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许文立 许坤 

 

原文信息

 

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2017，Where Modern Microeconomics Went Wrong? NBER Working Paper No. 23795.

 

编者注

 

首先，祝各位国庆节、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学术精进！其次，今年国庆节再为大家推送一篇宏观经济学的反思。这篇文章是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所写。这篇文章虽然以NBER的工作论文形式发布，但更像是一篇NOTE。今天推送的只是文章的一部分summary，完整中文版可关注“宏观经济研学会”公众号。去年国庆节前后我们为大家推送了【香樟推文0530】DSGE模型会有未来吗？和【香樟推文0547】实际商业周期（RBC）方法论与宏观经济理论发展相比较于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国内宏观经济学研究群体比较小，这也导致了很多高校老师将更多的学生引向了微观经济领域，我们一直坚持推送宏观经济学内容，也希望能吸引一些对宏观经济学，尤其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感兴趣的年轻学生，与微观经济学研究“竞争”。

 

摘要

 

这篇文章批判了过去20多年间主导宏观经济学的DSGE模型。文章认为DSGE模型最大的败笔在于其采用了错误的微观基础，即是说没有将经济行为的核心特征引入模型中，例如没有引入信息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一些洞见。对金融部门不恰当的建模使得DSGE模型并不适宜用于预测金融危机，或者不能对金融危机作出反应；而且对典型代理人的依赖也使得它们不适合分析波动或危机分布的作用，也不适合分析波动对不平等的效应。本文提出了一个备择模型，用于理解深度衰退和应对之策。

 

推文正文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已经在当代宏观经济学分析中占据主导位置。但根据我的判断，它远没有达到一个设计精良的宏观经济模型所应该发挥的作用。所有宏观模型都会面临的最重要挑战就是为不断重复发生的大衰退提供有益的解释，并为之提出应对之策。当然，它要是能预测这些危机那就更好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经济体下一年的增长率是3.1%，还是3.2%并没有太大差异。但是当GDP下降、失业上升时，经济危机就会对个人福利造成极大的影响，并且还会对未来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尤其是，现在已经认识到长期的经济疲软——正如2008年后欧美遭遇的情形——已经对未来潜在增长产生重要影响。

 

当2008年危机发生的时候，DSGE模型并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也没有为应对危机提供有益的政策指导，因此，那些沉淀已久的批判就爆发了，使得DSGE模型的失败显得格外严重：DSGE模型在另一些衰退环境下同样会失败。

 

DSGE模型没有成功解释几次主要的经济衰退，包括引发危机的扰动来源；为什么本可以被系统吸收的冲击会被放大，并引发如此严重的后果；为什么危机会持续，例如为什么经济没有如均衡模型预期的那样迅速回到充分就业水平。这些并不是无关紧要的缺陷，而是触及DSGE模型的根本缺陷。

 

我们试图从宏观经济学的“基准模型”中得到什么答案还不清楚。Vines认为我们应该寻找一种简化模型，利用它来教会研究生无论参与什么研究项目都应该构建一个尽可能具有指导性的分析框架。

 

Blanchard（2017）指出：（编者注：Blanchard这篇短文我们也曾在香樟推送，【香樟推文0586】对DSGE模型的进一步思考：共识与改进方向）

 

理论模型应该刻画那些我们所认为的必要的企业与人们行为特征，而不是尝试刻画所有相关的动态性质。那么，这类模型就仅仅只用作它们自身的目的，且保留简单的结构，为理论探讨提供一个平台。

 

因此，作为基准模型的DSGE模型核心架构与扩展模型之间应该区别看待。基准模型的扩展版本引入了许多复杂结构——更多的冲击，而不仅仅是技术冲击；摩擦——更多的摩擦，而不仅仅是名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确，很多DSGE模型的用户已经意识到它的某些薄弱环节，因此，他们不断的“扩展”该模型，尤其是以一种临时补救的方式来扩展。随后就发生了托勒密式的尝试，即引入一些从前并没有在模型中关注的重要特征。结果就是这些模型失去了原有的精致性，并且还削弱了其坚实的微观基础，由此动摇了依赖于此的政策分析结论的可靠性。这些扩展所带来的复杂性使得人们更加难以理解将会发生的事。

 

在如此多参数情形下，宏观计量经济学成为了一种曲线拟合训练，即随意选择由模型产生的矩与现实进行比较。而常规的统计标准丢在一旁。Korinek（2017）对此进行了严厉地批判：（编者注：Korinek这篇短文也在香樟推送了，【香樟推文0581】宏观经济学与DSGE方法的相爱相杀）

 

第一，选择用于评价模型的矩集很大程度上比较随意。宏观专业领域已经形成这种传统，将数据矩与模型矩进行比较，但是将一些矩与另一些矩进行比较又没有坚实的科学基础。

 

第二，对于既定的矩集，又没有良好的统计量来测量DSGE模型的拟合优度，或者在此框架下如何改进的统计量。模型所生成的矩是否与现实世界中观察到的矩合意地匹配，通常是通过肉眼比较来决定的，且读者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这种方法的科学严谨性值得怀疑。

 

