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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人 | 李江艳
文章来源:Li, C. (2017). Are the poor worse at dealing with ambiguity?.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54(3), 239-268.
 
研究背景
 
日常生活中,由于经济条件限制,穷人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往往会比富人更多。如何处理这些不确定性情形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例如,在关于风险规避与贫困陷阱关系研究的文献中,Yesuf and Bluffstone (2009) 以及 Spears (2013) 就曾发现相比富人来说,穷人更厌恶风险,而这种对风险更加厌恶的态度导致穷人不那么愿意对新兴技术进行投资,进而导致穷人进一步陷入贫困陷阱。实际上,风险(risk)只是不确定性(uncertainty)的其中一种形式。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最常接触的是另一种不确定性情形-模糊(ambiguity)。与在经济学领域常说的风险不同,在模糊情形下,每一种可能出现的结果的概率都是未知的,且在后续研究中也发现人们在风险情形下的决策行为与在模糊情形下的决策行为存在着显著差别。基于此,本文作者旨在探索来自不同收入群体的个体面对模糊性不确定时的处理方式。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经济学实验的方法来探索不同收入群体对于模糊性不确定的处理方式。
 
1)模糊性不确定的来源
 
在传统实验室实验中,模糊性不确定通常来源于经典的 “Ellsberg 2-color urn” 情景,即:决策者被要求选择从两个装有100个球的盒子中取一个球,若取出的球为红球则可获得一定数额的奖励。其中,已知R盒中装有50个红球和50个白球,而A盒中红球和白球的数量则未知。在此情景下,若从R盒中取球将面临风险性不确定,若从A盒中取球则将面临模糊性不确定。
 
与传统实验室中模糊性不确定的来源不同,在本文中,模糊性不确定来源于对未知语言词组真实意思的不确定。例如,本文中由一组荷兰语词组(Let op)所产生的模糊性不确定情形可显示如下:
 
Let op
One of the following three phrases represents its true meaning:
 
(1) pay attention (2) upward (3) give up.
 
对于一个没有任何荷兰语基础的决策者而言,上例三个选项中任一选项为正确答案的概率是模糊的、未知的。我们不难发现上例中的模糊性不确定与传统 “Ellsberg 2-color urn” 情景中所产生的模糊性不确定是极为相似的。通过以语言作为区分模糊性不确定来源的工具,本文共营造了六种不同来源的模糊性不确定,分别为对于上海方言,北京方言,日语,韩语,英语及荷兰语词组真实意思的不确定。
 
2)测量决策者对模糊性不确定的态度
 
在测量决策者对模糊性不确定的态度时,常用的方法为实验者通过不断变换 “Ellsberg 2-color urn” 情景中R盒中红球的个数直至决策者认为在R盒中取球及在A盒中取球无差别时停止。停止时R盒中红球个数若低于50则认为该决策者对于模糊性不确定采取规避态度。反之,若此时R盒中红球个数高于50则认为该决策者对于模糊性不确定采取积极寻求态度。这种方法广泛应用于传统 “Ellsberg 2-color urn” 情景中所产生的模糊性不确定。然而这种方法并不适用于本文所采用的模糊性不确定。试想,在前例中决策者可能基于荷兰语与其所知道的其他语言,如英语,的联系从而认为某一选项比其他选项更可能代表该荷兰语词组的真实意思。此种情形下,我们不能简单的将此决策者归为规避或者喜爱模糊性不确定。Baillon et al. (2017)所提出的方法解决了这一问题。本文将采用Baillon et al. (2017)所提出的方法来测量决策者对模糊性不确定的态度。关于Baillon et al. (2017)方法的具体细节,详见(Baillon, Aurélien, Zhenxing Huang, Asli Selim, & Peter P. Wakker (forthcoming) "Measuring Ambiguity Attitudes for All (Natural) Events" Econometrica. )。
 
3)实验设计
 
被试验者:本文中的实验共分为城市部分及乡村部分。其中乡村部分在云南省武定县(云南省贫困县之一)武定一中进行,89名高中二年级或三年级学生(平均年龄17.4)被邀参加实验。城市部分在湖北省武汉市东湖中学进行,91名高中二年级学生(平均年龄16.1)参加实验。
 
