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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一体化与政治非一体化

推文人 | 黎莎
原文信息:Alberto Alesina, Enrico Spolaore and Romain Wacziarg.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disintegr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0, No. 5 (Dec., 2000), pp. 1276-1296.
 
一、引言
 
20世纪下半叶,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两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现象。一是世界范围内国家数目的增长,全球国家数量从1946年的74个增长至1995年的192个,与此同时,1995年,有87个国家居民数少于500万,58个国家居民数少于250万,35个国家居民数少于5万,超过一半以上的国家人口规模小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二是全球进出口总量的迅速增长,61个样本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世界GDP的份额增长了近40%。文章认为贸易开放与政治分离总是相伴而生的,经济一体化导致政治非一体化。在有贸易限制的情况下,国家的规模影响市场规模,从而影响该国的生产力水平。但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国家规模不影响生产力水平。均衡条件下,国家的数量与经济一体化程度相互影响。
二、 模型
 
(1)生产,贸易和增长
 
假设世界有W个经济单元,地理上不可移动,可视为具有同质性的地区,每个地区由不可移动的个人组成。每个国家由k个地区构成,满足1≤S_k≤W。每个地区在t时刻生产一种最终产品Y,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满足
其中0<α<1, X_ijt^α为t时刻地区i使用的中间产品j,L_it为t时刻地区i的劳动力数量,供给缺乏弹性,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皆为完全竞争市场。每一个地区i生产且仅生产一种产品,一单位资本投入可以生产一单位的中间产品i。假设n=W,即国与国之间存在贸易,国与国之间的运输成本为冰山成本,运送1单位的中间品能够到达目的地的数量为q,q既受到政治性贸易壁垒β_(i' i'' )的影响,也受物理性运输成本δ_(i' i'' )影响,q满足q(i',i'' )=(1-β_(i' i'' ))(1-δ_(i' i'' )),0≤β_(i' i'' )≤1, 0≤δ_(i' i'' )≤1.
 
假设1:A_i=A;L_it=1
 
假设2:δ_(i' i'' )=0
 
假设3:国内贸易,β_(i' i'' )=0;国际贸易,β_(i' i'' )>0
 
每一地区i生产的中间品一部分为国内各个区域使用,各区域使用量为D_it,一部分为国外各个区域使用,各区域使用量为F_it.
 
生产的约束条件为:S_i*D_it+(W-S_i)* F_it=K_it, S_i为地区i所在国家的规模,即地区数量。
 
定义θ≡(1-β)^(α/(1-α)),θ度量国际开放程度。
 
完全竞争市场下,
 
 
命题1:在稳态附近的邻域内,收入和消费的增长率随着国家规模S增加而增加,贸易开放水平θ提升而增加,随着Sθ增加而减少。
 
命题1’:稳态下,收入和消费的增长率随着国家规模S增加而增加,贸易开放水平θ提升而增加,随着Sθ增加而减少。
 
(2)国家数量和规模
 
该部分作者转入分析国家的数量和规模是如何被决定的。随着国家规模的增大,一方面本国市场规模变大,能够带来规模收益,另一方面,考虑到一国居住人口的异质性,相应的管理协调成本也会增加。假设一国内每个居民都是异质的,产生的异质性成本为h(S),且满足 h(S)≥0,h'(S)≥0,h''(S)≥0.
 
一期t=0情况下,假设每个地区资本拥有量为K_0, 国家i,每个人的个体效用函数
 
 
(3)贸易壁垒的内生性问题
 
作者在前面考虑的是对外开放如何决定国家规模,此部分考虑了国家规模对对外开放水平的影响。第一,当面临异质性成本h(S)增加的外部冲击时,均衡下的国家规模缩小,越小的国家越能够从对外开放中获益,使得小国更愿意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第二,即使在没有跨国贸易壁垒的情况下,由于一国由多个地区组成,一国内的异质性更低,国内贸易更便利,因而成为某一国家的一部分能够促进贸易。第三,异质性不仅带来成本,也会影响贸易的收益。异质性的降低既会使均态下国家规模变大,也会使贸易更简单。第四,个体异质性。异质性强的大国的地区间贸易壁垒可能会高于异质性弱的小国。第五,模型本身反映的时国家规模与对外开放水平之间的连续变化,现实中,国家规模的变化往往是剧烈的。
 
