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吴茂华

　　原文信息：Adamopoulos T, Restuccia D.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farms and international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6): 1667-1697.

 

　　引言

 

　　本文利用以农场分布为特征的定量部门模型，研究了各国农场规模差异的决定因素及其对农业和总生产率的影响。农业在了解各国总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异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是因为与非农行业的生产率相比，贫穷国家在农业方面的生产率要比富裕国家低得多，与此同时，贫穷国家在农业方面的就业比例要比富裕国家高很多。那么问题就是，为什么贫穷国家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会这么低呢？本文的研究表明，农业规模是贫困国家农业生产率低下问题的重要因素。有两个现象激发了作者对农场规模的研究:（1）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农场规模分布存在显著差异，穷国农场的经营规模要小得多；（2）规模较大的农场比规模较小的农场劳动生产率(value added per worker)高得多，这意味着农场规模的差异可能对农业生产率产生巨大影响。

 

　　农场规模

 

　　1．平均农场规模的大小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而增加。

　　图1显示了各国平均农场规模与实际人均GDP(按对数计算)之比。不难发现，农业规模和收入之间存在相关性，富裕国家往往比贫穷国家更大规模地生产农产品。

　　表1报告了按GDP顺序的每五分之一的农场平均规模的平均值。最贫穷国家的平均农场面积为1.6公顷，而最富裕国家的平均农场面积为54.1公顷，相差34倍。平均农场规模的中位数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平稳增长:每组分别为1.1、2.6、4.3、14.2和29.0公顷。

　　图2报告了不同收入国家的小农场(少于5公顷)和大农场(超过20公顷)的比例。富裕国家比贫穷国家拥有更少的小型农场和更多的大型农场。在最贫穷的国家(Q1)，超过90%的农场是小的，几乎没有一个农场是大的，而在最富裕的国家(Q5)，小农场占农场的30%，大农场占近40%。大小类别的更细分类的直方图表明，小农场的份额随着国家富裕程度的增加而减少，而大农场的份额随着国家富裕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这些事实表明，小农场是穷国最常见的生产单位形式，而大农场是富国的主要生产单位。

　　如图3所示，在最富裕的国家，近70%的土地集中在大型农场(超过20公顷)，而在贫穷国家，近70%的土地集中在小型农场(不到5公顷)。

 

　　2．劳动生产率(value added per worker)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而增加。

　　表2提供了2007年美国农业普查的统计摘要。劳动生产率在最大和最小农场经营规模之间的差异为16倍。这表明，仅富国和穷国之间农场大小的差异就可能在这些国家之间的农业生产率差距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表2还表明土地生产率(value added per unit of land)随着农场规模的增大而降低。资本与土地比率也随着农场规模的增大而降低。大型农场比小型农场使用更多的资本，但是他们每个农场使用更多的土地，所以资本与土地的比率会随着规模增加而下降。

 

　　模型

 

　　5.文中根据目标和数据，校准的参数如下：

 

　

 

　　定量分析

 

　　我们使用校正后的模型作为一个框架，来理解在农场规模、农业就业份额、农业和总劳动生产率方面的跨国差异。我们关注最富裕和最贫穷国家之间的差异。

 

　　1. 综合因素

 

　　我们已经表明，在我们的模型的背景下，综合因素的变化影响农业部门农场的规模和生产率。我们首先考察土地差异的影响，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土地禀赋较低常常被认为是小农场规模的来源。然后，我们考察了所有综合因素的差异所带来的影响。

　　根据模型得到的数据，我们以人均耕地面积来衡量土地禀赋。虽然富裕国家的人均耕地面积高于贫穷国家，但这一差距只有1.3倍。从表4可以看出，尽管土地禀赋的差异可能会导致富国和穷国之间的规模差异，但这种影响在数量上是很小的，不到所观察到的平均规模差异的4%。

 

　　接下来我们要问的是，除了土地禀赋差异之外，整个经济体的生产率A和资本禀赋K的差异是否能够解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异。表4的结果显示， TFP影响贫困国家农业领域就业比例的16.6%，贫困国家的平均农场规模下降了8.6倍，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了11.2倍，远低于富国和穷国数据中显示的平均农场规模差距为34倍、农业生产率差距为46.7倍的水平。因此，在富国和穷国之间的数据中观察到的农场规模和农业生产率差异中，该模型可以解释约四分之一的差异。这个实验也解释了总劳动生产率中7.6倍差距。

 

　　2. 农场规模扭曲

 

　　穷国农业生产率低下的一个可能解释是，农业规模的扭曲造成了资源的错配，从高产的大型农场到低效的小型农场。有大量证据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农场规模存在扭曲。许多国家直接限制了农场的规模。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限制是对允许拥有的土地规模的上限，是作为战后土地改革的一部分而实施的。在许多情况下，土地持有的最高限额还禁止出售和/或租用重新分配的土地。其他国家也通过实施最小规模要求而扭曲了农场规模。一些国家征收累进的土地税，在那里，大型农场的税率比小型农场要高。一些非洲国家为化肥和种子提供了投入性补贴，这些补贴要么直接针对小农，要么让他们获得了不成比例的好处。在其他情况下，向小农提供补贴信贷或购买土地的补贴。

 

　　

 

　　通过对参数ψ的校准来使得其满足富国个穷国之间的农场规模差异（34倍），从而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一结果对贫穷国家生产力的影响，农场规模的扭曲，虽然只是为了匹配平均农场规模的差异，但却复制了贫穷国家的其他相关特征。

 

　　如表6显示，我们的综合因素和特殊税收的模型可以完全匹配贫困国家农业的就业比例，农业以及总劳动生产率。

　　最后，本文从两个方面来使用可观察到的政策措施定量评估贫穷国家农业分配不当的程度。(1) 首先，我们通过利用各国农产品价格扭曲水平的变化，对不同国家的农业规模扭曲进行实证总结。我们发现，我们的综合因素模型和扭曲的经验衡量方法可以弥补富国和穷国之间农场规模和生产率差距的一半。从这一点来看，仅仅综合因素占了不到一半。（2）其次，本文研究导致分配不当的具体政策。文章研究限制了菲律宾的土地规模的土地改革以及巴基斯坦的土地累进税改革。我们发现，每一项政策单独都会产生重要的规模和生产率效应，但这些效应可以被时间序列数据中综合因素的演变所掩盖。本文的结论是，理解农场规模的差异可能为理解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异，进而理解富国和穷国的总劳动生产率提供一个关键的切入点。

 

　　Abstract

 

　　We study the determinants of differences in farm-size across countries and their impact on agricultural and aggregate productivity using a quantitative sectoral model featuring a distribution of farms. Measured aggregate factors (capital, land, economy-wide productivity) account for one-quarter of the observed differences in farm size and productivity.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s that misallocate resources across farms have the potential to account for the remaining differences. Exploiting within-country variation in crop-specific price distortions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farm size, we construct a cross-country measure of farm-size distortions which together with aggregate factors accounts for one-half of the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size and produc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