第三，评价现实世界非常复杂，从某些角度来看，所有的经济模型都会被数据所拒绝。所有的宏观经济模型，无论是否是DSGE，都将复杂的社会影响简化成一个小规模变量及其相互关系的集合。此外，正如我们在前面部分所强调的内容，DSGE模型经常强加许多限制条件，而这些限制条件又与微观证据相矛盾。如果一个模型在某些方面被拒绝，那么，从这些方面来测量拟合优度的统计量就不再有意义。

 

总之，Korinek认为该方法的“科学严密性”值得怀疑。但他的这个结论仍然十分保守。

 

有时，我们也应该区别看待“政策模型”和完全理论化的模型。政策模型旨在为政策制定者面对不同经济情形时所采取的实践措施提供建议。因此，标准凯恩斯主义模型足以告知我们是否需要刺激经济，以及如何刺激经济。但是凯恩斯主义模型的核心方程并没有微观基础，这又使得它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要说精美的理论，我们又不得不转向DSGE模型。但是我认为这种区分存在两个方面的错误。第一，我相信DSGE模型的内核并不是很好的理论：好理论使基于企业和家庭实际是如何行动，以及市场实际如何发生作用。如果可利用信贷额比利率更重要，那么，假设没有信贷配给的模型就是一个较差的理论。在金融危及期间，银行资金短缺，流动性受限。这种约束与DSGE的内核并不一致。第二，需要由微观基础推导而来的模型是因为政策变化可能会改变先前观测到的缩减形式关系。好的政策要求我们要理解代理人行为的根本性决定因素。

 

短期政策也包括短期预测。 美国国会建立的经济顾问理事会通过适当的宏观经济干预措施来确保充分就业。而我作为克林顿总统时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有责任监督我们的预测，这些预测也用于预算。 虽然我负责的这些预测都是在当前DSGE模型之前发展的，但虽我们关注的许多重要因素均被排除在标准模型之外。 例如，我们关心期望的变化。 但是，对于预期的分析不是基于个人具有理性预期的假定，而是根据调查数据。

 

我们也关心消费的变化。消费的决定因素是任何好宏观模型的关键结构。但是我们都很清楚，从短期到中期，家庭储蓄率的转变与代表性代理人关注的跨期效用最大化并没有什么关联。那么，这种模型就不能提供消费变化的精确预测。它既不能识别偏好或技术的转变，也不能识别引起消费变化的预期变化。

 

总之，DSGE模型对于政策设计并没有多大用处，例如，传递出减税的最好方式。而我认为行为经济学已经提供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案例：储蓄行为渐进变化，这与标准模型不一致。重要的是，对于2008年和2009年美国减税的解释，行为经济学的进展要比在DSGE中合并储蓄行为方程大得多。

 

但DSGE模型似乎把“消费应该由代表性代理人在无借贷约束下实现无限期效用最大化行为所解释”当作宗教信条一样。这么做被称为具有微观基础。但是经济学是一种行为科学。如果凯恩斯是对的——个人储蓄是其收入的固定比例，那么，基于这种假设的加总模型就具有微观基础。当然，经济是由不同的个体组成的，而且他们都只有有限生命，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有信贷约束，他们会缓慢的调整消费行为来应对经济环境的变化。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个体并不是储蓄其收入的固定份额。因此，DSGE和旧凯恩斯主义都太简化。当它们被吸收入宏观模型时，人们就会说经济好像如何如何……。那么，问题来了。哪个提供了更好的描述；哪个提供了更好的应对之策；而哪个又是未来模型发展的更好基准。答案仍不明确。因此，对于DSGE的批评不应该集中于其行为方程的简化：所有的模型都是如此。正在的批评应该是其错误的建模选择：在该简化的地方选择了复杂——例如，宏观经济波动的核心内容；而在该复杂的地方又选择了简化——例如宏观经济行为的动向。

 

DSGE模型的复杂性要求另一些方面极其简化：为了分析模型，就要求使用一些特别的参数。我们知道DSGE模型使用的参数（例如，常弹性效用函数）得到的预测很容易旧被拒绝（例如，所有的个体都有相同的风险资产组合，同质偏好——对于所有的商品具有单位收入弹性，对于所有的资产具有单位财富弹性）。更糟糕的是，在所有参数均不可信时，那些能解释许多现实宏观经济特征的大规模DSGE模型仅仅只能利用线性近似解法，且只能发生较小冲击——排除较大冲击可以确保线性近似的有效性。

 

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a critique of the DSGE models that have come to dominate macroeconomics during the past quarter-century. It argues that at the heart of the failure were the wrong microfoundations, which failed to incorporate key aspects of economic behaviour, e.g. incorporating insights from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behavioural economics. Inadequate modelling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meant they were ill-suited for predicting or responding to a financial crisis; and a reliance on representative agent models meant they were ill-suited for analysing either the role of distribution in fluctuations and crises or the consequences of fluctuations on inequality. The paper proposes alternative benchmark models that may be more useful both in understanding deep downturns and responding to them.

 

许文立，安徽大学，xuweny87@163.com

许坤，中国人民大学，kunxu2014@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