三、实证:规模,对外开放水平和增长
 
对于模型当中的关键变量S,θ和Y,作者使用进出口交易额占GDP的比重作为对外开放水平的代理变量,关于国家规模,作者使用了两个代理指标,分别为一国GDP的对数值和人口总规模的对数值,前者反映了市场规模的大小,后者反映了一国政治规模的大小。对于因变量Y,作者使用一国年平均人均GDP的增长率来反映一国的增长情况。控制变量为1960年人均收入水平、生育率、女性人力资本、男性人力资本、投资率(投资额占GDP比重)、政府消费(政府消费额占GDP比重)。数据期间横跨1960-1989年,每一指标数据进行平均化处理,数据结构为国家层面的截面数据。
 
(1)描述性统计和条件相关
 
在进行OLS回归之前,作者先检验了一下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以及关系的方向。从表2可以看出,增长率与GDP/人口数、对外开放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国家规模与对外开放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从表3可以看出,对于小国而言,对外开放与增长的相关程度更高;对于开放水平低的国家而言,国家规模和增长之间的相关程度更高。
 
 
(2)最小二乘回归结果
 
在OLS估计中,对于每种国家规模指标,作者分别进行了3次回归。第1和4列为直接对核心变量进行回归,对命题1’进行检验;第2和5列控制了1960年人均GDP规模起点不同的影响,对命题1进行检验;第3和6列则加入了其它控制变量。回归结果与命题一致。国家规模,对外开放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国家规模与对外开放水平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在给定国家规模情况下,对外开放水平会削弱国家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3)内生性问题
 
由于对外开放水平这一指标存在内生性问题,会影响其对经济增长的测度。对此,作者借鉴了Frankel和Romer(1999)的做法,采用地理虚拟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分别为是否为岛国,是否为小岛国,是否问为小国,以及是否为内陆国。由于工具变量个数超过内生变量个数,作者通过Hausman检验是否存在过度识别问题,表5A中所有p值都超过0.68,说明4组工具变量都是良好的。接下来,作者进行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检验,所有p值小于0.01。2sls结果(表5A)与ols估计一致。
 
 
(4)水平回归
 
为进一步检验回归结果的有效性,作者又进行了水平回归。由于水平回归面临更大的变异,作者又加入了一系列新的控制变量,包括民族语言分裂,1970年的城镇化水平等等,核心变量系数方向与理论一致,尽管在无控制变量回归中,交互项不显著,但在控制所有其它因素之后,国家规模,对外开放水平,以及交互项的系数都显著,回归结果依旧支持命题1。
 
 
四、讨论
 
在本节中,作者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经济一体化与国家规模之间的关系(见图5)。作者认为19世纪上半叶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市场规模收益与人口异质性成本相权衡的结果,典型的如1870年18个德意志城邦合并建立德意志帝国。19世纪末,殖民统治兴起,欧洲各国间贸易保护主义兴起,殖民地为殖民国提供了扩大市场规模,但不用承担异质性成本,此阶段国家数量变化小。1919年凡尔赛条约签订,奥匈帝国解体,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国家建立,国家数量有比较明显的增加。二战结束后,为恢复经济,贸易限制逐渐减少,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提升,国家数目也不断增加。此外,作者列举了魁北克公投脱离加拿大失败以及欧盟的例子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最后,作者重申了贸易自由化与平均国家规模之间负相关关系,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政治分离会不断上演。
 
五、总结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话题本身,经济一体化与政治非一体化本身是反直觉的,一般的说法为政治经济一体化,作者则反其道而行之,从贸易自由化角度为解释国家的形成与分裂提供了新的视角,并巧妙地通过引入生产和消费,建立了关于国家规模、对外开放水平以及增长之间的关系的模型,从理论层面探讨贸易自由化对国家数量与规模的影响,也为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分裂行为(主要为民主公投)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解释。在实证部分,作者选取的工具变量为经济地理要素,可靠性值得商榷,并且实证部分检验的是国家规模、对外开放水平以及交互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一体化与政治非一体化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验证。
 
Abstract
 
In a world of trade restrictions, large countries enjoy economic benefits, because political boundaries determine the size of the market. Under free trade and global markets even relatively small cultural, linguistic or ethnic groups can benefit from forming small, homogeneous political jurisdictions. This paper provides a formal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enness and the equilibrium number and size of countries, and successfully tests two implications of the model. Firstly,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country size are mediated by the degree of openness to trade. Secondly, the history of nation-state creations and secessions is influenced by the trade reg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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