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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尼亚干旱,罗马皇帝遭殃

推文人 | 徐剑锋(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博士候选人)
论文原文:Cornelius Christiana and Liam Elbourneb, “Shocks to military support and subsequent assassinations in Ancient Rome”, Economics Letters, Volume 171, October 2018, Pages 79-82
 
引言
 
独裁者依赖军队支持。当军队的忠诚受到外界冲击的影响时,独裁者的地位往往岌岌可危。这篇论文通过分析降雨与罗马皇帝遇弑之间的相关性,提供了外生冲击通过军队影响独裁者地位的定量证据。
 
从屋大维窃国到西罗马覆灭,国祚503年(27BC-476AD),历经82帝,其中20%在任上被杀。作者发现,日耳曼尼亚(今天德国)地区的降雨毫米数如果减少1标准差,下一年中弑君的概率提高0.11标准差。基于以下三个历史事实:1、古罗马经济以依赖自然降雨的农业为支柱;2、罗马帝国重兵驻扎在莱茵河一带前线,补给依赖于本地的食物供应;3、古罗马时代远距离陆地运输粮食代价高昂,作者推断当降雨减少时,前线驻扎的士兵挨饿,忠心不在,弱化了皇帝的权威。
 
文章主体
 
计量模型(非常简单的时间序列回归):
 
 
左侧变量定义为某年有几次弑君 (最大3,罗马皇帝是高危职业)右侧变量Dt-1是去年的降雨量。
 
降雨天然外生,所以不用担心内生性问题。
 
数据:
 
左侧变量取自Scarre (2012)《罗马皇帝编年史》,作者只计入无争议的弑君行为,可疑死亡和自杀都不算。
 
右侧变量降雨量取自Buengten et al (2011)。这是一篇PNAS上发表的历史气候论文,作者们通过法国德国橡树的年轮重建了398BC-2008AD降雨量数据。
 
(笔者按:一棵树最多能记录一百多年,怎么拼出2千多年的记录?多找一些树就是了,找出两棵树相似的年轮规律就能确定重合的年份。PNAS论文用了7284棵树的年轮记录。)
 
结果:
 
表格略去,图片不用原论文的,用economist媒体报道的图比较直观。笔者加上罗马帝国各阶段的汉字标注,方便读者。从图可以看出,一世纪和三世纪降雨偏少,正好对应克劳狄王朝中后期和三世纪危机。(笔者按:三世纪危机(235AD-284AD)贡献了绝大多数弑君事件,26帝仅一人自然死亡。笔者猜测如果删掉一世纪的数据,结论应该不变。克劳狄王朝的卡里古拉和尼禄这两位暴君,下不下雨都得死。)
 
 
结论:
 
作者建议罗马弑君事件的背后有这么一个机制:日耳曼尼亚(西部边境)驻扎的军团如果因为降雨减少而挨饿,会减低帝国的政治稳定,增加弑君的发生率。
 
笔者评点
 
这篇论文亮点在于使用了新颖的历史气候数据,在降雨和有趣的历史事件之间建立了相关性。作者文章中使用了“因果关系”一词,笔者写推文时没有提。由于缺乏对照组,基于时间序列分析的因果推断可靠性是偏低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奇怪的相关性,比如下图的美国小姐年龄和热蒸汽谋杀事件数量,即使能通过计量工具检验,也不必信以为真。
 
 
笔者不是企图贬低这篇论文的价值。新颖的相关性往往告诉我们有用的信息,启发新的研究。在量化历史领域,数据获取难度很大,对因果推断一般也不做苛求。读者如果对类似话题与方法感兴趣,可以读Bai and Kung (2011)“Climate Shocks and Sino-nomadic Conflict”。这篇论文给出了蒙古高原干旱与游牧民族南下劫掠的定量证据,技术上也远比推文介绍的论文严谨。
 
在社科研究中,这样的论文代表了一种新的方向和态度。其一,积极吸取自然科学领域的新知识,及时的用在社科研究中。其二,一步一个脚印,一篇论文就研究A如何影响B,分析要定量,靠谱,不企图讲大故事。生物医学领域,对于某种疾病,每个研究组只钻研一个蛋白/一个信号通路,即竞争发表又互相启发,多年之后终于攻克某疾病。社科学者往往指点江山的激情有余,为知识大厦低头搬砖的谦卑不足。对于一个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社科学者经常写出百篇专著,每个人都提出一套说法,问题依然悬而未解。
 
这篇论文涉及到“罗马为何衰亡?”的宏大话题,所以The Economist,Daily mail等媒体做了专题报道。媒体报道时为了吸引读者,开篇就列举当今的气候异常现象,借这篇论文以警示气候变动对人类文明的挑战。
 
从辩证法的角度看,气候变化是外因,内因才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因素。君不见,纵观人类历史,外面饿孚遍野,统治者安坐庙堂脑满肠肥的时代屡见不鲜(犹以现代为甚)。为何罗马帝国就这么脆弱呢?
 
