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外商投资与劳动保障：全球化下共赢发展新视角-香樟经济学术圈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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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Im, H., & McLaren, J. (2026).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labor rights: No race-to-the-bottom?.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03865.

引言

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各国劳动福利能否同步稳步提升？不少人会好奇，各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吸引外商投资的过程里，劳动保障水平会如何变化？

Im 和 McLaren（2026）刊发于发展经济学顶刊 JDE 的这项研究，搭建理论模型并结合全球多国详实数据，系统拆解外商直接投资、全球价值链与劳动保障之间的联动关系，跳出 “非好即坏” 的单一认知，为理解全球化红利全民共享提供了全新分析框架。

研究核心亮点不在于简单下定论，证明全球化发展不存在固定单一影响路径，既能够推动各国完善劳动保障制度，也能实现外资发展、产业扩容与劳动保障协同共进。

经验事实

研究采用覆盖全球 185 个国家、长达 7 个年度的标准化劳动权益指标（分值 0-10，数值越低代表劳动保障越完善），综合各国劳动立法、落地执行、行业监督等九类权威资料，客观展现 2000-2017 年全球劳动保障长期演变趋势。

图1 2000年至2017年劳动权益指标

图1显示，2000—2017 年全球平均指标略有上升，意味着劳动保障总体有所弱化。OECD 国家劳动保障强于非 OECD 国家，但样本期内的恶化幅度反而更大。全球化主要以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 GDP 的比重衡量，作者还使用美国制造业关联方进口来刻画更接近垂直型 FDI 的全球价值链活动。

图2 FDI 占 GDP 比重变化与劳动权利变化

表面上看，样本期内 FDI 增加与劳动保障变化同时发生；但图2的散点几乎没有明显斜率，两项变化的相关系数仅为 -0.017。也就是说，FDI 增长更多的国家，并没有系统性地经历更明显的劳动保障恶化。

外资与劳动保障之间存在明显内生性。例如，一个强调“亲商”的政府可能同时降低企业税负、限制工会并吸引更多外资，从而制造外资上升与劳动保障下降的伪相关。作者加入国家和年份固定效应，并构造 shift-share 工具变量，但多数估计结果仍然较小且不稳健，工具变量也偏弱，因而只能作为提示性证据。较突出的例外是：当以美国关联方进口代理全球价值链活动并控制其内生性时，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全球价值链机会后，权益反而显著增强。

研究逻辑

由于数据难以给出清晰的因果答案，文章的重点转向理论。模型中，各国政府先选择决定劳动者议价能力的政策；跨国企业随后支付进入成本，观察各东道国经营成本并选择全球价值链任务的落地地点，再与当地劳动者就准租金进行谈判。

政府提高劳动保障时需要权衡三种力量。第一是直接收益：劳动者议价能力提高，可以分享更多跨国生产创造的准租金。第二是竞争成本：部分企业可能把任务转移到其他东道国，本国失去就业和租金。第三是一般均衡成本：更强的劳动政策压低跨国企业预期利润，可能减少企业进入和产品种类，从而影响消费者福利。传统逐底竞争论述主要强调第二种力量，却忽略了全球化也可能同步放大劳动者分享租金的收益。

图3 全球化与劳动权利纳什均衡的移动

图 3 说明了本文与既有研究的区别。既有研究常问一国劳动保障是否会随竞争国政策变化，即反应函数的斜率如何；本文关注全球化加深后，各国反应函数如何整体移动，以及劳动保障均衡将从何处移向何处。关键不只是国家之间是否相互模仿，而是不同类型的全球化怎样改变政府权衡收益与成本的相对大小。

全球化的三种可能结果

第一，跨境交易成本在所有东道国同步下降，即全球化沿“集约边际”对称深化。更低的交易成本使跨国企业把更多生产任务配置到东道国，跨国供应链在东道国收入中的比重上升，产品价格下降，劳动者实际收入提高。但在模型中，劳动权益的直接收益、竞争成本和一般均衡成本被同比例放大，政府的最优权衡并未改变，因此均衡劳动保障保持不变。

第二，交易成本下降只使某一个国家受益。该国在承接全球价值链任务方面获得相对优势，企业不再容易因劳动权益小幅提高而整体外迁。竞争压力减弱后，在模型给定的条件下，政府会有更强动机提高劳动权益。这个结果与经验部分有限的“向上竞争”证据相呼应：相对于竞争者获得全球价值链优势的国家，劳动保障可能随之加强。

第三，全球化体现为更多相似东道国进入世界经济，即“广延边际”扩张。在世界经济规模不变时，潜在承接国越多，跨国企业可替代的选址越多。单个国家稍微提高劳动保障，企业就更容易转向其他国家；与此同时，本国能够分享的全球价值链租金份额越来越小。当东道国数量趋于无穷时，模型中的均衡保障趋近于零，这才构成明确的逐底竞争。

因此，全球化对劳动保障不存在统一方向。普遍降低交易成本未必改变政策；一国获得相对区位优势可能推动劳动保障改善；大量高度相似的竞争者进入，则可能加剧向下竞争。决定结果的不是全球化“多了还是少了”，而是全球化通过何种边际发生，以及它如何改变东道国之间的可替代性。值得注意的是，模型本身在一定意义上偏向发现逐底竞争：更强劳动权益只会降低企业选择该国的意愿，并未纳入其改善技能、生产率或企业声誉的潜在作用。即便如此，逐底竞争仍不是普遍结论。

总结与思考

经验上，FDI 增长与劳动保障之间没有稳定关系；理论上，两类力量可能相互抵消。只有当更多相似国家加入竞争、企业选址替代性显著增强时，逐底竞争才成为清晰结果。

这一结论意味着，评价全球化的劳动后果不能只看 FDI 总量或贸易开放度，还应区分水平型与垂直型投资，考察东道国是否具有难以替代的区位或生产优势，以及竞争国数量和产业结构是否相似。从模型逻辑看，提升技能、基础设施和供应链能力不仅可能增强吸引外资的能力，也可能减轻企业外迁威胁。

文章也有清晰边界。经验分析受到劳动权益数据年份有限和工具变量偏弱的约束；理论模型假定政府以国民福利为目标，并将劳动权益主要理解为跨国企业准租金的分配规则，难以完全覆盖现实机制。整体来看，全球化本质是互利共赢的分工体系，只要找准自身发展定位、夯实本土产业基础，对外开放就能实现多方共赢。

推文作者：苏祎明，西南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与劳动经济。欢迎学术交流。推文内容若有错漏，敬请批评指正。推文有所删改。

Abstract

Does globalization weaken worker’s rights? Data is inconclusive; what evidence there is suggests a developing country tends to strengthen labor rights when its access to global value chains (GVC’s) increases. We present a stylized model of multinational firms choosing host locations for global value chains, in which each host-country government chooses the strength of collective-bargaining rights for its workers. Each government trades the direct benefit of stronger bargaining rights against the effect of chasing multinationals away to rival countries. We find that an increase in globalization in the sense of lower transaction costs has no effect on equilibrium workers’ rights, but lower costs for one country tend to strengthen that country’s labor rights, and adding more countries to the global economy tends, in the limit, to weaken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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