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樊林峰

原文信息：James Gordon, Chris M. Herbst, Erdal Tekin. 2018.Who’s Minding the Kids? 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the Demand for Child Care Quality. NBER Working Paper No. 25335.

 

原文简介

 

文章对工作场所在家庭内的育儿服务（home-based child care）的需求进行分析，最终想要阐明家长在选择此类育儿服务时的决策过程，具体而言就是消费过程中优先考虑的是育儿服务所具有的何种属性。作者通过分析育儿服务的需求特征，旨在解释美国当前的育儿服务市场对高质量育儿服务消费不足的现象。实证结果表明，家长在消费育儿服务时对价格最为敏感，同时也比较重视服务的质量。

 

写作背景

 

作者提到高质量的育儿服务会带来诸多好处，具体包括提高孩子的认知技能和非认知技能水平，降低社会治理因教育不良所导致的社会问题的成本（本质上属于教育所带来的正的外部性），但是目前许多美国的学龄前儿童并没有享受到高质量的照料。现有文献主要从育儿服务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和该市场中所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进行解释。育儿服务的消费搜寻期较短，而且消费过程中家长对服务的质量（比如，育儿服务的目标、课程设置、经营许可以及人员流动情况）关注较少。育儿服务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主要是指家长无法甄别出高质量的服务，同时也无法理解使用高质量的服务给其自身乃至社会所带来的收益。因此，家长在消费育儿服务时，出现自身对服务质量的评价与服务本身的质量不一致的现象。为了解释家庭育儿服务市场所出现的现象，作者从需求本身的所呈现的特征进行出发，分析育儿服务的质量属性和非质量属性对家长消费行为的影响，最终决定消费行为所呈现的特征。

 

文献贡献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了拓展。一是，使用在线平台的实验数据。已有的关于的文献数据来源主要是家庭调查，对家长的消费偏好的衡量，是通过家长对问卷所给定的育儿服务属性的集合的选择来进行确定。这种衡量有两个不足：①问卷填写者会觉得自己有义务填写社会所需要的结果；②家长在选择属性集合的过程中缺少实际的决策过程中所具有的对不同属性之间的权衡取舍。而作者通过在网站上投放不同属性随机组合成的服务提供者的信息以模拟真实的育儿服务消费过程。二是，填补了育儿服务市场研究对象的空缺。与已有的文献关注于正规的、受监管的育儿市场（center-based programs）不同的是，作者着重分析了工作场所在家庭里的育儿服务市场，具体作者又按照“是否在政府部门登记注册”和“是否收费”将家庭育儿服务分为三类，即有登记、无登记且收费、无登记不收费。作者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其中的有登记的家庭育儿服务市场。三是，在近似于完全信息条件下分析育儿服务的需求。由于作者使用的是在线平台的实验数据，服务提供者需要在平台上公布自己相关的个人信息，在作者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信息完全的情形。

 

实证分析

 

在分析家长对育儿服务的消费过程之前，作者从价格、质量和便利性三方面考察家庭育儿服务所具有的属性。其中价格是使用育儿服务提供者在网站提供服务时的报价表示，有10-15$，15-20$，20-25$三类；质量用育儿服务提供者的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表示，其中受教育程度有高中、专科和学士三类，工作经验有1,3,5,7,9年五类；便利性使用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务的时间和是否拥有汽车表示，其中提供服务时间的灵活度有高和低两类，对汽车的拥有情况有“有”和“无”两类。这三种属性具体指标在八个州的分布是一样的，例如在Atl州10-15$，15-20$，20-25$的报价的占比依次为33.1%，34.9%，32.0%，其他州与此相同。

