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探讨全球化如何通过跨时区工作影响劳动者心理健康的性别差距。作者利用丹麦2008-2017年匹配雇主-雇员数据，结合个人抗抑郁处方药购买记录与企业进出口交易信息，以“营业时间重叠度”（business hours overlap, bho）衡量企业与贸易伙伴的时区差异，发现：企业与外国贸易伙伴的营业时间重叠度下降，会导致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抗抑郁药使用率上升。这一效应在经济意义上显著，集中在受过大学教育且45岁以下的劳动者中，对单亲母亲的影响尤为突出。此外，在需要建立人际关系、与他人接触的职业中，劳动者的心理健康受跨时区工作的影响更大。

近年来全球化迅猛发展，企业供应链遍布全球。然而，与不同时区的客户和供应商沟通迫使劳动者在标准工作时间之外工作，扰乱工作与生活平衡，这对需要兼顾家庭责任的女性造成尤为沉重的心理负担。现有全球化性别效应研究多聚焦于工资差距，但跨时区工作如何影响心理健康的性别差距尚缺乏系统认识。本研究正是基于这一现实缺口，提出核心研究问题：跨时区工作是否导致女性相对于男性心理健康恶化？其背后作用机制是什么？作者利用丹麦2008-2017年匹配雇主-雇员数据，结合个人抗抑郁处方药（AD）购买记录与企业进出口交易信息展开分析。丹麦全民免费医疗使研究能分离工作特征的直接影响。作者借鉴Bøler等（2018）的方法，以企业与贸易伙伴的“营业时间重叠度”（bho）度量跨时区工作强度。识别策略有两大支柱：一是纳入工作关系固定效应，利用给定工人-企业匹配内部bho随时间的变化识别因果效应；二是聚焦同一企业同一年度男女AD使用的差距，控制不可观测的企业-年份异质性。结果表明，bho下降导致女性相对男性AD使用率显著上升。这一效应在经济意义上显著，集中在大学学历且45岁以下的劳动者中，对单亲母亲的影响尤为突出。此外，需要建立人际关系的职业中劳动者受影响更大。

图1 企业bho分布（2008-2017年）

核心变量bho的定义为：

即丹麦与伙伴国标准工作时间（9:00-17:00）重叠的小时数。企业层面bho以各伙伴国进出口产品种类数为权重加权平均。图1显示，大量企业bho接近8，即与丹麦同或邻近时区，但相当一部分企业bho较低，意味着劳动者需在非标准时间工作。描述统计表明，大学学历女性AD使用率为4.3%，男性为3.0%；非大学学历女性为6.5%，男性为4.3%。

基准估计方程为：

为了检验工作与家庭责任的冲突是否可能是重要渠道，作者把单亲父母定义为与19岁以下子女同住、但未与非亲属成年人共同生活的人。样本中，大学学历女性有7.85%是单亲母亲。作者在式4的基础上加入单亲身份及其交互项，结果见表3。Female × ln(bho)反映一般女性相对男性的效应，Female × Single parent × ln(bho)则反映单亲母亲的额外效应。后者在大学学历样本中为负，并在1%水平显著。作者据此概括，跨时区工作对大学学历单亲母亲的影响约为一般女性的3倍；非大学学历样本中的额外效应则不显著。这为工作—生活平衡渠道提供了有力支持，但并不意味着其他机制已被完全排除。

作者借鉴Goldin（2014），利用O*NET数据考察五类可能限制时间灵活性的职业特征：时间压力、与他人接触、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工作是否容易由他人替代，以及决策自由度。表7先把五项特征合成为综合指标。结果显示，当bho由8小时降至3小时，高暴露职业劳动者的AD购买概率增加约0.9个百分点；同时，控制职业特征后，核心性别差距仍然存在。表8再逐项分解这些职业特征。

丹麦贸易委员会提供了一项更接近外生的补充检验。丹麦贸易委员会工作人员往往按企业名称的字母顺序联系企业并提供出口促进服务，因此这种联系具有较强的准随机性（Buus等，2025）。作者关注的是：企业是否被来自“营业时间重叠度低于其原有出口组合”的国家的工作人员联系。表4显示，在45岁以下大学学历劳动者中，这类联系会使女性相对男性的AD购买概率上升；全样本中则没有显著影响。该结果与基准估计方向一致，增强了跨时区工作这一解释的可信度。

表6集中检验三种替代解释。第1—2列控制贸易伙伴国的性别平等程度，第3—4列剔除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第5—6列进一步加入丹麦企业海外子公司的营业时间重叠度。大学学历样本中的核心结果在这些设定下仍然存在；海外子公司的bho效应也显著，且与贸易渠道的效应同时成立。

其他检验也得到相近结论：bho变化没有显著导致女性差异化离开企业；进一步控制工资和贸易强度、改用原始时区差异或Logit模型后，核心结果的方向与显著性总体保持稳定。综合来看，这些检验不能“证明”唯一机制，却能够排除若干主要替代解释，并提升基准结果的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