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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人 | 刘贯春
原文信息
Lau, L.J. and H. Zheng, 2017, “How much slack was there in the Chinese economy prior to its economic reform of 1978?”, China Economic Review, 45, 124-142.
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历经了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9.7%(尽管近年来增长速度下滑至6.8%)。究其根本,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包括:第一,有形投入增长,包括物质资本数量和劳动力数量;第二,无形资产投入增长,比如人力资本和R&D投入;第三,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第四,来自国外的技术转移,如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第五,规模经济的实现;第六,经济无效率的改善。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普遍缺乏内在激励机制来促使生产单位实现生产最大化,经济无效率现象广泛存在。换言之,经济整体处于生产可能性曲线内部,并未处于生产前沿面,而两者之间的距离代表生产无效率。即,给定生产技术和要素投入,通过生产无效率的改善可以实现经济总产出的增加。基于此,文章尝试估计1978年经济改革前所存在的经济无效率,并试图回答:1978年后中国经济增长有多少来源于改革开放前经济无效率的释放。由于经济无效率改善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是一次性而非可持续的,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逻辑。事实上,当经济体已经处于生产前沿面,要素投入增加和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保障。
基于系列基本假设,以安徽省和上海市为例,文章通过直接比较法和分段回归法对1978年经济改革的增长效应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1978-2014期间的年均增长率有1.23%来自于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经济无效率改善,剩下的8.49%则来源于前文的其他五部分,如要素投入增加和技术进步。
测算框架
关于经济无效率的测算,当前主要存在数据包络分析(DEA)和随机前沿分析(SFA)两种。其中,前者利用线性规划进行最优求解,适用于多投入多产出的情形,是一种非参数分析方法;后者将误差项分解为传统误差项(零均值)和非效率项(右侧截断分布),通过估计生产函数(如CD函数、超越对数函数)进行求解,适用于多投入单一产出的情形,是一种参数分析方法。就本文而言,DEA和SFA似乎并不适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建立在两者基础上的效率分解方法均难以识别结构性变化;第二,各省的经济改革时间点存在显著差异,如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与1978年,但直到1982年才推广至全国范围,此时缺乏足够的数据使用上述两种方法分析。
就本文而言,作者使用两种方法以识别1978年经济改革的增长效率:一是直接比较法,通过比较改革前、中和后三个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率进行对比分析;二是回归参数法,利用分段回归手段进行识别分析。具体而言:
第一,直接比较法。该方法存在两个重要假设:(1)平均而言,经济改革完全实现需要六年,从而可以构造改革前、中和后三个不同时期。关于为何是六年,作者解释道“通过数据的结构性变化确定”,并尝试了3-5年,结论基本保持不变。(2)如果不存在经济改革,经济产出将维持改革前或改革后的平均增长速度。事实上,与改革前的时期进行对比,由于技术进步等,可能会高估1978年经济改革的增长效应;而与改革后的时期进行对比,则会低估1978年经济改革的增长效率。为此,可以通过得到增长效应的下限和上限。
第二,分段回归法。假定GDP的对数值是关于时间t的线性函数,那么(见下图),
改革前,生产函数满足:lnYt=α0+γ0t (0≤t<t0);
改革中,生产函数满足:lnYt=(α0+α1-γ1t0) +(γ0+γ1)t (t0≤t<t1);
改革后,生产函数满足:lnYt=(α0+α1+α2+γ1(t1-t0) –γ2t1)+(γ0+γ2)t (t≥t1);
其中,较于改革前,α1代表改革中的潜在跳跃(预期上升),γ1代表改革进程中可能实现的增长率提升;较于改革中,α2代表改革后的潜在跳跃,γ2代表改革完成后的增长率变化。随后,不难得到:较于改革前,改革带来的增长效应为α1+6γ1;较于改革后,改革带来的增长效应为-α2+6(γ1-γ2)。
估算结果
1978年,安徽省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个试点,随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拓展至全国其他省份,并延伸至城市部门。作为中央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地,在1992年,上海是最后一批实行责任制的城市部门,逐步将权力交还给企业并建立自由市场。基于此,文章试图以安徽和上海为例来估算1978年经济改革在农村部门和城镇部门带来的增长效应。具体而言,安徽省的三个时期依次为改革前(1973-1978年)、改革中(1979-1984年)和改革后(1985-1990年),上海市的三个时期依次为改革前(1985-1991年,考虑到1989年事件,时期多取1年)、改革中(1992-1997年)和改革后(1998-2003年)。
利用改革前、改革中和改革后三个时期的年均增长率进行差分,表1汇报了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安徽省经济发展带来的增长效应。其中,文章选取了五种指标,依次包括真实GDP、粮食产出、农业真实总产出、农业真实增加值及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平均意义上,较于改革前,1978年经济改革提升安徽省经济增长率高达56%,而较于改革后增长亦有42%。
表2汇报了1978年经济改革(实际年份为1992年)对上海市经济发展带来的增长效应。其中,文章选取了三种指标,依次包括真实GDP、工业部门的真实增加值及服务业部门的真实增加值。在平均意义上,较于改革前,经济改革促进上海市经济增长高达49%,而较于改革后增长亦有21%。
可以预期的是,分段估计结果与直接比较法相差不大,原因在于两者的估算原理是一致的。如有兴趣,详见原文,在此不再汇报。
结语
利用直接比较法和分段回归法,作者估算了1978年经济改革带来的经济无效率改善。尽管技术手段较为粗糙,但提供了一个理解重大经济事件经济增长效应的简化框架。据个人所知,在当前阶段,利用宏观数据进行经济增长源泉分解的测算文章似乎已经过了“繁荣”期,该方向的研究正逐步转向基于微观数据的加总分析。然而,重大经济事件所带来的增长效应如何利用技术手段进行识别和测算一直是难点,希望本文的推送能够促使更多研究者进行思考。
Abstract
The existence of economic slack or inefficiency is a common phenomenon of economies that operate under mandatory central planning. It implies that the economy operates in the interior of its set of production possibilities and not on its frontier. It also implies that output can be increased without any increase in the inputs if the constraints which prevent the economy from operating on the frontier in the first place are removed. Thus, there is “surplus potential output” that is not directly observable and cannot be identified by convention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puts and output alone.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attempt to identify and estimate the surplus potential output in the Chinese economy prior to its economic reform in 1978. This will help answer the question of how much of the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since 1978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reduction and elimination of the pre-existing economic slack. This question is important because the increase in output due to the reduction or elimination of the economic slack can only take effect once and cannot be continuing. It will also affect the attribution of the sources of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Our investigation suggests that a reasonable estimate of the magnitude of the surplus potential output of the Chinese economy on the eve of its reform is approximately 50% of the actual realized output in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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