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租界建立到1869年，英国和法国各自的领事馆处理了涉及本国公民的法律案件。在此期间，英法还没有正式实施他们各自的法律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中国个人和企业搬进租界，增加了涉及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混合”案件。1869年，租界法律体系出现了第一个关键变化: 英国和法国建立了各自的混合法庭（会审公廨），以处理混合案件在内的各种法律纠纷。英国混合法院使用普通法，法院根据成文法、先例，以及这些法律和先例对租界内新出现的案件的适用情况综合决定案件；作者们通过审查有关产权、金融工具交易、破产、公司清算后债权人剩余权利以及合资企业股东权利和股份的商业和金融诉讼，确认了英国普通法在上海租界的运作情况。法国混合法院则使用大陆法，根据法国通过的法令而不是先例或地方习俗来裁决案件；作者审查了两个租界的所有民事案件后发现，与英租界的案例相比，法国法院引用成文法的案例是前者的三倍多，而引用早期案例的则不到一半，这与比较法文献对两种法律传统的描述一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参与混合法庭的中国官员往往等级很低并且由外国官员选择，因而对判决几乎没有影响力。1926年，管理租界的法律体系发生了第二次关键变化：《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暂行章程》的签订促使租界由英国普通法和法国大陆法转换为中国民法，法律管辖权被归还给中国法院。

上海的租界建立之初几乎没有居民，也没有金融机构或市场；然而，到了19世纪末，上海已经成为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而英租界就是上海的金融中心。与法租界相比，更多外资银行进入英租界并且与中国传统的钱庄银行合作。从法律渊源的观点来看，这可能是因为英国法系在更大程度上适应和容纳当地情况，因此在促进中国传统银行的发展与合作方面比法国大陆法系更具优势。事实上，英国混合法庭涉及中国传统银行的判决的确经常引用中国传统银行协会的规则和习俗。与此同时，许多现代中国银行也很快就出现了：到1925年，在英租界的中资银行达到194家，是外资银行(30家)的5倍多。然而，法租界的中资银行数量增长速度却慢得多，1925年才达到29家。除了现代银行之外，中国的非金融有限责任股份公司也在上海租界兴起并蓬勃发展；大多数上市公司都在英租界。

Y_it为租界i(或网格单元)在t年的银行数量(每平方公里)，Britsh_i是一个表示是否属于英租界的虚拟变量。Post1845和Post1969是表示时间是否大于1845或1969的虚拟变量。γi是租界(或网格单元)固定效应，λt是年份固定效应。加入第一个交互项表示控制了租界效应，第二个交互项反映了法律效应，它的估计系数表明1845年租界形成后、1969年在租界建立了不同的法律制度后，英租界与法租界的银行密度的平均差异。作者回归结果表明第二个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与理论观点一致。为了解决政治、军事和经济干扰对两个租界金融发展的不同影响，作者在通过分时间阶段对子样本进行分析以及使用五年期间的平均数据以后，结论依然稳健。另外，作者还检验了动态效应，以1869年为参考年，在网格单元层面上运行以下回归：

作者发现在混合法庭形成之前，英法银行密度的差距接近于零，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趋势，1869年以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英租界的金融发展优势在混合法院成立后开始增强。

作者还控制了一系列随时间变化的因素，以减少遗漏变量带来的问题。具体包括五个租界的变量：各自租界是否正式建立不同治理体系、人口密度的滞后项、公共支出、贸易公司密度、中国内部暴力冲突数量以及五个英法帝国军事、经济和政治实力的变量：在中国的租界数量、前一年的海军舰艇数量和战争胜利数量、年度政治民主得分、人均GDP、本国股市表现。加入这些额外的控制变量后，结果仍然成立。

以上结果表明，1869年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体系的应用，使英租界的金融发展相对于法租界有了显著的增长。接下来作者关注1926年后，金融发展方面是否也有同样显著的下降。首先，作者考察了从1917年到1936年的20年的动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