读者如果对历史感兴趣,可以继续往下读(夹带笔者私货,请小心服用)。
 
罗马帝国的政体有根本缺陷。从奥古都斯开始,到终结三世纪危机的戴克里先(284-305AD在位),罗马是个披着共和国外衣的军事独裁国家。共和国的国号“元老院与罗马人民”(SPQR)一直沿用到拜占庭时代才改掉。罗马皇帝有一堆尊号,“元首”“第一公民”“凯撒”“奥古都斯”“大统帅(imperator)”…,但这些尊号的来源却是元老院。罗马君主从来没有稳定的继承制度,军队可以拥立,前任可以指定,元老院可以推举,但是最后都绕不合法性的源头—公民拥戴。从法理上来讲,罗马的君主还是选举出来的,父子继承在共和国怎么都不得人心。为什么罗马帝国皇帝要出资建设大斗兽场,大浴场这种公共建筑,给首都的公民免费发放食物,正是共和国这张皮的作用,东方的专制国家哪里会在娱乐大众上浪费钱财。
 
吉本写《罗马帝国衰亡史》时,带着启蒙时代的局限,对君主专制和基督教贬斥过度。罗马帝国前中期的缺陷政体非常依赖于君主个人的才能与德行,上马率军平乱,下马安抚人民和元老院,奥古都斯和五贤帝能做到,其他人做不到。强化君主专制权威不失为一个稳定政局的选择。吉本这么批评卷心菜种植能手,力挽狂澜的戴克里先:
 
“罗马采用了新型礼节和朝仪,面见圣颜日渐成了难事,通向宫禁的甬道开始由名为大内军官的各色人物把守,宦官数量渐多,权势日大,严密监视着宫内各处,由此可知帝国已然沦入专制的颓势而不可挽回。臣下如若最终获允面见君王,则须匍匐在地,依照东方礼仪颂圣谢恩,任何身份概莫能外。戴克里先洞悉世态,不论身为君王还是作为个人,他对己对人都认识到位,卑下的波斯朝仪徒示虚荣别无其他,而他居然以之取代了罗马礼仪,热衷如许,匪夷所思。他以为炫示辉赫盛大的排场会摈绝群氓的非分之想,难得露面的君主不会遭受大众和军士的亵慢,而屈膝俯首的举止成了常态便会在不知不觉间唤起敬仰之情。奥古斯都的谦逊是一套伪装,戴克里先的倨傲也是一副面具,但这两位演员却明显不同,跟后者相较,前者更加宽宏也更富人性。对于统驭帝国的无尚权力,奥古斯都在竭力遮掩,戴克里先却肆意张扬。”
 
同样都是僭主&窃国大盗,吉本更偏好奥古都斯的谦逊。奥古都斯深知纵有十万大军也难敌共和主义者刺客的匕首,所以他伪装成一名普通元老。戴克里先则更担忧军队桀骜难驯,其他野心家觊觎大位,他与东方哲学家,虽儒而近法的荀子不谋而合:君主的排场就要大得不似凡人,这样才能断了他人的非分之想。《荀子》这么说:“天子者,势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无所诎,…衣被,则服五采,杂间色,重文绣,加饰之以珠玉。食饮,则重大牢而备珍怪,期臭味,曼而馈,代睪而食…三公奉轭持纳,诸侯持轮、挟舆、先马,大侯编后,大夫次之,小侯、元士次之,庶士介而夹道,庶人隐窜莫敢视望。居如大神,动如天帝,…”
 
戴克里先及以后的罗马诸帝强化君主权威,政局远比三世纪稳定,但是依旧没有降伏军队,也没有建立稳定的嫡长子继承制(建立周礼这样的意识形态不是那么容易的)。不能统军的罗马君主,是没法坐稳位置的。罗马从什么时候起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
 
我们首先不能苛求一个古代国家能控制军队。即使在现代,也只有发达的西方国家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完全控制了军队。军队的失控,要从共和国中晚期的马略军事改革说起。罗马本来是地中海式的城邦共和国,公民自备武装,出城为兵,入城为民,贵族出为将,入则为元老议员。公民义务兵役制下,没有野心家能进军罗马,因为军队一回城就自动解散回家了。随着罗马的扩张,战争的红利大部分归于贵族,奴隶劳作的大庄园日益兴旺,自耕农公民却因为长期服役田地荒芜破产,公民兵役制渐渐维持不下去了。格拉古兄弟曾经试图重新分配土地,被元老贵族们围殴致死。马略招募破产流民组建军团,公民兵被职业雇佣兵取代,从此兵为将有,寡头内战一发不可收拾。
 
既然国家不能降伏军队,军队就会控制国家。奥古都斯的克劳狄家族尚有一丝威望,可惜被卡里古拉和尼禄两位活宝败得一干二净,此后“皇帝本无种,兵强马壮者为之”。皇帝的赏赐不能满足禁卫军时,禁卫军弑君另立,甚至拍卖皇位;边军动辄哗变,拥戴统军大将紫袍加身,再杀向罗马。
 
