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潘霞 

推文信息：Beck, Thorsten, Ross Levine, and Alexey Levkov, 2010,"Big bad banks? The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bank de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65(5), 1637-1667.

 

一、引言

 

一直以来，收入分配在金融管制政策的制定中扮演着中心地位。如，美国第三任总统Thomas Jefferson因防止由银行过度集中导致的工厂主对工人消费者进行剥削，与美国银行的这种集中趋势展开斗争。与银行集中势力抗衡的类似例子还发生在美国第七任总统任职期间。但从另一方面来看，限制银行兼并收购将限制银行间的竞争、创造和保护当地银行垄断、提高相关费用，这些后果都会损害穷人的利益。对银行扩张的限制和监管究竟会对收入分配产生何种影响？理论的争论迫切需要对银行放松管制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美国多数州都取消了对银行分支的限制，这一措施加强了银行业的竞争、提高了银行的运行效率和绩效，研究者们也围绕这一政策带来的一些经济后果进行了探索，包括经济增长、创业、经济波动等。这篇文章首次从收入分配的视角看待放松管制政策的运行结果并通过一系列的讨论回答了上述跨越两个世纪的争论，作者指出尽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促使很多经济学家及政策制定者更加关注放松管制的潜在危害，但政府在思考和设计监管体系时不应该忽视过度管制对低收入群体的伤害。笔者每读一遍此文，就越发感叹该文作者精妙的研究设计和论证的思维严谨性。设计之巧妙、思维之缜密，仰之弥高。

 

二、研究策略

 

（一）平行趋势检验

 

文章采用政策评估最常用的双重差分法DID（该文的处理变量D：某州s在放松管制之后的年份取值为1，否则为0）。使用该方法前，需要对研究对象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即：处理组的选择随机，并且处理组和控制组在政策执行前关于结果变量不存在系统性差异。通过将处理变量D对放松管制前各州的基尼系数水平及其变化率进行回归，作者发现二者系数均不显著，表明无论是放松管制前基尼系数水平还是其变化率均不会对各州放松管制的时间产生影响，即政策施行时间外生于收入不平等，因此可用DID评估放松管制对收入不平等的因果影响。

 

（二）基准分析

 

为提炼放松管制对收入不平等的因果效应，作者设定以下计量模型：

 

 

 

以logit(gini)为例，放松管制引发了logit(gini)3.9%的下降，这在经济意义上已经很大了。作者进一步将回归系数估计值与logit(gini）系数的标准差进行比较，得出分支放松管制这一政策解释了收入不平等变化的60%。

 

（三）稳健性检验及影响渠道分析

 

1. 加入失业率滞后项

 

基准分析的结果显示，失业率会加强收入不平等（其他州特征变量不显著）。考虑随着时间推移失业高度相关，作者加入失业率五期滞后项，结果表明：即使进一步控制了失业率滞后影响，放松管制依然减少了收入不平等。

 

2. 其他稳健性检验

 

一些随时间变化的具体州特征会影响各州放松管制的时间并且和收入不平等变化有关，这会对上述结论造成干扰。因此，作者进一步控制了这些干扰因素，以更精确地提炼放松管制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因果关系。

 

首先，作者控制了不同劳动保护法的具体时间（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强调减少收入不平等），发现劳动改革的时间并不影响放松管制政策的实施，劳动法也未解释收入分配，放松管制才是降低收入不平等的因素。接着，作者又考虑了每个州的实际人均收入、基尼系数的滞后项，结果依然稳健。其次，考虑到放松管制导致的跨州界劳动力流动也可能导致收入不平等的收紧，文章进一步将各州各年移民比例对放松管制处理变量回归，结果发现放松管制这一政策对移民无显著影响。文章还在基准回归基础上控制了移民因素，仍不改变原结论，表明结果可信。第三，作者更换使用样本的年龄范围以进行结果的稳健检验，仍不改变结论。

 

第四，异常值的进入或排除都可能影响结果，因此作者分别检验了包含所有观测个体和排除收入在其分布第1分位数之下和第99分位数上的观测个体两种情况，均发现原结论成立。第五，作者剔除了夏威夷、犹他和弗吉尼亚三个较特殊的州，发现放松管制依然对收入分配具有负向作用。第六，最后一个施行放松管制措施的是爱荷华州，其于1999年通过了该政策，进一步地，作者将研究的时间范围从1976-2006年缩减到1976-1999年，刨掉了样本的后七年，结果依然不变。最后，该结论在以家庭收入而不是个人收入作分析对象的情况下仍成立，表明结论稳健可信。

 

3. 考察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

 

放松管制能有效降低收入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的减弱究竟通过何种渠道进行的？因富人变穷了还是穷人从这一政策中得到了好处？

 

 

D_-j（D_+j ）在放松管制之前（后）的第j年等于1，其余为0。对放松管制之前10年及以上的， 取值为1，对放松管制后15年以以上的都记为 ，取值1，将放松管制当年作为参照，刨掉 ，使得施行前后具有可比性。结果显示：放松管制前的年份 系数均显著不异于0，而放松管制后，可以发现 系数为负，表明放松管制能减少收入不平等。这种下降在放松管制后持续了8年，之后效果趋于平稳，基尼系数大概减少了4%。总的来看，放松管制之前不平等无明显改变，而放松管制之后不平等减少了，但放松管制对这种不平等只有水平效应并无趋势效应。

 

5. 机制分析

 

