政策就是两种政策的结合。

 

菲利普斯曲线

 

第二个争论的交点在于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曲线并不是初始凯恩斯模型的一部分。但是它提供了解释工资和价格变动的一种方式（似乎也是可靠的方式），它就变成了新古典综合的一部分。基于经验证据，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即使在长期，失业和通胀之间也存在可靠的取舍关系。

 

弗里德曼和E. 菲尔普斯（哥伦比亚大学）对上述观点非常反对。他们认为这种长期取舍关系公然与基本经济理论相左。他们认为当政策制定者利用这一关系——他们试图利用高通胀来降低失业率的时候，这一关系将会迅速消失。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失业和通胀之间没有长期取舍关系已成为共识。

 

 

政策的作用

 

第三个争论集中于政策的作用。经济学家的学识是否能稳定经济，政策制定者是否会实施正确的政策，这些质疑已经出现。弗里德曼赞成使用简单规则，例如，稳定的货币增长。可参考Source: “The Supply of Money and Changes in Prices and Output,” Testimony to Congress, 1958.

 

对宏观经济政策作用的争论至今仍没有解决。其争论的本质也没有变化，至今仍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研究问题。

 

理性预期的批判

 

尽管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之间争论不断，但20世纪70年代左右，宏观经济学看起来已经是一个成功而成熟的领域。它似乎成功的解释了某些事件，并指导了政策选择。大部分的争论都是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进行的。但是在随后的几年，这个领域陷入了危机。危机主要来源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事件。在20世纪70年代，大部分国家都经历了滞胀——一个当时创造的词汇，用来表示高失业和高通胀共存。宏观经济学家并没有预测到滞胀。该事件过后，以及经过多年的研究，一种可信的证据，即不利供给冲击对通胀和产出的影响被用于解释滞胀。但是，这一解释的到来已经无法消除滞胀对宏观经济学的负面影响。

 

二是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一小群经济学家——R. 卢卡斯（芝加哥大学）、T. 萨金特（当时在明尼苏达，后来去了纽约大学）和R. 巴罗（当时在芝加哥，后来去了哈佛）——领导了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激烈批判。正如1978的一篇论文中，卢卡斯和萨金特写到：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预测非常的不正确，他们所依赖的信条存在根本性缺陷，它们只是一些简单的事实，并没有涉及到经济理论的微妙之处。当代商业周期课程的学生所面对的任务就是通过残骸来进行分类整理，并决定哪些内容——被称之为凯恩斯革命的重要特征——可以被修正和较好的利用，而哪些应该被丢弃。”

 

 

（一）理性预期的三个启示

 

卢卡斯和萨金特的主要论点是凯恩斯经济学忽略了预期对行为的影响。他们认为改进的方式就是假设人们基于已有信息尽可能理性的形成预期。而将人们当做具有理性预期的代理人，则产生了三个主要的启示，且它们均对凯恩斯宏观经济学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卢卡斯批判

 

第一个启示就是，现存的这些宏观经济模型并不能用来指导政策设计。尽管这些模型也认识到预期会影响行为，但是它们并没有明确引入预期。所有的变量都假设为仅仅依赖于另一些变量——包括政策变量——的当前值和过去值。因此，这些模型所刻画的是经济变量之间在过去政策条件下成立的关系。卢卡斯指出，这些政策会变化，人们形成预期的方式也会变化，这就使得利用现存宏观模型估计出的关系——利用现存宏观计量模型所产生的模拟结果——不能很好的指导在新政策之下将会发生的事情。对宏观计量模型的批判就是著名的卢卡斯批判。以菲利普斯曲线的历史作为例子，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数据还一直说明存在失业与通胀之间的取舍关系。但是政策制定者根据这一取舍关系来实施政策，结果却失败了。

 

理性预期和菲利普斯曲线

 

第二个启示是当理性预期引入凯恩斯模型时，这些模型却得出了与凯恩斯主义非常不同的结论。例如，有理性预期的模型得出了产出对自然水平的偏离是短期行为，而且比凯恩斯经济学家所声称的要短得多。

 

这一讨论是基于总供给关系的再检验。在凯恩斯模型中，产出缓慢的回到其自然水平是由于价格和工资通过菲利普斯曲线机制而缓慢调整的过程。例如，货币的增加首先会导致更高的产出和更低的失业。然后，更低的失业会导致更高的名义工资和更高的价格。这一调整过程会持续到工资和价格与名义货币同比例增加为止，直到失业和产出都回到其自然率水平。

 

但是卢卡斯指出，这一调整过程高度依赖于工资设定者对通胀的后看预期。例如，在MPS模型中，工资仅仅对当期和过去的通胀以及当期失业作出反应。但是，只要假设工资设定者具有理性预期，那么，这个调整可能更快。从工资设定者所预期到的程度来看，货币的变化可能对产出并没有影响。例如，预期到来年的货币会增加5%，工资设定者会在来年的合同中将名义工资提高5%。企业则会提高价格5%。结果就是实际货币存量没有变化，进而需求和产出没有变化。