罗马帝国的地理特征决定了,帝国注定四敌环绕,叛乱此起彼伏。地中海给军队的调动和补给提供了方便,但是也给信息的传递速度加了上限,从罗马到叙利亚最快也要一个多月的时间,同样的陆地距离,东方的帝国用八百里加急单程只需要9-10天。因为信息传递速度慢,中央政府谈不上精细管理各行省,消叛乱/边患于未然;但是从罗马海运调兵到叙利亚平乱的成本却异常低廉(东方的帝国在陆地上绝无这样强大的兵力投送能力)。所以罗马皇帝总是御驾亲征,从高卢到达西亚(今罗马尼亚),从叙利亚到利比亚,有那么几位地中海沿岸打满全场。不御驾亲征显然是不行的,边军在外随时可能紫袍加身;御驾亲征同时也增加了阵亡/被边军哗变杀死的可能。三世纪危机中的奥勒良(今天罗马城墙修建者,270-275AD在位),武功盖世,恢复了帝国的大部分疆域,征波斯途中因为训斥了手下的书记官,被刺死于军中(张飞,完颜亮一般的死法)。
 
罗马帝国的另一大问题在国体。罗马帝国&中晚期共和国是由亚平宁半岛拉丁人统治被征服行省的殖民政权,与殖民时代的大英帝国相似。亚平宁半岛的政治地位高于其他行省。半岛的公民(罗马公民,拉丁公民)身份高于其他行省的臣民。殖民帝国通过经济,技术,武力的优势殖民地,但是这些优势会扩散到殖民地,如果不能及时同化被征服民族,殖民地发展起来后迟早分家,甚至吞噬母国。罗马治下的民族各有自己的文化,语言和宗教信仰,罗马的文化不足以同化各民族(东部的希腊语文化强势于西部的拉丁文化)。把罗马统一在基督教的旗帜下是一个方案,君士坦丁大帝(306-337AD在位)就利用了这一点。如果没有基督教,东罗马绝对撑不到一千年后。
 
殖民帝国的一大重要统治手段就是收拢被征服民族的精英为己用。罗马公民权就是这么一个胡萝卜。一个非公民需要在罗马辅助军团服役十几年才能成为罗马公民,而只有公民才能加入罗马正规军团。奥古都斯深知罗马公民权在帝国体系中的作用,临终嘱咐继承人提比略不得滥发公民权。三世纪危机之前的卡拉卡拉皇帝(198-217AD在位)为了扩大兵源和税收,授予帝国所有自由人公民权,结果公民权不再有笼络人心的功能,罗马军团也混入了大量非拉丁人。外族人既然都有了公民权,那么皇帝为何做不得?高卢人,色雷斯人,叙利亚人,北非利比亚人,纷纷披上紫袍,斯巴达克斯可以含笑九泉了。卡拉卡拉滥发公民权是三世纪危机的一大诱因,这些年经常被西方的右翼引用反对移民。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大英帝国给所有殖民地臣民发英国护照,那么伦敦飘着的就不是雾,而是弥漫不绝的咖喱味。
 
从戴克里先到君士坦丁大帝的一系列改革,部分解决了这些问题,最终能让罗马在拜占庭延续。戴克里先意识到一个中央政府统治整个帝国的不易,他把帝国划为四块,选出三个部将实行“四帝共治”,这样提高了各地方的行政效率,也埋下了帝国最终分裂的种子。戴克里先取消了亚平宁半岛的特殊地位,划为分普通的行省,从此罗马帝国不再是一个殖民帝国。 帝国原来的行政系统文武不分,官职大多源自于共和国,带着民主选举和寡头政治的遗毒。戴克里先开始建立直接听命于皇帝的文官系统,到君士坦大帝时代已经实现文武分离,再用迁都到君士坦丁堡的方式把元老院甩开。
 
罗马帝国的衰亡,如果主要看内部因素,就是共和国被寡头窃国,逐渐排除共和国的“余毒”,逐渐蜕变成一个东方式的君主专制国家,然后壮士断腕般的抛弃维稳成本过高的西部领土。共和国时代罗马不止一次被全歼十几个军团,但是罗马从未屈服,直至战胜对手;帝国初建时条顿森林之战只损失三个军团,奥古都斯就痛哭流涕,停止在日耳曼尼亚的征伐。共和国时代的质朴,坚韧,开拓这些积极的精神特质随着共和一起逝去,帝国不过是落日余晖。
 
Abstract
 
A dictator relies on his military’s support; shocks to this support can threaten his rule. Motivated by this, we find that lower rainfall, along the north-eastern Roman Empire, predicts more assassinations of Roman emperors. Our proposed mechanism is as follows: lower precipitation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that Roman troops, who relied on local food supplies, starve. This pushes soldiers to mutiny, hence weakening the emperor’s support, and increasing the probability he is assassin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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