实验流程:本文中的实验均为基于纸笔的课堂实验。实验开始之前实验者将对实验流程、实验报酬等进行讲解。实验中,每位被试验者共需完成36个由多项选择列表组成的表格(choice list table),13个背景调查问题(demographic questions),及5个认知反应测试问题(cognitive reflection test questions)。整个实验流程均以中文进行。
 
实验报酬:每位参与实验的被试验者将会获得20元人民币的参与费。在此基础之上,被试验者所完成的36张多项列表表格中将会被随机抽取一张,在该随机抽取的表格中将有一行被随机选取,被试验者在该行的决策将被用来决定其额外的报酬。本文中被试验者最终的平均报酬在乡村部分为41元人民币,在城市部分为42元人民币。
 
主要研究结果
 
1)家庭收入状况与对模糊性不确定态度的关系
 
● 乡村部分(原文图3)
上图中横坐标均代表被试验者所在家庭收入水平变量,图a中纵坐标代表对模糊性不确定厌恶程度, 图b中纵坐标代表在模糊下产生的对于概率的不敏感程度。从上图中可看出,在乡村部分,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于模糊性不确定的厌恶程度及在模糊下产生的对于概率的不敏感程度呈递减趋势。
 
● 城市部分(原文图4) 
上图中横坐标均代表被试验者所在家庭收入水平变量,图a中纵坐标代表对模糊性不确定厌恶程度, 图b中纵坐标代表在模糊下产生的对于概率的不敏感程度。从上图中可看出,与乡村部分相比,在城市部分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于模糊性不确定的厌恶程度及在模糊下产生的对于概率的不敏感程度并未呈现明显的变化趋势。
 
● 回归分析
从以下回归分析表格中(原文表3)可以看出,在控制性别、年龄、家庭成员、学习成绩等一系列背景因素情况下,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将显著降低对模糊性不确定的厌恶程度以及在模糊下所产生的对于概率的不敏感程度。
 
2)对模糊性不确定的态度:城市 VS. 乡村(原文图5)
上图中横坐标均代表不同来源的模糊性不确定,图a中纵坐标代表对模糊性不确定的厌恶程度,图b中纵坐标代表在模糊下产生的对于概率的不敏感程度。总体而言,在对模糊性不确定的厌恶程度方面,与乡村被试验者相比,城市被试验者对于模糊性不确定的厌恶程度更低。在模糊下对于概率的敏感程度方面,乡村被试验者比城市被试验者对于概率的敏感程度更低。
 
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了家庭收入水平变量与对模糊性不确定态度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发现,在相对较为贫困的乡村地区,来自于收入水平较高的家庭的群体对于模糊性不确定情形的厌恶程度及在模糊下所产生的对于概率的不敏感程度要显著低于来自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的群体。在城市地区,家庭收入水平仅对在模糊下对于概率的不敏感程度有显著负作用。在对城市地区与乡村地区的对比中能发现,来自于城市的高收入家庭的群体比来自于乡村地区的低收入家庭群体对于模糊性不确定的厌恶更少且在模糊下对概率更为敏感。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s ambiguity attitudes and income in the field using language as a natural source of ambiguity. It shows that the method of Baillon et al. (2017b) can be adapted for field studies, providing ambiguity measurement tasks that are more comprehensible for nonacademic subjects. Ambiguity attitudes were elicited in two groups of Chinese adolescents (poor rural and rich urban), among whom the income variation is big. In the rural group the poorer are both more ambiguity averse and more a-insensitive, whereas in the urban group the richer are more a-insensitivite. On average, the poor rural adolescents are worse at dealing with ambiguity than their urban counterparts. A-insensitivity, which measures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an ambiguous situation, is an important but sometimes neglected component of ambiguity attitude. Policies aiming to help people improve decisions may focus more on reducing a-insensitivity as this cognitive bias is more likely to be influenced by intervention than people’s intrinsic aversion towards ambig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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