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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Myers C K. The Power of Abortion Policy: Re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Young Women’s Access to Reproductive Control[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7, 125(6): 2178-2224.

 

一、引言

 

经济学家杂志将避孕药评选为20世纪改变世界最重要的发明，因其对经济和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尽管避孕药技术存在非随机性，但不少经济学者利用地区间允许使用避孕药时间的政策差异，对避孕药的作用进行了详尽的分析。Goldin & Katz（2002）使用DID的框架分析了大学毕业生受到的影响，他们认为，允许使用避孕药增加了女性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可能性。借鉴Goldin & Katz （2002）的识别策略，之后学者从多个角度分析了避孕药的作用，如，生育率下降（Bailey 2006，2009；Ananat & Hungerman2012），教育水平提高（Hock，2008）, 婚姻稳定性提高（Zuppann，2012），儿童长期教育改善（Ananat & Hungerman 2012), 犯罪率下降（Pantano，2007)以及女性劳动参与、工资和职业多样化提高（Bailey 2006; Bailey et al., 2012; Steingrimsdottir, 2016)。

 

尽管避孕药的使用与美国1960~ 70年间生育率的下降表现一致。但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在避孕工具出现之前，生育率已经出现下降趋势。如，日本在1990年之后才出现避孕药及相关激素避孕手段，但其生育率和结婚率早在1940年就出现了下降趋势。基于种种疑问，Myers（2017）重新回顾了人口结构变化的原因，作者认为该时期生育率的下降可能来源于堕胎而不是避孕药的使用；以往的研究文献可能忽视了同期堕胎政策的作用，将生育率的下降错误归因于避孕药使用。与前述文献不同，本文作者对生育控制进行了更详细的区分：（1）法律不允许使用避孕药或堕胎；（2）法律允许成年女性使用避孕药或堕胎，但不允许未成年女性使用避孕药或堕胎；（3）法律允许未成年女性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使用避孕药和堕胎。基于此，利用1979~95年的CPS生育补充数据、1980年美国IPUMS1%抽样数据分析发现：避孕药政策对未成年女性结婚和生育的影响非常小，但堕胎政策导致未成年女性（年龄<19）生育下降34%，结婚下降19%，奉子成婚下降63%。

 

二、趋势变化

 

1960年美国出现避孕药，但低于21岁的女性并不是在所有州都有权购买避孕药。在接下来几年中，一些州降低了使用避孕药的法定年龄，从21岁降低到18岁，并设定一系列法定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未婚女性不需经过父母同意就可获得避孕服务。1969~1974年间，类似的政策逐渐扩散至其他35个州。 

 

A. 性行为

 

避孕药的使用可能会促进性解放？对1940-1960年出生组的性行为变化（图1）的观察表明：1940年出生的女性首次性行为的年龄变化并不大，这个组别的大多数女性并不能使用避孕药直到结婚或者年龄达到21岁；而达到这一年龄时，多数女性已经发生过性行为。1950-1955出生组中，低龄发生行为概率有明显的增加，该出生组发生性行为的时间段正好是避孕药迅速扩散的年代。

 

这些变化趋势表明避孕药扩散的时间可能对性解放做出贡献，但是其对生育的影响仍然是不确定的。

避孕药的使用可能降低怀孕率？如果1950-1955出生组，所有年轻女性使用避孕药而不是避孕套，前者失败概率9%，后者失败的概率是15%。在极端的假定条件下，年轻女性第一年无条件意外怀孕的概率下降6%。但这一年龄组，性行为增加很大，18岁之前发生性行为的比例从34%增加47%，经过计算，作者推断，如果使用避孕药，总怀孕率下降1%。

 

但同时，避孕药的使用也有可能会增加怀孕率？1950-1955出生组的女性使用家庭计划服务的比例增加了12%，与性行为的比例增加一致。如果女性是从节欲转向避孕药，作者推断这样的情况，总怀孕率会增加1%，性行为的增加比避孕手段的增加高1百分点。

 

以上推断表明，随着性行为的增加，避孕药的使用并不一定会带来生育率的下降。

 

B. 生育与结婚

 

避孕药的使用可能会导致女性延迟结婚？图3a显示，1950-1955出生组的生育率变化幅度较小。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开始于1960年，但1950-1955出生组的变化并不明显，这一出生组经历了避孕药的快速传播使用。同时，少女妈妈的比例增加的比例并不大，19岁之前成为未婚妈妈的比例仅增加了2%。图3b显示，自1940出生组，各年龄段前结婚的比例均经历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1950出生组略有停止，1955-1960出生组的结婚比例继续下降。

1955出生组推迟结婚的原因可能来源于避孕药的扩散，但也有可能来源于堕胎政策，同时期，堕胎政策也在逐渐合法化。

 

