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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约翰·梅那德·凯恩斯的百年预言: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

推文人 | 李井奎
 
推文信息
 
Revisiting Keynes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edited by Lorenzo Pecchi and Gustavo Piga,The MIT Press,2008.
 
一、凯恩斯的预言
 
1930年,大萧条已经来临,人们沉浸在一片悲观主义的氛围当中。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凯恩斯一改其政策建议者、研究型经济学者的风格,拨冗写出了一篇名为《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的长文,对一百年之后的世界经济作出预言。这篇文章揭开了凯恩斯的另一张理论面孔。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凯恩斯的商业周期理论,却鲜有人提及他在经济增长方面的看法。这篇文章表明,凯恩斯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理解要领先于他的时代至少四分之一个世纪,他关于长期经济增长的看法与当今前沿的增长理论非常相似,甚至比他的商业周期理论与今日的商业周期理论的相似度还要大。凯恩斯强调资本积累和科学技术进步的伟大力量,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对一百年后的世界经济状况作出了这样的预言:
 
“我敢断言,一百年以后,进步国家的生活水平,比之于现在,要高出四到八倍。即便按照我们现有的知识来观之,这一点亦属意料之内,无足为奇。即便对前途来做更为乐观的估计,若然认为可能会有的发展程度还远远不止于此,这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异想天开之念。”(《劝说集》,凯恩斯著 李井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以下凯恩斯的话均引自该文。)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献主要由Solow(1956)、Swan(1965)、Cass(1965)、Koopmans(1965)、Lucas(1988)以及Romer(1990)构成,这一理论为由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驱动的长期(稳态)增长提供了基础。现代增长理论的突破性发展与两百年来人均资本不断增长的事实,为我们提供了对长期经济行为的深刻理解,使我们有能力对未来经济做出合理的预测。但是,即便是今天的一位受到良好训练的经济增长领域的经济学家,敢不敢对一百年后的人类经济状况作出预测呢?很可能不敢。而凯恩斯这么做了,不但做了,而且做得非常出色。
 
在凯恩斯写作这篇长文的1930年,增长理论还根本不存在。而且三十年代后期发展的哈罗德-多马模型预测的结果是市场经济存在着内在的不稳定,会周期性地出现高失业,经济只能是刀锋增长。而且,鉴于当时的经济数据状况,1930年凯恩斯也很难有经验研究上的凭借,当时英国的经济表现是不容乐观的。
 
从结果上看,凯恩斯所称的“经济问题”在发达国家很显然已经得到了解决。由于过去50年的快速增长,许多东亚国家到2030年,或许也可完成凯恩斯预言的目标。可能只有非洲和中东地区的状况到2030年尚难企及凯恩斯的预言目标。
 
为什么凯恩斯能够得出如此大胆而又如此精准的预言呢?也许,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凯恩斯身上有着一位杰出增长理论家的所有禀赋吧。《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一文表明,凯恩斯对形成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基础的那些关键要素了若指掌,技术进步、资本积累以及低人口增长率这些要素要到他写完此文三十年后才得到学术界的理解。凯恩斯认识到这些因素,同时又辅之以他对稳态增长路径的强大预期,指向的完全是与哈罗德-多马模型不同的增长路径,而后者的模型直到1956年索洛的文章问世一直占据着增长理论的主导地位。
 
但是,在这个对人类经济前景的美好预期背后,凯恩斯却提出了他认为的人类有史以来最为重大的问题:“如果经济问题得到解决,那么,人类就会失去他们传统上的那种生存目的。”人类过去许多世代所培养和积累的那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和本能,都是围绕着经济问题展开的。秩序的构建、对美德的追求,总是以解决经济问题,使人类免于劳作、困苦而展开。一旦经济问题得到解决,“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自从在世间出现以来,第一次遇到了他真正的、永恒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当人类从迫切的经济顾虑中解脱出来之后,将怎样来利用他的自由?科学和复利的力量为他获取了闲暇之后,他该怎样来遣此有涯之身,让他能够明智而惬意地生活下去呢?”到了那个时候,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凯恩斯说,一天工作三个小时,已经足够使我们许多世代以来形成的身上的劣根性得到满足。到了那个时候,那些在德行上、智慧上走上了正道的人,会教导我们如何把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充实而美好,每个人心中都充满喜悦,能够从事物之中获得直接的享受。
 
最后,凯恩斯说:“我们要达到这种在经济上的极大满足之境地,前进步伐的大小,当取决于以下四个因素——我们对人口的控制力,避免战争和内讧的决心,把理应属于科学范围以内的事务交托给科学来处理的自觉自愿,以及由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差额所决定的积累的速度;只要前面三者不出什么问题,最后一条也会迎刃而解。”到了那个时候,“经济问题应该由经济专家们来处理,就仿佛牙医来处理牙病一般。如果经济学家能够这样来处理经济问题,使社会对他们能产生这样一种印象,认为他们是一群平凡而又胜任自己事务的专门人才,就像牙医的地位一样,那就再好也没有了!”
 
二、凯恩斯的预言全部实现了吗?
 
