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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溢出效应的识别

推文人 | 史青
 
原文信息
 
Yi Lu,   Zhigang Tao,   Lianming Zhu, 2017. Identifying FDI Spillove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7(7), PP. 75–90.
 
引言
 
一直以来,很多学者认为国内企业会从FDI企业中受益,加之发达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不断呼吁招商引资,大多发展中国家均采取逐渐消除对FDI的限制、并调整国内经济政策来吸引FDI。事实确实如此吗?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并不支持国内企业从同行业的FDI(水平型FDI)企业中受益,甚至有研究表明水平型FDI对国内企业有负面影响。
 
研究FDI对国内企业的溢出效应,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外资进入发展中国家以及相关行业的决策是内生的,因此很难识别出FDI的溢出效应。作者利用中国2001年入世以后逐步放松对FDI管制这一外生行为来识别FDI对当地企业的溢出效应。2002年开始,中国针对外资开放了424个4分位制造行业中的112个,这些行业确实有大量外资涌入。第二,为进一步了解FDI的负面溢出作用,作者区分了两种效应:集聚效应和竞争效应,Aitken and Harrison(1999)指出通过知识溢出、投入共享、劳动集聚等渠道,国内企业尽管可从外资企业带来的集聚效应中受益,同时又因外资带来的竞争效应而丧失本地市场份额。
 
中国针对FDI的法规变革
 
1949-1978年间,中国处于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几乎没有外商投资企业。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1979年7月便通过了《中外合资企业法》来吸引外资,1980年开始到90年代早期,政府颁布和修订了大量有关FDI的法律,具体主要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税收政策、土地政策方面的优惠,以及设立针对外资的经济特区等。1979-1991年间,中国的FDI流入呈现井喷式增长。尽管1970s-1990s早期实施了打开国门政策和消除FDI流入壁垒政策,FDI在中国运营过程中仍面临诸多问题:比如,外资企业必须达到当地的制造和出口产品需求,给当地企业转移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知识。
 
中国加入WTO的谈判持续了15年,期间为达到WTO的要求,中国颁布和修订了大量有关贸易和FDI的法律。如1992-1997年大规模减税:平均关税从1994年的35%降至1997年的17%;服务业比如银行和保险通过消除市场准入的限制而逐步开放。针对FDI,中国承诺一旦入世,完全遵守《有贸易有关的投资协定》,因此1995-2001期间,实施多项与FDI相关的法规。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中国政府颁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名录》,并分别于1997、2002、2004、2007、2011多次进行修订,成为政府管理FDI流入的基本依据。该名录将产品分为四类:鼓励FDI流入、允许FDI流入、限制FDI流入、禁止FDI流入。
 
分析过程
 
(一)处理组和控制组的选取
 
数据包含两部分: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有关FDI法规数据,后者信息主要由《外商投资产业指导名录》整理得出。通过比较《名录》的1997年和2002年两个版本,可以识别出入世前后每种产品是否存在FDI管制的变化(1997-2002年间):1、FDI变得更受欢迎:比如1997年名录中为“禁止”但在2002年名录中为“鼓励”的产品;2、FDI变得不太受欢迎:比如1997年名录中为“鼓励”但在2002年名录中为“禁止”的产品;3、FDI没有变化:1997年名录和2002年名录中分类未变化。
 
然后将产品层面FDI法规的变化匹配到工业企业库的行业层面,得到包含4分位CIC行业以及8分位的产品子类行业产品目录,进一步分为4种类型:(FDI)鼓励行业:(FDI)不鼓励行业;无变化行业;混合行业。最终整理的424个4分位行业中,112个行业划为(FDI)鼓励行业,作为处理组;300个行业划为无变化行业,作为控制组;7个划为(FDI)不鼓励行业;5个划为混合行业,后两组删掉。
 
(二)估计模型
 
结论
 
与FDI无变化的行业相比,FDI更受欢迎的行业吸引了更多的外资流入,尽管入世之前两类行业在外资流入上并无明显差异;FDI对同一行业的国内企业生产率有显著负面影响;当竞争效应较大时,水平FDI的溢出效应为负且较大,当集聚效应较大时,负向溢出效应较小,甚至转为正向;外资的流入使得同一行业内部的国内企业支付更高的工资,同时降低了国内企业的出口概率。
 
Abstract
 
This paper improves on the strategy used in the literature to identify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horizont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plausibly exogenous relaxation of FDI regulations on China's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ccession at the end of 2001. In addition, to understand the (aggregate) FDI spillover effect, the paper evaluates two underlying explanations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 versus the competition effect, the former of which is further moderated by the absorptive capacity of domestic firms) by distinguishing different types of FDI along various dimensions. Finally, the analysis uses an array of performance measures, includ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xporting performance, wages, R&D investment, and firm survival, with one single data set to offer a fuller and more nuanced picture of the impact of FDI on domestic fi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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