C. 堕胎

 

1969和1972年间，5个反对州和哥伦比亚地区允许堕胎。而1955年出生组在1973年时，正好在17-18岁左右，该年龄组经历了联邦最高法院对“罗伊韦德案”堕胎合法化的判决。图4展示了1945~1960出生组堕胎的变化趋势，当堕胎合法化之后，堕胎的比例增加很多。堕胎合法化对生育率影响依赖于其对性行为的影响，以及合法性对堕胎成本的影响。

 

 

三、生育政策编码

 

为了利用不同时间不同州生育控制法律变化对女性生育、组建家庭行为的影响，首要的工作是对相关法律及法律制定时间进行详细和系统的梳理。参考以往文献，作者通过利用带注释的条例，法院判决，诊所、医院政策和执行效果等多种资料来构建生育控制变量；作者同时关注了成年和未成女性被允许使用避孕药和堕胎的时间。与其他文献的差异部分主要来源于主观性的判断，而不是对法律条文理解的差异。如，Bailey et al. （2011）认为，当法律对男性和女性的年龄设置有差异时，法律并没有执行，只有两者年龄相同时表明法律正在执行；作者持不同的观点。

 

四、实证分析策略

 

通过利用各州移除《康斯托克法》法律、堕胎合法化以及各州允许未成年女性使用避孕药和堕胎的时间差异，本文不同生育控制政策的效果进行估计。

被解释变量：出生在y年份的女性i在s州特定年龄前是否发生过生育或组建家庭行为，如初婚，初育或者奉子成婚。vs为州固定效应，用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州特征；vy为出生年份固定效应，用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短暂冲击；vsxy为州线性趋势，用来解释州层面生育和结婚的变化趋势。标准误在州层面进行聚类。 

 

主要解释变量：允许成年女性使用，但不允许未成年女性使用避孕药（Pill legal）；允许未成年女性私密使用避孕药（Consent pill）；允许成年女性堕胎，但未成年女性不能堕胎时（Abort legal）；允许未成年女性私密堕胎（Consent legal）。

 

其他变量：Ri是种族虚拟变量，Pst主要用来衡量州性别、种族歧视法律，无过错离婚法；其他政策控制变量还包括，是否经历州堕胎改革，在罗伊韦德案之前，13个州在有限的条件下实施堕胎，如保护母亲生命或健康。

 

数据：1979~95CPS生育补充调查数据。

 

样本：出生在1935~1958年，观测期年龄是22岁或更大的女性。

 

DID依赖于共同趋势假定，两个潜在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到共同趋势假定：

 

1. 许多州在允许女性使用避孕药的同时，也开始允许女性堕胎。之前的文献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导致他们混淆了避孕药和堕胎的作用。

 

2. 未成年女性获得家庭计生服务权利本身可能是对生育控制需求增加的反应。

 

对于第一个问题，作者在模型估计中控制了堕胎政策；第二个问题的解决非常困难，值得庆幸的是，美国国内和国外相关研究表明，避孕技术和人口结构变化之间并不存在系统的相关关系。

 

五、实证结果

 

A. 19岁之前成为母亲或结婚

 

实证结果显示，避孕药政策的作用非常有限；其对未成年女性（年龄<19）结婚或奉子成婚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堕胎政策的作用非常显著且稳健；如果所在州允许成年女性堕胎，但不允许未成年女性堕胎，其生育概率会下降3.2个百分点，结婚概率会下降2.3个百分点，奉子成婚概率会下降1.9个百分点。如果该州允许未成年女性私密堕胎，生育概率下降5.7个百分点，结婚概率下降4.8个百分点，奉子成婚的概率下降4.0个百分点。经过计算，作者认为，堕胎政策将减少34%的未成年女性（年龄<19）生育，20%的结婚，以及63%的奉子成婚。同时，避孕药和堕胎政策交互项的结果并不显著，这排除了避孕药和堕胎互补或相互替代的可能性；女性倾向于将堕胎作为避孕药使用的后备，而不是替代避孕药的使用。

B 累积概率：16~22岁

 

通过改变被解释变量的年龄大小，作者展示不同生育控制政策对不同年龄生育、结婚行为的影响。所有结果均显示，与堕胎政策相比，避孕药政策的作用非常有限；允许堕胎以及允许未成年女性私密堕胎显著影响未成年女性生育、结婚以及奉子成婚的概率。

C. 其他法律编码

 

在前文的基础上，作者依次使用了四种不同的生育控制法律定义，对前文的结果进行考察，结果依旧稳健。

 

六、分样本估计结果

 

A. 种族：白人 vs 黑人

 