首先是经济增长的绩效。Fabrizio Zilibotti(2008)把整理了全球经济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现,数据覆盖的国家达168个,时间跨度为1950年到2000年。根据凯恩斯的预言,要在2030年达到当时英国人均收入的四到八倍,经过人口加权之后的平均增长率最高为2.1%,而二十世纪后五十年的这个增长率实际上是2.9%,只需要50年就可以实现凯恩斯预言中收入增加四倍的下限。如果按照2.9%这个增长率持续增长一个世纪,人们的收入水平将有1930年的十七倍之多,这个水平远远超过了凯恩斯预言中的上限。
 
其次是劳动时间的变化。Huberman and Minns (2007)估计,从1870年到1930年,每个工人的平均劳动时间在欧洲和美国均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个数字下降的幅度最大。二战以后,这个数字进一步下降,但速度放慢了,而且欧洲下降的程度要大于美国。另一方面,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大大上升,这部分地抵补了男性工人工作时间的减少。但是,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地的工作时间并未下降到凯恩斯当年预言每周十五个小时,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到2030年我们可以是实现凯恩斯当年预言的这个目标。
 
Richard B. Freeman(2008)认为,凯恩斯预言人们的生活水准的提高会使我们减少劳动时间,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家庭和闲暇上去并没有实现。从1970年到2005年的数据来看,美国每个成年人的工作时间增加了10%,而用于家务的劳动时间则呈下降趋势。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使美国和英国的成年人有更强的激励工作更长的时间;欧洲大陆则因为法律制度和政策的原因限制了工作时间的延长,而且那里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也没有那么严重。过去数十年中,在美国,穷人要工作更长时间才能养活自己和他们的家人。Freeman认为,凯恩斯之所以在这个方面没有预言得对,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即便他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很高,经济激励仍然会让他们工作时间更长,也更努力。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压力,都使得人们的工作时间未能如期下降。
 
第三,关于消费。Gary S. Becker and Luis Rayo(2008)认为,凯恩斯在对消费的长期增长所做的预期是不确的。当代经济学研究表明,绝大多数个人的效用一般并不取决于他们的消费多少,而取决于他们过去的消费,以及相对于同辈或参照群体的消费。
 
Rayo and Becker (2007a, b)认为,人类的生物演化使其总是随环境的改善而向上调整他们的参照点。他们认为,习惯和同辈的影响才是效用的主要决定因素,他们还表明,效用的这一演化模型与现代脑科学的研究是彼此一致的。有趣的是,凯恩斯也意识到了这种现象。他说:“只有当对这种需要的满足,能使我们有一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优越感时,我们才会感受到这种需要的存在。这类需要,也即满足优越感的这种需要,也许才真正称得上是难以餍足的需要,因为当一般的水平有了提高之后,这方面的需要也会跟着进一步提高。”但凯恩斯认为我们的绝对需要至少是可以在100年内得到解决的。
 
而Gary S. Becker and Luis Rayo(2008)认为,即便是这样,凯恩斯也没有预测对,因为即便抛开同辈的影响,大部分种类的物质消费仍然很大程度上是由习惯养成的。而且,Gary S. Becker and Luis Rayo(2008)对凯恩斯关于经济学家在未来时代的角色定位也表示不同意,原因是凯恩斯对经济学的定义过于偏狭。凯恩斯没有想到的是,经济学家已经大大拓宽了他们的研究范围,经济学帝国主义已经把这个学科的疆域从生活的物质层面拓展到对人们的幸福、利他倾向、社会互动、婚姻等非物质层面上来了。由于这种对经济学研究范围的狭义理解,使得凯恩斯忽略了许多同样稀缺的资源,比如时间,对时间的分配也需要认真地进行经济分析,闲暇只是时间的一种用途。
 
三、追问
 
凯恩斯在八十七年前的预言中所说的孙辈又是谁呢?从今天世界的发展状况看,能够达到凯恩斯预言的生活水准的人们,基本上分布在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拉美以及部分亚洲国家,为生存而努力挣扎仍然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即便在发达国家,由于贫富差距的扩大,占人口较大比例的中下层阶级也仍然要为生活的改善而努力打拼,闲暇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一种奢侈品。
 
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背后的制度因素,或增长机制,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正如Joel Mokyr(2016)所言:对于工业革命,拜历史学家的努力所助,我们对历史的细节知之甚详,但对于这场革命何以会发生,又为什么首先发生在英国,我们仍然一无所知。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凯恩斯的预言的确在世界上的不少地区得到了实现,虽然并没有都言中,但他揭示的乐观主义的前景,至少部分地得到了实现。但是,为什么会在有些地方实现,在有些地方似乎永远无法看到实现的希望,我们尚且知之不多。
 
参考文献: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著,李井奎 译,1933/2016,《劝说集·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
Zilibotti ,Fabrizio,2008,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75 Years After: A Global Perspective,(chapter 2, this volume).
Freeman, Richard B.,2008,Why Do We Work More Than Keynes Expected?,(chapter 9, this volume).
Becker, Gary S. and Luis Rayo,2008,Why Keynes Underestimated Consumption and Overestimated Leisure for the Long Run,(chapter 13, this volume).
Cass, D. 1965. Optimum growth in an aggregative model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32(3): 233–40.
Huberman, M., and C. Minns. 2007. The times they are not changin’: Days and hours of work in old and new worlds, 1870–2000. I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Lucas, R.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1): 3–22.
Mokyr,Joel,2016, A Culture of Growth: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ayo, L., and G. S. Becker. 2007a. Evolutionary efficiency and happines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5(2): 302–37.
Rayo, L., and G. S. Becker. 2007b. Habits, peers, and happiness: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97(2): 487–91.
Romer, P. 1990.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5, pt. 2): S71–S102.
Solow, R. 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0(1): 65–94.
Swan, T. 1956. Economic growth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Economic Record 32: 33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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