在上表中的每个州都投放了1000份虚拟的育儿服务提供者的信息，其中虚拟信息的组合一共有180种（即上面五种属性的排列组合，3*3*5*2*2=180），作者还对每一份提交的信息设定了六天的时限，超过六天后已经提交的信息会被更新后重新再提交，从而进入下一轮的投放实验。作者的实证分析主要是分析上述属性对提交了的服务提供者被家庭选中的几率的影响。具体的模型设定为responseijct=β0+X'*β1+Z' *β2+αc+δt+εijct，其中因变量是二元变量，当在第c个城市的第j个职位提交的第i个申请收到家长的积极回应时取1，否则取0；X表示随机分配的五种属性；Z表示控制的家长和家庭的特征变量；αc和δt分别表示城市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计量结果如Table 3所示。结果表明，家长对育儿服务的需求对价格水平极为敏感，而且随着价格水平的提高，消费逐渐减少，表现为从10-15$到15-20$或20-25$，收到积极反馈的概率是降低的。家长对受教育程度的服务提供者较为青睐。通过比较工作经验的系数可以发现，工作经验对积极反馈概率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形状，即在工作经验开始增加的阶段，可以提高获得积极反馈的概率，之后就降低了，可能的解释是因为工作经验对于提高育儿服务质量的效果是递减的。与无汽车的服务提供者相比，家长更喜欢有汽车的服务提供者，一方面可以提高服务的便捷性，另一方面拥有汽车也表明服务提供者在其他方面可能具有的优势。最后家长对服务时间的可选择性（即是否可以在晚上或者周末提供服务）并不重视。

之后，作者又按照待照料孩子的年龄以及家长的群体特征分析了家长对育儿服务消费所存在的异质性。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分析了支付意愿对育儿服务的影响，但是具体的分析方法比较粗糙，以下图所示的教育和服务报价的分组为例，比较High School组和AA Degree组，当报价为10-15$和15-20$时，AA Degree组的积极反馈率均高于High School组，但是当报价为20-25美元时，AA Degree组的积极反馈率又低于High School组，这说明在服务质量较低的时候，稍微提高质量，家长不愿意花费额外的钱去获得该水平下的质量提升。再比较AA Degree组和BA Degree组，当报价为20-25$时，BA Degree组的积极反馈率高于AA Degree组，这说明在服务质量较高的时候，家长愿意花额外的钱去获得质量的提升。这实际上在一定程度说明，当家长被迫在质量和其他属性之间做出权衡时，许多家长是在给定的价格范围内表现出对质量的偏爱。这也表明，质量问题的核心在于父母无力负担高质量的儿童护理，或者缺乏如何识别此类项目的信息资源，而不是不愿支付。

启示

 

本文虽然分析思路较为简单，但是对于研究其他问题比较有启发性。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作者提到的育儿服务市场消费所呈现出来的现状与最优状态之间的偏离，具体而言就是高质量的育儿服务的需求不足的问题。实际上当前的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逻辑也与此类似，因为消费者主观上都是愿意而且也希望消费到健康安全的食品，但是实际的消费行为却表明消费者并不重视食品的健康和安全。二是，作者虽然拓展了育儿服务市场，但是还是着眼于可市场化交易的部分。事实上，在中国的情景下，非市场化交易的育儿服务应该是占整个服务的主要部分的，因此，可以对非市场化服务的特点以及该部分的服务和市场化的服务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三是，育儿服务本质上可以看成家庭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形式，如果将育儿服务放在人力资本投资的框架下进行考虑的话，育儿服务在孩子生命周期的早期各阶段所呈现出的特征，育儿服务在促进孩子认知技能和非认知技能的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育儿服务的不同内容的设置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可以进行进一步分析的突破口。

 

文章原题为：家庭育儿服务的需求特征分析：基于在线平台随机实验的证据 

 

Abstract

 

Despite the well-documented benefits of high-quality child care,many preschool-age children in the U.S. attend low-quality programs.According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hild care is increasingly an explicitgoal of government policy. However, accomplishing this goal requires a thoroughunderstanding of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parents’ child care decisions. Thispaper provides the first credible evidence on the demand for child carecharacteristics in the market for home-based care. Using a randomized auditdesign, we study three dimensions of caregiving: affordability (i.e., thehourly price of child care), quality (i.e., caregiver education andexperience), and convenience (i.e., caregiver car ownership and availability).We find that while parents are extremely sensitive to the cost of child care,they also have strong preferences for quality, particularly caregivers’educational attainment. Furthermore, we obtain mixed results on the conveniencedimensions of child care, with parents valuing those owning a car but not thosewith more availability. Finally, we find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in childcare preferences according to families’ age of youngest child, race andethnicity, and willingness-to-pay.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child caremarket’s quality problems may be driven by parents’ inability to afford high-qualitycare or their lack of informational resources on how to identify such programs,rather than an unwillingness to pay for th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