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张谦 

 

文章来源：Bagwell, K. , & Lee, S. H. .(2020). Trade policy under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with firm selec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27:1-39.

 

链接：https://doi.org/10.1016/j.jinteco.2020.103379

 

新新贸易理论主要从企业异质性和垄断竞争层面分析国际贸易和投资问题，但是较少关注该理论框架下贸易政策的实施及其有效性，特别是在当前贸易不确定性加剧的形势下如何就现有贸易规则探讨贸易政策的作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一个对称的两国Melitz-Ottaviano(2008)模型分析了单边、有效和纳什贸易政策。当所有国际都实施自由贸易时，一国单方面采取以下贸易政策能够提高自身收益：(1)征收少量进口关税;(2)在贸易成本低、生产率差异大时提供小额出口补贴;(3)适当同步小幅提高进出口关税组合。但是，这三种措施都会使其贸易伙伴的福利受损。同时受到模型参数的影响，市场可能提供太少或太多的市场进入水平，并且即使是在对称贸易政策的范畴内，全球自由贸易通常也是无效的，这就为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基于效率方面的解释。本文还在对称的贸易政策环境下探讨了各国可以通过交换小幅降低进口关税、出口关税或两者的组合来实现双赢的可能性，并进一步论证了如下结论：纳什均衡是无效的，而“政治最优”政策却是有效的，从而突出了贸易条件外部性的核心作用。此外，本文还探讨了该模型框架与CES模型的差异性。

 

01 研究背景

 

为了探究贸易政策的合理性，大量文献分析了贸易协定的经济效应。正如Bagwell和Staiger(1999, 2002)所言，在标准竞争框架中，贸易协定的目的是帮助政府远离由贸易条件（Terms-of-Trade，ToT）引致的“囚徒困境”。从现实层面而言，该框架阐述了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开展谈判以降低关税上限以及其他关键设定的原因，但却没有解释为何WTO会严格限制出口补贴。而从理论角度而言，尽管对异质企业模型中贸易收益的研究呈爆炸式增长，但迄今为止只有一小部分文献在此类模型中对贸易政策进行了分析。为了弥补这种现实与理论之间的脱节，本文在Melitz和Ottaviano(2008)的异质企业模型基础上从多个角度分析了贸易政策的有效性。本文明确了一些国家单方面采取以邻为壑（Beggar-thy-neighbor）的出口补贴措施的情况。虽然在关贸总协定的早期中对出口补贴的处理相当宽松，但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却被禁止了(除某些特殊情形外)。相比之下，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可以自由征收不超过其各自谈判的关税上限的正的(非歧视性)进口关税。从标准的贸易条件模型来看，WTO对出口补贴的严厉态度令人费解。较高的进口关税通常会给一国的贸易伙伴带来负面的贸易条件外部性，而较高的出口补贴则通常会给贸易伙伴带来正面的贸易条件外部性。事实上，标准贸易条件模型表明，具有政治经济目标的政府往往会提供低于他们所共同认为的有效水平的出口补贴。这一含义与世贸组织禁止出口补贴的规定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既可能由于有关出口补贴的规定过于严厉，也可能是标准理论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以此为背景，探讨异质企业模型能否提供关于实施和处理出口补贴方面可能产生的新影响是非常有意义的。

 

02 模型构建

 

本文在一个对称的两国Melitz-Ottaviano模型的基础上稍作修改以同时包含从价形式的进出口关税。本文允许贸易也可能受到进出口关税的限制。与“浪费性”贸易成本的变化不同，关税的变化会影响关税收入，进而影响福利。同时，本文假设关税收入会一次性地（Lump-sum）重新分配给消费者。这个模型有两个部门。除了差异化商品部门之外，该模式还包括一个外部商品部门。该商品是自由交易的且不产生贸易成本，而仅作为货币化的商品存在。外部商品是由一个竞争性行业以恒定的单位成本提供的。因此，成本加价（Markup)不仅在提供差异化产品的企业之间存在差异，而且在不同部门之间也存在差异。在缺乏国内政策干预的情况下，成本加价的跨部门差异意味着贸易政策可能能够将资源导向差异化商品部门。然而，这种直觉是不完整的，因为在没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差异化商品部门的过度进入。在该模型中，消费者偏好由一个定义在产品种类连续的二次效用函数进行刻画，并符合“热爱多样性”的特征，并由以下效用最大化问题刻画。

 

 

