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

 

Ward AL, Beatty TK. Who Responds to Air Quality Alerts?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15:1-25.

 

前言

 

在信息不对称下，人们的行为往往是非理性的。比如，在缺乏对雾霾科学认识的情况下，中国人曾一度认为灰蒙蒙的天叫做雾，在这种认识下，人们很难采取应有的规避行为。然而，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直接或间接的负面影响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相较于传统的规制方式，基于信息的规制被认为具有独特的优势，如成本较低且影响持久。政府作为环境信息的主要提供者，出于指导公众出行行为的目的，纷纷建立空气污染预警机制。那么，空气污染预警是否起到了指导公众出行进而减少健康损害的目的呢？Ward等人采用2003-2010年“美国人的时间使用调查（American Time Use Survey，以下简称ATUS）”，分析空气污染预警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

 

研究数据

 

该研究主要基于来自美国劳动统计局所做的全国范围的美国人时间使用调查。ATUS通过随机抽样调查的方式，了解每人每天在工作、家务、休闲和运动等活动上所花的时间。具体而言，被调查者通过记账的方式记录24小时的活动内容、活动地点，且每位被调查者只进行一次记录。该研究运用2003-2010共8年55900个混合截面数据进行研究，采用该数据中人们外出活动的时间作为主要的被解释变量。此外，污染预警信息来自美国环保署（EPA），预警分布如图所示，污染物浓度数据来自空气质量系统，历史天气数据来自国家气候数据中心。

 

污染预警是否减少了公众外出活动？

 

作者首先运用全样本观察污染预警对公众出行活动的平均影响。在方法上，首先构建Logit模型分析人们在预警天是否有外出活动。具体而言，被解释变量为是否有外出活动虚拟变量，外出时间大于0则为1，无外出活动则为0。解释变量为是否有空气污染预警虚拟变量，控制变量为一系列空气质量指标（AQI）、天气变量（最高气温、降水、风速）、人口特征（年龄、受教育程度、就业情况、婚姻状况、怀孕状况、种族）及家庭特征（家庭收入、是否有孩子）。考虑到不同人群的空气污染暴露并非外生的，比如敏感人群更可能迁移到非污染地区，因此在模型中加入核心统计区（CBSA）固定效应。作者进一步用外出活动时间作为被解释变量，由于样本中有80%被调查者在一天24小时中外出时间为0，构建GLM-LL模型，实现将0值包含在内。从结果来看，Logit模型和GLM-LL模型的结果均显示人们在预警天显著减少外出活动。在有空气预警时，人们平均减少18%（21分钟）的外出活动。

 

污染预警对谁有影响？

 

考虑到老年人是空气污染暴露下的脆弱群体，因此人们格外关心空气污染预警如何影响老年人的外出行为。此外，考虑到污染预警往往是通过报纸、电视、邮件发布，不同特征人群信息获取能力可能不同，如受教育程度低和贫困群体可能不容易获得预警信息。因此，作者随后通过将样本人群按照年龄、收入、种族和受教育程度进行分组或加入交互项的方式观察影响的异质性。结果发现，预警对老年人有更大的影响，对非白人群体有更大的影响，而对不同收入人群、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异质性。

 

污染预警产生了替代效应吗？

 

人们在预警天减少户外活动可能会产生一系列替代效应，比如增加前后两天的出行时间或者增加室内运动。另外，一天中不同时间的污染程度也是不同的，早上的污染程度相对较轻，人们可能会通过在预警天减少中午的外出、增加早上的外出来采取规避。如果只观测每日平均的外出活动，则会忽视这种预警在一天内对公众外出行为改变的效果。因此，作者通过分别分析预警天前后的出行活动时间的影响、室内活动时间的影响以及一天中不同时间段的出行时间的影响，观察人们在预警天的替代活动。结果发现人们并没有显著增加预警天前后的出行活动时间，即不存在前后天的替代现象；人们并没有增加室内活动的时间，即不存在室内、室外的替代现象；无论上午还是下午，人们都会采取规避行为，即不存在一天内的替代现象。最后，作者还发现，连续两天预警情况下，人们对第二天的预警响应要低于第一天，即可能存在“预警疲劳”现象。

 

评论

 

该研究不仅考虑了预警天对出行活动的影响，还进一步对替代活动进行了分析，尤其是一天内的出行替代，为该问题提供了更多机制探讨。读后的一点思考：第一，在考虑公众是否对污染预警采取规避行为时，还应进一步区分外出目的，比如人们对外出工作时间和外出休闲时间的自主性存在差异；第二：很多时候即使我们获取了信息，也可能由于知识有限、意识缺乏等原因，无法基于信息本身做出响应，更可能会参考身边其他人的做法。因此，在进行信息提供的效果分析中还应考虑家庭成员间、邻里间等社会网络的影响分析，从而提出更有价值的政策建议；最后：身处穹顶之下的我们，真的“预警疲劳”了吗？机制是什么？拿什么来拯救？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behavioral response to air quality alert programs using detailed time diary data. Specifically, we investigate whether individuals targeted by mandatory air quality warnings respond by reducing time spent in proscribed activities—the most important of which are outdoor activities that raise breathing and heart rates—thereby mitigating the health effects of pollutants on high-pollution days. We find that individuals engage in averting behavior on alert days by reducing the time they spend in vigorous outdoor activities by 18% or 21min on average. We find differential responses to alerts, with the largest responses amongst the elderly.

 

推文作者：刘梦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