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百度照片

原文信息：Sviatschi, M. M., & Trako, I. (2024). Gender violence, enforcement, and human capital: Evidence from Women’s Justice Centers in Peru.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03262.

原文链接：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04387824000117

写在前面

家庭暴力（以下简称“家暴”）是全球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据《柳叶刀》报道，在15～49岁有过伴侣的女性中，有27%遭受过家暴，其中有近一半女性在近期仍遭受家暴。与此同时，家庭暴力的影响正逐渐蔓延至家庭的各个角落，威胁着下一代子女的健康成长。

相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家暴现象更为突出。例如，秘鲁的传统司法机构明显歧视妇女，当地警方也多选择忽视家暴投诉，主张“家庭纠纷”内部化。这导致了在高比例家暴案件的背后，却是针对女性犯罪的低逮捕率。那女性还能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基于此，作者创新地通过对秘鲁妇女司法中心（WJC）的推广研究，探讨了WJC如何减少家暴事件。研究发现，WJC的开设有利于加强家暴执法力度，增加针对特定性别犯罪的起诉概率，抑制家暴发生率。同时，降低女性遭受家暴率会产生代际效应，将显著增加对儿童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儿童入学率和考试成绩。

本文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4点：其一，政策选择。选择一种特别但目前研究较少的WJC政策。其二，数据收集。将样本点选在具有代表性的秘鲁地区，并结合女性因精神健康问题入院等非自报的行政数据，从个体、区域两个层面去验证研究假设。其三，政策识别。将当地WJC与家庭、学校距离精确匹配，以构建WJC是否在家庭/学校1公里范围内、当年是否设立的渐近DID模型。其四，模型构建。考虑了女性向WJC举报男性家暴成功与否，分别对两者效用产生的可能影响差异。同时，还关注了家暴对于儿童升学率等学校表现的影响。

最后，这篇论文在学术研究和现实意义方面都具有参考价值。减少家暴不能只局限于倡导女性敢于举报，还需要通过法律赋权、提高司法医疗等服务可得性和女性经济地位、利用非正式网络、促进观念转变多种途径，为受害女性营造更良好的发声环境，并探索不同措施在何时介入更为有效。同时不能忽视处于家暴家庭中儿童身心健康，防止家暴的代际传播。

在秘鲁，亲密伴侣身体暴力和性暴力发生率约为30.1%，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家暴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此背景下，作者主要探讨了两方面问题：

（1）WJC是否减少了女性遭受家暴概率？如果是，通过哪些途径减少家暴？

（2）WJC在增加妇女家暴司法举报概率中，是否存在代际影响？如果是，通过哪些途径对儿童人力资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WJC是由秘鲁国家政府成立的反对家暴的免费公共中心，为受害者提供一站式法律、社会和心理支持（如警察局、律师办公室和医生），以尽量减少受害者举报家暴时，面临的诸多程序手续的办理麻烦。1999年秘鲁第一个WJC于利马区成立，截止2014年WJC数量从13个增加到226个（见下图）。

（1）基本设定

V为男性家暴选择，V_H、V_L为男性使用与不使用家暴；U_M、U_W为男性、女性的效用。假设报告成本由制度环境δ和特殊成本c组成。若女性向WJC举报不成功，女性需要支付报告成本；若女性举报成功，则男性还需要额外支付k成本，如入狱等。

（2）WJC与家暴

WJC通过两种路径来影响举报家暴的女性比例Fc：一是降低报告的制度成本（较低的δ），从而提升女性举报意愿而减少男性家暴；二是提高司法系统的效率（较高的举报成功概率p），通过增加男性家暴举报后被起诉的可能性来抑制其家暴行为。

（3）WJC与代际效用

在假设中，作者参考已有研究认为女性更关注孩子教育投资，因此女性的效用不仅由自己的消费C_W决定，还包括孩子的教育成果S(C_CH,V)。

WJC对儿童教育福利影响也有两条：一是直接减少儿童遭受家暴，影响其教育成果函数；二是家暴减少可以通过提高女性的议价能力，间接增加提高儿童教育投资。

作者采用2000至2014年秘鲁人口和健康调查（DHS）的微观数据，收集15～49岁女性（不包括未婚或未同居的女性）的生育率、就业状况等信息。同时，结合秘鲁学校人口普查（CE）和学生人口普查评估（ECE）观测儿童的升学等学校表现，分别构建了个体和地区层面的实证模型。

（1）WJC与家暴

从个体层面来看，表2（1）列显示在女性住所一公里内设立妇女司法中心（WJC）可以减少2.2%家暴，（2）列控制了地区特定趋势（以解决对于有和没有WJC地区可能存在不同趋势的问题），（3）列将样本限定在只有城市群的地区，结果依然显著。秘鲁人口与健康调查（DHS）收集的家暴数据的一个局限是，这些数据由女性自我报告，可能受到回忆偏差、文化价值观和报告家暴意愿影响。

从地区层面来看，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作者在表3还使用了关于女性因家暴受到攻击而死亡的行政区级别数据作为家暴对女性影响的替代结果。结果显示，WJC开设显著减少了女性因家暴受伤入院率，同时在样本期间女性的心理健康问题减少了10%。

从机制结果来看，在理论分析中，WJC预计会对女性举报家暴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可能通过降低举报成本和提高起诉效率鼓励妇女举报，也可能通过司法震慑使男性不愿使用家暴。表A-10（1）列显示，在一个区域设立WJC后，家暴投诉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多，表明第一种效应占主导，女性举报家暴意愿提升的程度大于总体家暴减少程度。在（4）～（6）列显示，WJC通过增加对犯罪者的拘捕率而提高女性家暴起诉概率。在附录中，作者还发现在WJC中有一名女性警官可以是增加家暴举报的重要机制，而WJC拥有完备的司法、医疗等服务可以增加投诉的有效性，来增加针对女性家暴的起诉概率。

从机制分析看，WJC可能通过直接减少家暴来改善儿童的教育表现。由于有母亲遭受家暴经历使女性更容易在自己家庭中遭受家暴，表A-14将样本分为儿童祖母是否被祖父家暴，结果发现WJC的设立对于祖母有被家暴经历家庭的儿童显著正向影响其入学率、升学等学校表现。在表A-17中作者通过调查“家庭大件购买的最终由谁决定？”或“对丈夫赚的钱管理最终由谁决定？”等问题，发现WJC明显提高女性在家庭内的议价能力，从而间接增加对儿童的教育投资。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WJC通过提高举报成功概率、降低女性举报成本有效减少家暴，明显改善女性的身心健康；WJC对于生活在家暴家庭儿童的学校表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这表明改进针对家暴的法律和执法措施，能有效减少女性遭受家暴，并对儿童产生积极的代际影响。

Abs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