对于白人来说，允许女性和未成年女性使用避孕药会推迟生育，如果女性生活在允许使用避孕药的州，19岁之前生育概率下降1.3%，而生活在允许未成年女性使用避孕药的州，成为母亲的概率会下降1.5%。但对于黑人而言，允许使用避孕药的政策对其影响并不显著，但允许未成年女性使用避孕药的州对生育的影响为正，并不显著。作者认为，避孕药是一种技术冲击，避孕药存在的地区性行为会增加，未婚女性怀孕的概率会提升，尤其对于低收入、低社会阶层的女性而言，因该群体接受使用的避孕技术相对有限。

 

堕胎政策对白人和黑人都非常明显。允许女性堕胎的州，白人19岁前生育的概率下降2.3%，黑人生育的概率下降9%；允许未成年女性堕胎的州，白人下降的比例为4.6%，黑人下降的比例是12.3%。尽管黑人的估计系数更大，但是效果比较接近。与不允许使用避孕药和堕胎的州相比，允许未成年私密堕胎的州，19岁之前白人生育的概率下降33%，黑人生育的概率为36%。

 

B. 教育程度：大学以下 vs 大学及以上

 

避孕药政策并没有显著影响不同教育程度女性组建家庭的可能。但堕胎政策影响较大，对大学以下教育程度的影响较大，对大学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影响略小。

 

C. 排除改革州

 

1973年之前，6个州已经允许堕胎，13个州允许有条件堕胎，堕胎合法化之前允许堕胎的州比不允许的堕胎的州堕胎更方便。排除改革州后，估计结果变化并不大。

 

D. 跨州堕胎

 

1971年，42%的堕胎来自于非本州居民，许多女性即便所在州不允许堕胎，会去其他允许堕胎的州（加利福尼亚，纽约，华盛顿）进行堕胎，这导致其所在州的政策影响效果减弱。早期允许使用避孕药的州也在纽约附近，之前研究中得到的结果可能来自堕胎而不是避孕药的使用。为了排除这种影响，作者将样本限制在反对州，以及距离加利福尼亚，纽约，华盛顿500英里以上的州。限制样本后，结果显示，估计系数有增加的趋势；也就是说，如果70年代早期的女性没有跨州获得避孕药或堕胎，政策的影响会更大。

七、与之前研究的对比

 

A. Goldin & Katz （2002）

 

Goldin & Katz集中分析大学教育程度的女性，本文分析的样本是全体女性。参照Goldin & Katz，作者展示了23岁之前结婚的概率，样本是年龄大于等于23岁且已经完成大学教育的女性。使用1980年IPUMS1%抽样数据发现：如果使用本文作者重新整理的政策，避孕药的作用很小且不显著；如果使用本文的四分类法律政策变量，可以发现，堕胎政策的效果很明显。进一步，作者使用CPS生育补充1979~95数据分析发现，即便是使用Goldin & Katz的政策定义，结果也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来自于普查数据仅有一年，Goldin & Katz捕捉到效果可能并不来源于避孕药的用，该群体没有避孕药，也会推迟组建家庭。

B. Bailey (2006,2009)以及Bailey et al.(2013)

 

Bailey的样本标准是出生于1935~59年，年龄大于等于36岁的已婚女性。使用Bailey的生育控制定义发现，允许私密使用避孕药的政策会导致生育下降1.5个百分点；但如果使用本文的定义，这种效果会变得并不显著；如果继续使用本文的四分类变量，允许成年女性堕胎的政策效果明显，但允许未成年女性私密堕胎的结果并不显著。改变Bailey的样本，将样本限制在出生于1935~59年，年龄大于等于22岁的女性；结果发现，允许使用避孕药的政策效果大大减弱。

 

后记

 

关于避孕药作用的论文很多，但本文作者重新整理定义了生育控制变量，从避孕药和堕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否认了早期研究中避孕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研究结论。为了准确验证，作者重新复制了经典论文中相关研究内容，并详细说明了研究差异产生的原因。阅读本文最大的感受，即便是被做了很多的论文题目，如果重新认真挖掘和分析，依旧可以做出新的东西。

 

口服避孕药与女性社会地位的文献介绍：

【香樟经济学术圈】口服避孕药和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

【量化历史研究第37篇】口服避孕药与女性权益改进

 

ABSTRACT

 

I provide new evidence on the relative “powers” of contraception and abortion policy in effecting the dramatic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the 1960s and 1970s. Trends in sexual behavior suggest that young women’s increased access to the birth control pill fueled the sexual revolution, but neither these trends nor difference-in-difference estimates support the view that this also led to substantial changes in family formation. Rather, the estimates robustly suggest that it was liberalized access to abortion that allowed large numbers of women to delay marriage and motherh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