 

因此，卢卡斯指出，在凯恩斯模型的逻辑中，仅有未预期到的货币变化才会影响产出。可预测的货币变化不会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更一般地，如果工资设定者具有理性预期，那么，需求变化对产出的影响持续期和名义工资设定周期一样长——一年左右。即使根据其自身的观点，凯恩斯模型也没有得到有关需求长期作用于产出的令人信服的理论。

 

最优控制论V.S.博弈论

 

第三个启示是如果人们和企业具有理性预期，将政策当做一种复杂而被动的系统来控制本身就是错误的。相反，应该把政策当做政策制定者与经济主体之间的一种博弈。因此，正确的工具不是最优控制论，而是博弈论。且博弈论得到了一种不同的政策体系。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由F.基德兰德（当时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现在在加利福利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和E.普雷斯科特（当时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现在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分析的时间不一致问题。政策制定者所表现出的意图确实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总之，当理性预期被引入的时候，凯恩斯模型就不能用于确定政策；凯恩斯模型也不能解释产出对其自然率水平的长期持续偏离；政策理论不得不利用博弈论来重新设计。

 

（二）整合理性预期

 

正如大家从卢卡斯和萨金特的论述中得到的启示一样，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思想风暴非常的紧张。但是在随后几年里，一个思想综合过程开始出现，并主导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

 

很快地，理性预期是正确的假设就被广泛接受。这不是因为宏观经济学家认为人们、企业以及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总是理性的形成预期。而是因为理性预期似乎是一种本质性的基准情形，这一基准情形可能至少等到经济学家对于实际的预期是否与理性预期存在系统性的差异，什么时候存在差异，以及如何不同等方面有了更多的理解才会有所变化。 

 

然后，很多学者开始研究卢卡斯和萨金特提出的疑惑。

 

理性预期的含义

 

首先，出现了理性预期在产品市场、金融市场和劳动市场中的作用与含义的系统性探讨。例如：

 

R. 霍尔（当时在MIT，现在在斯坦福大学）指出如果消费者有先见之明，那么，消费的变化就是不可预期的。下一年消费的最佳预测就是今年的消费。换句话说，消费的变化很难预测。这个结果让当时的大部分宏观经济学家感到很惊讶，但是它事实上非常的简单直观。如果消费者有先见之明，他们仅仅只会在预期到未来会发生新变化时，才会去改变其消费。但是这样的一些新东西本身就是不可预期的。这种消费行为就是著名的消费随机游走，且它已经变成了随后消费研究的基准理论。 

 

 R. 多恩布什（在MIT）认为灵活汇率制下的汇率大幅波动——以前认为这是非理性投资者的投机结果——与理性行为完全一致。他认为货币政策的变化会导致名义利率的长期持续变化；当期和预期名义利率变化会导致汇率的剧烈变化。多恩布什的模型，即汇率超调模型已经成为了汇率变化研究的基准模型。

        

 

工资和价格设定

 

第二，超越菲利普斯曲线关系，对工资和价格的决定因素有了系统的探讨。S. 费希尔（当时在MIT，现在是以色列央行行长）和J. 泰勒（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现在在斯坦福大学）对此作出了两个重要贡献。两个人都指出，价格和工资对失业变化所作出的调整很缓慢且是理性预期的结果。

 

费尔希和泰勒指出工资和价格设定的一个重要特征——工资和价格的交错定价。与简单的假设——在预期到货币增加的同时，所有工资和价格都增加——相比，实际工资和价格决策是随着时间交错进行的。因此，并不是所有的工资和价格都与货币的增长同时增长。相反，工资和价格调整过程可能很慢，且随着时间推移，交错调整到新的货币水平。费希尔和泰勒讨论了由理性预期批判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即产出缓慢回到其自然率水平与劳动市场的理性预期相一致。

 

政策理论

 

第三，根据博弈论来思考政策引起了对博弈本质的研究与讨论，即博弈不仅仅在政策制定者和经济主体之间进行，还在政策制定者之间进行——党团之间，或者央行和政府之间，或者不同国家政府之间。这类研究的主要成就之一是一种更加严密的思考方式，该思考方式对于理解一些模糊的概念很有帮助——可信度、声誉和承诺。与此同时，关注到从“政府应该做什么”转向“政策实际做了什么”，并且经济学家对于给出政策建议时，应该解释政治约束的这种意识更加强烈了。

 

简而言之，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理性预期所引起的挑战已经导致了宏观经济学的全面重整。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结构已经被扩展到用来解释理性预期或者人们和企业前看行为的含义和影响。

 

许文立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xuweny87@163.com.

许坤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kunxu2014@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