其中，IMP和EXP分别表示进口和出口产品的价值。为了提炼本文的结论，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关税变动的经济效应：第一个效应是选择效应（Selection Effect）:国进口关税的增加或国的出口关税的增加都将导致国本国销售临界成本的下降和国本国销售企业临界成本的提升；第二个效应是企业转换效应（Firm-delocation Effect）:国进口关税的增加或国的出口关税的增加都将导致国进入企业的增多和国进入企业的减少、国商品种类的增多和国商品种类的减少。这些发现的一个重要含义是,该模型能够导致Metzler悖论: 即国进口关税的增加或国出口关税的增加会导致l国平均价格的下降和国平均价格的上升。最后,本文在封闭型经济模型下分解出一种社会规划者将进入水平提高到市场水平以外时由企业的额外进入所产生的外部性，进入外部性效应（Entry-externality Effect）,该效应源于对单个新产品中直接消费者剩余的预期、对已有品种的消费者剩余损失的预期、产品种类增加的收益，以及商业窃取效应（Business-stealing effect）。本文表示出这些组件并发现网络外部性的符号是由一组简单的参数关系决定的：该外部性为负(正)的充要条件为需求参数高于(低于)临界水平。其中，会影响差异化商品和外包商品的替代性水平，而负(正)的外部性则表明市场上差异化商品部门的进入过多(不足)。在强调这些动因之后，本文转向论文的主要焦点，并对几个贸易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本文假设每个国家都从国家福利(National Welfare）的角度来评估贸易政策，在本文的模型中，它是由差异化商品部门的消费者剩余加上收入（贸易政策通过产生关税收入或补贴费用来影响收入）。该模型蕴含着自由进入假设，因此利润不会进入国家的福利函数。

 

03 单边贸易政策

 

在本文的第一组结果中，本文假设各国以全球自由贸易为起点，并考虑单边贸易政策的微小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本文首先表明，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征收少量的进口关税而获益，因为少量的关税使得国内产品的平均价格下降、更高的国内产品种类和关税收入。其次，本文还探讨了一国在何种条件下可以通过提供少量出口补贴而获益。一个正在考虑引入少量出口补贴的国家面临着一种权衡：出口补贴提高了市场进入、降低了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同时也扩大了干预国的产品种类，其中也包含了补贴的花费。本文发现，如果选择效应较强、贸易成本较低且生产率差异性较大，则干预国可从少量出口补贴中获益。如果选择效应较弱但当描述差异化商品部门相对吸引力的需求参数不太高时，小额出口补贴也有吸引力。最后，本文表明，一国可以通过同时引入少量的进口关税和出口关税来获得收益，此类关税组合需要通过调整这些关税以保持国内的临界成本处于特定水平，以使得国内市场的平均价格和产品种类不变。这种干预在使得差异化商品部门的消费者剩余保持在特定水平的同时也带来了(进口和出口)关税收入。上述三种干预都是以邻为壑的干预:以全球自由贸易为起点，当一个国家征收少量进口关税、少量出口补贴或上述类型的小额进出口关税组合时，其贸易伙伴的福利就会减少。虽然单方面提供少量出口补贴的合理性有赖于模型参数，但与此类政策有关的国际负外部性却并非如此。关键在于，所有涉及的政策干预都提高了国外的临界成本水平，进而使得外国平均价格上升、产品种类减少。这些发现佐证了有关异质性企业文献中有关贸易成本与生产效率分散参数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最优贸易政策干预的本质。本文关于出口补贴的研究结果也许是最有趣的。本文发现，当贸易成本较低和生产率差异较大时，一国有动机引入这种政策，这种情况在当前时代可能更有可能发生，或许在某些行业可能比其他行业更常见。本文的研究结果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WTO禁止出口补贴的原因。就政府利用贸易协定从长期内限制以邻为壑政策的角度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一旦政府通过之前的谈判取得了与全球自由贸易足够接近的结果，限制出口补贴可能是具有吸引力的。

 

04 有效的贸易政策

 

接下来本文考虑有效的贸易政策。本文表明，国家可以使用关税来实现一次性转移，这意味着效率是由两国的福利函数的总和刻画的。然后，本文将进入外部性效应的逻辑延伸到两国贸易模式。以全球自由贸易为基础，任何关税的小幅增加对效率的影响或两国间总体贸易壁垒的同步小幅增加，是由一组简单的参数关系决定的，即效率增强(减弱)的充要条件为需求参数高于(低于)临界水平，表明在全球自由贸易下市场进入过度(不足)。因此，如果在自由贸易下进入过度，那么限制引入小幅出口补贴将会提高效率，至少在国家充分接近自由贸易时是这样的。因此，该模型为禁止使用出口补贴提供了一个基于效率的理由。此外，即使在自由贸易中进入过多使得干预国单方面想要实行少量的出口补贴时，这种限制也可能是有效的。然而，当市场在自由贸易中提供了过多的准入时，该模型就无法为进口关税设置上限提供类似的基于效率的理由。

 

