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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世林:2049中国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挑战与路径

题记:2020年12月4日,北大国发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在深圳举办【朗润·格政】第149期“中国经济的远景和挑战”专题第三场(深圳)。这场专题讨论集合优秀学者,基于和美国布鲁金斯合作的《中国2049》研究报告和图书专著,继首场(北京)研讨老龄化与国企改革,第二期(上海)聚焦气候、环境与能源之后,本场聚焦国际变局与中国的创新挑战,解析其中的机遇与挑战,探讨必要的改革与布局。本文根据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郑世林的演讲整理。
 
创新总量进步神速,质量有待提高
 
中国的创新,从总量上看已处于世界科技创新国家的前列。
 
我们的研发投入总量已接近美国,处于世界第二位。我们的研发人员队伍也非常大,已经是世界第一位。在创新产出方面,我们也已成为世界最大的专利国,科技论文数量是世界第二。
 
从今年最新的全球创新指数(GlobalInnovationIndex,GII)排名来看,中国排名第14位,超过了日本、挪威等国,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创新经济体。
 
但从创新质量上看,中国还明显落后于科技创新强国,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研发强度低。2017年中国研发强度为2.13%,相比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等发达国家还有一定距离。而且我们研发强度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也非常低。
 
2、研发密度低。我们作为人口大国,研究人员的密度大幅落后于科技创新强国,未来有很大提升空间。
 
3、专利质量低。我们的专利的质量也比较低,商业或产业化应用前景比较高的专利占比只有20%多,相对美国超过90%的比例,差距很大。
 
4、科技论文引用和转化率低。我们现在的科技论文水平确实在提高,无论是高校,还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领域,发表论文的质量在逐步提升,但是相对来说引用和转化率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
 
中国企业的研发数量也是世界第二,接近美国,但强度同样不高。未来30年,中国有希望保持直线上升趋势,因此,我们的研发总量还会有大幅提高。
 
基础研究明显偏弱
 
现在我们离世界科技前沿越来越近,一些产业转移到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人均收入的提高更多依赖于产品附加值的提高。因此,提高产品里基础研究的附加值越来越重要,我们的基础研究也因此变得越来越重要。
 
此外,中国一些关键技术落后,导致很多企业和产业明显受制于人,关键技术落后与基础研究实力薄弱也有关系。
 
以企业为例,中国企业的基础研究总体投入非常少,在应用化、商用前景比较高的领域,投入还相对多一些。从2002-2016年,中国企业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总支出的比重仅为3.2%,这一比例远低于美国的25.8%、日本的46.7%和韩国的57.7%,中国企业更偏向于从事短期商业化前景好的新技术、新产品开发。
 
高校作为基础研究的主体,在研发和技术研究投入上也比发达国家低很多。基础研究人才以及团队也不足,缺乏顶尖的人才。
 
中国的科学领域和企业科技人才领域,整体上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很多,但拔尖的人才偏少。
 
创新的制度环境落后
 
创新的良性发展必须要有知识产权保护,要尊重知识,尊重创新者,否则,科技研究人才团队和企业不愿意大力投入创新,更不愿意投入长期的基础性研究。
 
国有企业具有创新资源和人才的优势,可是最终创新效果并不显著。由于很多创新研究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承担一定的失败风险,但国企研发人员缺乏科研激励,也未拿到更高的创新报酬,从而没有太多积极性。可见国有企业创新激励存在短板,这一问题不容忽视。
 
另外,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还远远不够、产学研合作不畅通。2017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评价得分为4.5分,而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分别达到5.8分、5.8分、5.7分和6.2分。
 
2012-2017年中国企业与大学研发协作程度一直维持在4.4分,低于美国5.7分、德国5.4分、英国5.4分。目前大学做了较多的应用研究,这部分应该让渡于企业,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高校更多要回归前沿研究,通过前沿性研究支撑企业的基础和应用研究,促进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
 
建设创新强国时不我待
 
中国到2049年要建成全面现代化的经济强国,就必须从当下开始就转向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
 
对于中国实现科技创新强国的目标,目前可以看到三个趋势:
 
1、中国在创新总量上肯定能世界排名靠前,甚至超过一些国家几倍之多,这是我们创新最大的优势。
 
2、包括研发强度在内,我们的研发质量指标也会明显提升。
 
3、中国基础研究投入的强度、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的比重,还有发明专利占比指标的实现,与科技创新强国需要的收敛目标还存在很大差距,急需加强。
 
自工业革命以来,我们在理论创新、基础研究和创新市场上一直没有经验。因为创新和创意能带来的大多是长期利益,当前却看不到、摸不着。我们原来认为产品抓住利润就行,对短期利益看得比较重,对通过基础性创新、创意和想法(Idea)换取利润考虑得很少。企业对创新、创意的重视和投入是决定未来创新能力和盈利能力的关键方面,也涉及到建设科技强国、突破卡脖子技术等一系列整体创新能力问题。
 
未来创新市场的竞争不是产品市场的竞争,而是Idea之争。过去,我们习惯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此作为前进的阶梯,但是我们未来很可能不得不多花一些代价,多做从0到1的基础性创新。对此,我们并不擅长,但未来又不得不去做,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产业升级的内外需求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外部环境,这一点更加清晰而迫切。
 
面向未来,面向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新格局,我们首先要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包括加大基础研究,尤其是企业基础研究,鼓励企业成立研发机构,多招聘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政府也学会如何支持产业创新,采取一些普惠性的措施,比如给企业基础研究投入费用和设备、科学家工资、高校合作研发、企业向大学捐款等合理进行研究抵税,而不是针对特定的企业补贴。要想办法让企业成为创新的真正主体,这是未来非常非常关键的方向。
 
同时,高校的基础研究也要继续深入和加强,相比美国高校,中国高校更多偏向于应用研究,我认为高校不要做过多偏应用性的科研,更多应该在数学、物理、化学、哲学等基础性学科和前沿性研究方向发力,2049年能建设出像哈佛、MIT、斯坦福大学这样优秀的国际性大学。
 
再一点是花大力气培育本土杰出的科学家和企业基础科研人才。还要大胆引入全球化的人才,以开放的眼光和胸怀培养、吸引和激励全球范围内的基础研究人才,完善相关的人才机制和配套。
 
最后,创新离不开解放思想和时代担当,中国要有全球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担当,中国文化、思想、创新、技术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者。
 
原文整理|王志勤
 
编辑|王贤青
 
作者简介
 
郑世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产业经济评论》执行主编。研究领域为创新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中国经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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