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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制度导致世风日下?来自库巴王国的证据

推文人 | 王子琳 
原文信息:Lowes S , Nunn N , Robinson J A , et al.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Evidence from the Kuba Kingdom.Econometrica, 2017, 85(4).
 
一、引言
 
官僚体系、法律系统、税收制度等一系列外在的制度安排会如何影响文化,即人们内在的道德观念?针对这一问题,学界提出了两类针锋相对的假说。第一类假说认为制度与文化之间存在促进关系,强有力的制度安排会激发个人内在的道德规范,使得人们从违背规则或是欺骗中获得负效用,而这反过来强化制度本身。另一类假说则认为制度之于文化存在挤出效应,即制度会弱化人们内在遵守道德规范的动机。Tabellni(QJE, 2008)的模型把道德规范的形成看作是父母对子女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显示在强有力的制度安排下,即使父母没有进行投资(教育),人们也会选择合乎规范的行为,因此,父母投资行为的激励下降,人们内在的道德规范没有形成,正式制度挤出了文化规范。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利用17世纪库巴王国的建立,以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强有力的、集中的正式制度是否会导致更强的内在道德规范。结果显示,建立起正式制度的库巴人更倾向于欺骗以及偷窃,验证了制度对于内在道德规范的挤出效应。
 
二、背景
 
约在公元15-16世纪,Mongo人由西北向东南穿过Sankuru河迁入库巴王国所在区域及周边区域。在迁徙的Mongo人中,形成了六个宗族:Bushong, Ngeende, Pyang, Bulaang, Bieeng和Lele。这六个宗族都是一位名叫Woot的人的后代,Woot因为与妹妹成亲犯了禁忌而被原部落驱逐,后迁徙到库巴王国所在区域。在这六个宗族中,Lele没有被整合进入库巴王国,而另外五个宗族则被整合进入库巴王国,被称为中心库巴。
 
库巴王国的建立是一次偶然的历史事件。在17世纪,库巴王国由一位名叫Shyaam的外族人建立。Shyaam首先杀掉Bushong的首领并取而代之,接着统一了周边的独立村庄和小酋长部落,建立起库巴王国。库巴王国的边界主要由河流决定并在长期内保持稳定,向西延伸至Kasai河、向北延伸至Sankuru河、向南延伸至Lulua河,三条河流将库巴王国与Lele族所处区域分隔开来。库巴王国的首领、跟随Mubuun长大的Shyaam曾参与大西洋贸易,游历各地、见多识广,为新生的库巴王国带来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库巴王国具有与现代国家类似的首都、受制约的王权、严密的官僚体系、从初级到高级法庭的法律系统以及税收制度,而周边区域则始终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国家,缺乏正式制度来解决争端和冲突。
 
已有的人类学研究显示,中心库巴和Lele在语言和文化上同源,而库巴王国的边界主要由河流决定,因此,库巴王国的建立消除了文化对于正式制度建立的反向因果效应,为研究制度对于内在文化规范的影响提供良好的自然实验。
三、实验设计
 
为了消除所处环境现有制度对于实验结果的影响,同时考虑到交通成本,作者在距离库巴王国首都300千米的省会城市Kananga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抽取了499个由库巴王国及其周边区域迁移到Kananga或者自曝属于库巴王国及其周边区域包含宗族的样本。作者通过实验的方式来研究个体的内在道德规范,具体而言,通过资源分配博弈和最后通牒博弈来研究个体欺骗他人及偷窃倾向。
 
1.资源分配博弈
 
参与者将在帐篷内独自完成四轮资源分配博弈,四轮资源分配的对象分别是自己和同一城市的居民、自己和同一种族的个体、自己和不同种族的个体以及自己和政府。在每一轮资源分配博弈中,参与者在每投掷一次骰子前(三个面为黑色,三个面为白色),将自己与黑、白色之一相联系,投掷结果若为表示自己的颜色,则将100单位货币放入自己的信封;若不是,则将100刚果法郎放入另一对象的信封,每轮一共投掷30次骰子,总金额为3000法郎,约为当地居民2-3天的收入。根据随机性原则,每轮分给另一方的法郎约为1500,用四轮分给另一对象法郎的平均值可以衡量参与者遵守规则的倾向。
 
2.最后通牒博弈
 
参与者1将1000法郎在自己与参与者2之间进行分配,参与者2选择拒绝或者接受参与者1的分配。与传统的最后通牒博弈不同,在本实验中,参与者1将在帐篷内独自完成分配,将分配给自己和参与者2的法郎分别放入两个信封;参与者2在信封内写下愿意接受的最低金额。所有参与者的信封将被带回办公室,参与者1与参与者2之间随机匹配,若参与者1给出的金额高于匹配的参与者2写下的愿意接受的最低金额,则参与者获得各自信封中的法郎;否则,参与者的收益为零。
 