本文也刻画了纳什政策的特征。这种定性比较复杂，因为对关税细微变化的评估是从非零关税开始的，从而需要考虑由于进入水平变化而引起的关税收入的变化。本文证明，如果总体贸易壁垒在贸易的两个方向上是对称的且联合福利函数是拟凹的，那么对称纳什均衡必然要求一个高于效率的整体贸易壁垒。因此，从对称纳什均衡出发，各国可以通过同步降低少量进口关税、出口关税或两者的组合来实现双赢。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早期关贸总协定回合谈判强调降低进口关税，而对出口补贴采取更宽松立场的做法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本文也提供了纳什进出口关税水平的结果。如果联合福利函数是拟凹的且模型参数满足自由贸易条件下市场进入充分的条件，则在对称纳什均衡条件下，进口关税必须高于出口关税。本文还考虑了一种特殊结果：当贸易成本趋于无穷且市场进入过多(过少)时，纳什进口关税收敛于正数，而纳什出口关税的极限为正(负)。因此，当贸易成本足够高且市场准入不足时，就隐含了纳什出口补贴的情形。本文还表明，福利函数可以表示为本国和世界价格的函数。以这种方式代表福利函数，本文表明纳什关税是无效的，但“政治最优”关税是有效的。因此，本文的分析表明，在Melitz-Ottaviano模型中，贸易条件的外部性构成了贸易协定的关键所在。这一发现补充了Bagwell和Staiger (2016b)对完全竞争环境、不完全竞争环境和企业企业环境下的研究。因此，本文在此首次论证了政治最优政策对于异质企业模型是有效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本文得出结论：企业异质性并没有为贸易协定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同时，本文强调贸易协定的设计(例如，对出口补贴的限制是否合适)可能受到描述异质性分散度参数的影响。

 

05 稳健性分析

 

本文的理论分析提出了两个稳健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本文的研究结果在多大程度上概括了消费者对差异化商品部门的偏好，而不是用CES函数来描述?本文将在Bagwell and Lee（2018）的后续论文中探讨这个问题。在那篇文章中，本文在一个具有拟线性效用的两部门模型中对贸易政策进行了类似的分析，但有两个主要差异：差异化商品部门的消费者效用用CES函数刻画，并且企业选择是由固定生产成本决定的(Melitz，2003)。在这两种模型中，许多贸易政策发现是一致的; 然而，一个关键的区别是，在CES模型中进入外部性效应总是正的。因此，如果以全球自由贸易为起点，那么在CES模型中，引入出口补贴总是有利于干预国的，并能够提高共同福利。因此，以全球自由贸易为起点，CES模型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为限制出口补贴提供基于效率的理由。在第7节中，本文讨论了两种模型中不同进入外部性效应的潜在来源。第二个问题是，外部商品部门的作用是什么?为了探讨这个问题，一种可能的比较是与去掉外部部门的Melitz-Ottaviano单一部门模型比较。这两种模型代表了相反的极端情况，即当包括外部商品部门时，不同商品部门的劳动力供应是完全有弹性的，而当排除外部商品部门时，劳动力供应是完全无弹性的。因此，外部商品部门模型消除了与贸易政策变化相关的一般均衡工资效应，而在单一部门模型中，这种效应的潜在重要性得到了加强。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两种模式是互补的，可根据情况选择合适的模型。举个例子，在分析特定部门的贸易政策时，包含外部商品部门的模型似乎是合理的，比如在WTO争端中经常出现的情况，因为基于部门的贸易政策似乎不太可能产生整体经济上的工资效应。

 

06 结论

 

相对于这些论文，本文的贡献是运用垄断竞争和异质企业模型刻画了单边、有效和纳什政策。因此，本文的工作为以邻为壑出口补贴政策的策略性激励因素与产品差异化、贸易成本和生产率分散度等相关参数之间建立了联系。由此，本文的研究进一步强调了贸易条件而非企业异质性对贸易政策的影响。而由于全球自由贸易在本文所考虑的模型中并不普遍有效，因此同时禁止出口补贴和进口关税在该模型中的合理性要比Bagwell和Staiger (2012b)分析的线性古诺分配模型中得到的支持要少。

 

Abstract

 

We analyze unilateral, efficient and Nash trade policies in a symmetric, two-country version of the Melitz-Ottaviano (2008) model. Starting at global free trade, we show that a country gains from the introduction of (1) a small import tariff; (2) a small export subsidy, if trade costs are low and the dispersion of productivities is high; and (3) an appropriately combined small increase in its import and export tariffs. The welfare of its trading partner, however, falls in each of these three cases. The market may provide too little or too much entry, depending on a simple relationship among model parameters. Correspondingly, global free trade is generally not efficient, even within the class of symmetric trade policies. We also provid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starting at the symmetric Nash equilibrium, countries can mutually gain by exchanging small reductions in import tariffs, export tariffs or combinations thereof. More generally, we show that Nash equilibria are inefficient while “politically optimal” policies are efficient, indicating a central role for theterms-of-trade externality. We also discuss why the model's implications for the treatment of export subsidies in trade agreements differ from those that obtain in a model with CES preferences for the differentiated-goods sec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