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李秋雨

原文信息：Lily Fang, Josh Lerner, Chaopeng Wu, Qi Zhang. 2018. “Corruption, Government Subsidy and Innovation”.

 

政府是私人部门进行创新活动的重要赞助人，在中国，更是有1/4的企业创新费用来自于政府补贴。然而，本应为企业缓解资金压力从而助力创新活动的政府补贴，却可能掺杂着政治扭曲的阴影。本文作者在2018年9月NBER的工作论文中，探讨了政治联系中断前后，企业创新能力与寻租行为对其所能获得的补贴数额的相对影响，以及补贴对于企业未来创新产出究竟是否有帮助。为此，作者利用2012年中共十八大习近平上台后发起反腐运动这一外生冲击，将2009-11年作为前事件期间，2013-15年作为后事件期间，设计双重差分模型进行研究。

 

1. 提出假设

 

首先，作者提出了三种假设：1）腐败现象几乎不存在，于是企业所能获得的补贴仅仅与其真实的创新能力有关，于是，补贴额度应该与企业未来的创新产出呈现正相关关系；2）企业获得的补贴完全由寻租行为而来，则补贴额度应该对企业未来的创新产出无显著影响；3）企业所获补贴同时与自身创新能力与寻租活动有关，则补贴额度与未来创新产出的关系应该取决于两种因素的相对大小。

 

并且，作者为上述假设提供了现实依据：首先，补贴的审批过程是一个金字塔结构，企业只能通过本地市县级的政府来向省级要补贴，于是他们就会有强烈的动机和本地政府搞好关系，引发寻租行为；另一方面，政府为了获取政绩，有动力把补贴给予研发效率更高的企业。

 

2.数据与变量构造

 

2.1超额公关费与差旅费（AETC）

 

作者将样本限定在深交所和上交所的A股上市公司，并根据中国证监会行业代码对其所属行业部门也进行了一些限制，得到来自石油化工（C5），电气（C6）等6个研发密集型行业的企业样本。作者从WIND数据库下载的企业年报中“公关招待费与差旅费（ETC）”这一项支出，作为识别企业寻租行为的变量。

 

3.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3.1企业历史研发效率、AETC与补贴

上图以企业历史研发效率和AETC高低对样本进行了分组，展示了不同组别在反腐运动前后所获补贴的差别。结果。如图所示，高研发效率与低AETC的企业在反腐运动后所获补贴显著高于之前。

类似地，从上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出，2012年前，研发效率较高和较低的企业在所获补贴与收入之比上没有明显差别，而2012年后，研发效率较高的企业明显超过低效企业；2012年前，AETC支出较高的企业所能获得的补贴份额显著高于较低的企业，而2012年以后，AETC支出较低的企业反超。

上图展示了DID回归的结果。首先，由第（2）栏所获系数经简单运算得到，在反腐运算之前，企业效率与AETC支出在争取补贴上发挥着几乎等效的作用。其次，上述两个变量与冲击的交互项的系数符合预期，反腐运动后，企业效率对补贴额的影响显著为正，而AETC显著为负。最后，在第（6）栏作者控制公司固定效应后，反腐运动完全消除了AETC对企业补贴的影响。

 

除此以外，作者还发现，在反腐运动前腐败指数（来源为China’s National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更高的地区，DID的系数更为显著；小型企业与对外部资金依赖较强的企业DID系数更为显著。

 

3.2稳健性

 

作者考虑到，除了此前提到的习近平上台后发起的反腐运动外，2012年发生的其他变化也可能对政府补贴配置造成冲击。为此，他们选取负责派发补贴的省级官员离职作为另一种与寻租行为有关的冲击。由于这种离职事件完全外生，且各个年份都有发生，因此可以很好地识别政商联系中断带来的影响。作者发现，这种冲击与习近平反腐运动的冲击基本等价。

 

此外，作者还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得到了相一致的结论。

 

3.3 补贴与企业未来创新产出

上图是以企业专利产出作为创新产出的衡量指标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企业补贴份额与下一年创新产出之间几乎没有显著关联，但在运动后，这一关联显著为正。其余三种衡量创新产出的变量均展现出类似的结论。这些回归结果表明，反腐运动后，政府补贴对创新活动的实际帮助作用显著高于之前。

 

4.结论

 

作者利用来自中国的数据，研究了腐败、政府研发补贴与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反腐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政商联系，提高了政府研发补贴的配置效率。本文证明了政府研发补贴存在扭曲，为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补贴政策设计提供了参考。

 

Abstract

 

Governments areimportant financiers of private sector innovation. While these public funds canease capital constraints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they can also introducepolitical distortions. We empirically explore these issues for China, where aquarter of firms’ R&D expenditures come from government subsidies. Using a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pproach, we find that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that began in 2012 and the departures of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responsiblefor innovation programs strengthe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rms’ historicalinnovative efficiency and subsequent subsidy awards and depressed the influenceof their corruption-related expenditures. We also examine the impact of thesechanges: subsidies becam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futureinnovation after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and the departure of governmentinnovation offici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