改进后的最后通牒博弈给予了参与者1偷窃的机会,若在分配时私藏一部分法郎,则参与者1可以确定地拿到这一部分而不取决于参与者2的选择。用参与者1私藏的金额可以衡量参与者1偷窃的倾向。
 
3.实验组与对照组
库巴王国内部包含两个宗族:中心库巴和边缘库巴,其中中心库巴是Woot的后代。而库巴王国附近区域包含Lele、Luluwa等多个宗族,其中Lele是Woot的后代。要识别制度对于道德规范的影响,对比库巴王国内部和库巴王国附近区域宗族,存在一定的反响因果效应;将文化同源的中心库巴与Lele进行对照能够有效消除文化对于制度建立的反向因果效应;作为中心库巴中地位较高的阶层,Bushong最拥护国家统治,受制度影响最深。因此,作者通过对比库巴王国内部和库巴王国附近区域宗族、中心库巴与Lele以及Bushong与Lele三类样本来识别制度对于道德规范的影响,以及文化对于制度建立的反向影响。
 
4.实验结果
从上图可以看到,在资源分配博弈中,库巴族分配给同一城市的居民、同一种族的个体、不同种族的个体以及政府四类对象的金额都明显低于其他宗族。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库巴族偷窃的金额明显高于其他宗族。库巴族更倾向于打破规则、欺骗和偷窃。
 
四、实证分析
 
1. 估计方程
 
基于上述条件,本文采用多元回归的方式来估计正式制度对于道德规范的影响,估计方程如下:
其中,i指示个体。指示变量I表明个体是否是库巴族,是库巴族取值为1,其系数是制度对于结果变量的影响的估计值。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年龄的二次项、性别、调查年份等。
 
本文所感兴趣的结果变量是资源分配博弈中分给其他四类对象金额的平均值以及最后通牒博弈中偷窃的金额,反映了个体内在的道德规范,即欺骗和偷窃的倾向。
 
2.主要结果
对比中心库巴与Lele以及Bushong与Lele,上表的结果表明,库巴人在资源分配博弈中分给另外四个对象法郎的平均值显著低于非库巴人,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私藏的金额显著高于非库巴人,库巴人更多地欺骗、偷窃,更不遵守规则,因而得出结论,制度会削弱人们的道德规范。
 
而通过对比全样本与文化同源的中心库巴和Lele在资源分配博弈中分给另外四个对象法郎平均值的差异和最后通牒博弈中私藏金额的差异,上表的结果说明,在遵守道德规范的宗族间更容易建立起集权国家和正式制度,文化会反过来促进国家、制度的建立。
 
3.稳健性检验
 
对于上述结果可能存在如下质疑:调查的样本是在Kananga抽取的,库巴族和非库巴族人在道德规范上的差异可能来源于不同的移民选择或是出生地不同的地理环境因素;在实验中,库巴族和非库巴族行为的差异可能反映的是对实验者的信任程度、利他程度以及对实验的理解程度,而不是道德规范上的差异。
 
作者检验了库巴族与非库巴族在移民特征、出生地地理环境特征、对实验者的信任、利他程度以及对实验理解程度上的差异,发现没有显著差异,而控制了这些因素之后,估计结果依然显著。
 
4.渠道分析
 
制度会削弱人们的道德规范,背后的机制是什么?作者提出了库巴族与非库巴族教育观念不同、收入差距、殖民时期受到不同对待及后殖民时期受到不同对待四种可能的渠道并逐一进行了验证。
 
结果发现,相比于非库巴族,库巴族更不重视对子女道德规范,尤其是是服从规则、责任感、尊重他人以及慷慨等品质的培养与教育,验证了Tabellni(QJE, 2008)的“正式制度挤出文化规范”的模型。
 
五、结论
 
在控制了库巴族与非库巴族在移民特征、出生地地理环境特征、对实验者的信任、利他程度以及对实验理解程度上的差异之后,实验结果表明,库巴人更倾向于打破规则,验证了正式制度对内在道德规范的挤出作用,而渠道分析的结果显示,正式制度削弱内在道德规范是通过影响父母对子女的道德教育实现的。
 
Abstract
 
We use variation in historical state centralization to examine the long-term impact of institutions on cultural norms. The Kuba Kingdom, established in Central Africa in the early 17th century by King Shyaam, had more developed state institutions than the other independent villages and chieftaincies in the region. It had an unwritten constitution, separation of political powers, a judicial system with courts and juries, a police force, a military, taxation, and significant public goods provision. Comparing individuals from the Kuba Kingdom to those from just outside the Kingdom, we find that centralized formal institutions are associated with weaker norms of rule following and a greater propensity to cheat for material gain. This finding is consistent with recent models where endogenous investments to inculcate values in children decline when there is an increase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formal institutions that enforce socially desirable behavior. Consistent with such a mechanism, we find that Kuba parents believe it is less important to teach children values related to rule-following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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