这一部分作者探讨了放松管制是否通过提高银行运营绩效来减弱收入不平等。若确实通过这一渠道对收入分配产生作用，那这一政策将在放松之前管制措施严重影响银行绩效的州产生更强的影响。为此，作者考虑四个反应放松前管制措施负面影响的初始条件，单位银行（unit-banking）、小银行的份额、小公司的份额、人口分散。通过将这四个变量与放松管制处理变量进行交互回归，作者发现放松管制确实在只允许银行设立一个办事处 （拥有更高份额的小银行、拥有更大比例的小公司、人口更分散）的州对收入不平等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放开前，管制措施对其银行体系运作越有害的州，受到来自放松管制的好处就越多，这一结果暗示了放松管制确实通过促进银行经营绩效改善了收入不平等。

 

6. 对金融市场影响收入分配理论的检验

 

放松管制通过提高银行运营效果降低了收入不平等程度，这一部分作者进一步挖掘了这一发现的潜在影响渠道。对这一现象的前两个理论解释分别为放松管制提高了穷人直接获得银行服务的能力、穷人利用这一改善渠道对教育投资或创业，这两个解释关注由放松管制措施引发的穷人对金融资源的直接使用，第三个理论解释聚焦由这一措施引致的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6.1 创业渠道

 

作者首先将放松管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分解为由业主与带薪工人间收入差距解释的收入不平等减少部分（between）和二者各自内部收入差距解释的收入不平等下降部分（within），对增加创业这一途径检验。并将上述分解后的收入分配指标对放松管制处理变量及其他解释变量回归，放松管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源自全带薪工人间收入不平等的下降，非两组（业主和带薪工人）间的收入差距所解释，即：创业的增加并不是放松管制减少收入不平等的背后原因。

 

6.2教育渠道

 

为理解教育这一途径的影响，文章将样本分为两组，一组由拥有高中以上学历的个体组成，另一组由高中及以下学历的样本构成。由于前面已验证收入不平等的下降是由带薪工人内部不平等的下降导致的，因此这里作者只聚焦带薪工人样本。与6.1分析类似，通过检验两组间和两组各自内部的收入水平差异对由放松管制引起的收入不平等下降的影响大小，作者发现这一效应的73%由两组各自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下降解释，并且这73%中大部分来自第二组及低教育水平组内部差异所解释。剩余的27%由两组间收入差距的缩小而解释。这可能是由于低收入群体增加了教育投资或者放松管制增加了低教育水平工人的需求量，从而导致了二者之间收入不平等的缩小。

 

为评估低技能水平工人相对教育的增加是否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的下降，作者分两步对此进行探测。首先，文章检验了放松管制的实施是否有效降低了不同年龄层工人间（25-35、36-45、46-54）的收入不平等。若放松管制通过增加低技能工人的教育而减弱收入不平等，那这种影响应该主要发生在年轻工人上（35岁及以下的人）。若放松管制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在各个年龄层组都相似，那么教育的增加并不是影响的主要渠道。作者将log(gini)等五个度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收入对放松管制处理变量D、各年龄层虚拟变量及二者的交互项这三大主要变量回归（当然控制了其他固定效应）以检验上述推论。

 

其次，通过排除由工资收入导致的教育成就来直接控制教育的作用。具体地，作者调整了每个人的教育收入。首先计算出个人收入中无法由多年教育解释的部分，接着评估分支放松管制对基于有条件计算的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如果放松管制仍然使条件收入不平等下降了，那么放松管制不仅仅通过其对教育可得这一渠道减少收入不平等。具体地，作者先将收入对5个和受教育年数相关的虚拟变量回归（0-8、9-11、12，13-15和16+），收集残差计算条件收入不平等的指标度量。接着，同样按照第一步的思路，设计相应计量检验模型。两步回归计量分析结果显示：首先，放松管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各年龄组间并无显著不同；其次，基于条件收入不平等指标，各年龄组间仍无明显区别。以上结果均表明：教育并没有解释放松管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作用。

 

6.3 劳动力需求渠道

 

这一渠道不同于前二者，它关注劳动力市场。这里要检验第三个理论是：放松管制减少收入不平等是否是通过增加市场对低水平工人的相对需求（相对于熟练工人）进行的。文章从非熟练工人的相对工资率和相对工作时长、失业率三个角度评估了这一渠道。定义所接受的完整教育在12年及以下的为非熟练工人，13年及以上的为熟练工人。相对工资率和相对工作时长二者研究思路一致，以相对工资率为例，作者分三步进行检验。首先，作者假设市场对非熟练工人和熟练工人的可观测特征给予相同的价格。于是，先将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对其个人可观测特征回归，得到可观测特征回报系数 。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放松管制后的第二年，失业率大大下降，到第15年，失业率下降的总效应已超2%。

 

综上， 放松管制对收入不平等的减弱作用主要是通过劳动力市场进行的，放松管制增加了低技能工人的相对工资与相对劳动时长、降低了失业率。

 

三、结论与启示

 

谁是银行放松管制的获利者，工业家还是工人、富人还是穷人？这一问题从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开始就有了争论。本文三位作者从上世纪70-90年代美国各州施行银行放松管制政策出发，对这一问题作深入回答。研究表明：放松管制能通过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缩减非熟练与熟练工人之间和非熟练工人内部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提高非熟练工人的相对工资和相对劳动时长、减少失业率，总之主要通过增加低水平低技能工人的市场需求来减少收入不平等。作者提醒：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令不少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心有余悸，在相关政策制定上倾向更加严格的金融监管，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严格监管会损害穷人、非熟练工人的利益，因此，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有关人员应将这些弱势群体的福利纳入决策范围。

 

Abstract

 

We assess the impact of bank deregulation o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1970s through the 1990s, most states removed restrictions on intrastate branching, which intensified bank competition and improved bank performance. Exploiting the cross-state, cross-time variation in the timing of branch deregulation, we find that deregulation materially tightene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by boosting incomes in the lower part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while having little impact on incomes above the median. Bank deregulation tightene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by increasing the relative wage rates and working hours of unskilled work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