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赵传敏 

推文信息：Farré, L., & Fasani, F. (2013). Media exposure and internal migration—Evidence from Indones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02, 48-61.

 

电视一直以来都是很多人群的新闻信息来源，尤其是在互联网及手机等电子产品普及之前，人们可以通过电视来了解外面的世界，当电视照进现实，这会使得人们改变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地吗？尽管缺乏经验证据，但人们普遍认为，接触西方媒体、电影和电视剧可能增加发展中国家公民移居国外的意愿。接触外国媒体可能会增加个人的经济抱负，改变参考群体，并对其他国家的生活产生错误的预期。然而，人们不太清楚的是增加媒体使用和国内迁移之间有什么关系。

 

研究背景

 

亲戚、朋友、以前的移民者和关系网络在迁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网络可以为迁移者提供相关信息，帮助其进入就业市场，也可能直接降低迁移成本，影响迁入地的就业结果。而有限或不准确的信息可能导致个人做出次优迁移选择，并带来福利损失。然而信息的复杂作用使得理清纯粹的信息效应远非易事。本文为了识别信息在迁移决策中的作用，关注了一种流行的信息来源——电视，研究了私人电视对印度尼西亚国内迁移的影响。

 

媒体自由化通常对信息的传输和内容有着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弱民主或独裁体制下。19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尼西亚电视市场的自由化过程为探索媒体对迁移行为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自然实验。

 

数据及实证

 

本文使用了两个数据集：印度尼西亚家庭生活追踪调查数据（IFLS），包括1993年（IFLS1）、1997-1998年（IFLS2）、2000年（IFLS3）和2007-2008年（IFLS4），它提供了个人数据和迁移历史；PODES（The Village Potential Statistics，2006），它提供了村庄的电视接收信息。

 

实证研究从长期的角度出发，分析青少年时期看电视对印尼公民未来迁移行为的影响。在本文中，这部分分析称为“早期接触（early exposure）”。考虑到大多数迁移活动发生在年轻的时候，早年形成的预期可能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接触电视的多少会影响个人对国家、居住地和社会相对地位的看法，这些都是影响未来移民决定的因素。然而，迁移决策不仅仅是由年轻时形成的信念决定，当接触到新信息时，个人可能会更新他们的期望，并重新优化他们的决策。因此，在实证分析的第二部分，本文关注这些短期影响，并估计电视接触与迁移决策之间的同期关系。我们将这部分分析称为“当前接触（current exposure）”。

 

在短期和长期分析中，模型如下:

其中，J代表分析的时期（J=E是early exposure ，J=C是current exposure），因变量〖mig〗_ikp^J是住在p省k地区个体i的迁移情况，〖mig〗_ikp^E关注 IFLS4（2007 – 2008）的所有个体，如果在第四波调查中的居住地与前三波的记录（或12岁时的记录）不同的话，则取值为1。作者定义了两种不同的迁移：第一种包括省内和省际迁移，第二种只考虑省际迁移。

 

主要解释变量〖TV〗_kp^J代表p省k地区的电视接触情况，已知每一个私营电台成立和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播出的年份（见表1），作者根据通过PODES估计了每个地区每一年预计接收到的频道数量，并与不同出生年份的个体匹配，进而计算个体在青少年时期的电视接触变量。

另外，模型还考虑了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省份固定效应和误差项。

 

在模型识别上，作者也考虑了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使用电视时个体选择的内生性。例如，更多的企业家可能会更频繁地使用媒体设备，同时也更有可能迁移；较富裕的家庭可能更有可能拥有一台电视机，而不太可能迁移。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本文使用的是受访者所在地区的电视接收情况，而不是使用个人拥有电视数量或看电视的时间。

 

另一个担忧是，该地区的电视接收不一定是外生的。例如，富裕地区在吸引私人电视广播公司方面可能会更成功，与此同时，外迁率也会更低，这将导致系数低估；更偏远的地区也有可能电视信号较弱，同时由于搬迁成本较高，迁移率也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将产生有偏估计。不过，不同地区河道数目的变化纯粹是对地形意外(即：高山、峡谷或平原)，不会直接影响迁移模式、β的OLS估计可能无偏。

 

在实证分析中，本文结合三种不同的策略（考虑省级固定效应，加入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使用基于印度尼西亚山区地形的工具变量）来解决潜在内生性问题，并估计因果效应。

 

实证结果

 

表7展示了电视对迁移的长期影响，第1-6刘同时考虑了省内和省际迁移，第7-12列只考虑了省际迁移。结果表明，在青少年时期接触到更多的电视，会降低将来移居到该国其他地区的倾向。OLS估计结果表明青少年时期多接触一个电视频道，迁移倾向减少了大约2.1至2.3个百分点。IV估计也展示了同样的结果，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增加一个私营电视频道可减少1.4-1.5个百分点的跨省人口流动，所有人口流动减少3.7-4.0个百分点。

表9展示了电视对迁移的短期影响，估计结果仍然显著为负，与长期结果一致。根据作者的理论框架，信息使个人能够更准确地预测与迁移相关的收益和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信息和迁移之间的关系是模糊的：如果个人高估了迁移的净收益，那么更多的信息应该导致更少的迁移。实证结果揭示了看电视和移民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表明平均而言个体高估了移居国内其他地方的好处(和/或低估了成本)，而更多的电视接触会让个人更好地评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并降低他们的移民动机。

 

文章也对这一猜想进行了进一步的检验，探究了电视对主观经济状况的影响，发现在年轻时更多地接触电视的人，不太可能认为自己处于收入分配的最底层，即使将月消费水平相同或劳动收入水平相同的人进行比较，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这说明电视对主观经济定位的影响似乎反映的是感知上的差异，而不是实际经济状况上的差异。

 

结论

 

本文认为媒体对自己国家的报道越多，并不一定会增加国内移民的动机。更多的信息导致更准确的迁移选择。因此，对迁移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个人在缺乏信息的情况下是否倾向于低估（而不是高估）迁移的潜在收益。作者研究发现，看电视对内部迁移倾向有很强的负面影响。看来，在私人电视广播普及之前，印尼公民在评估搬迁可能带来的收益时过于乐观。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增加获得信息的机会不仅可以帮助公民做出更好的移民选择，而且还可以减少移民压力。这对中国等国家尤其重要，因为政府非常担心国内流动人口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提供更多的资料可能是对地域流动采取限制措施的另一种选择。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television on internal migration in Indonesia. We exploit the differential introduction of private television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the variation in signal reception due to topography to estimate the causal effect of media exposure. Our estimates reveal important long and short run effects. An increase of one standard deviation in the number of private TV channels received in the area of residence as an adolescent reduces future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by 1.7-2.7 percentage points, and all migration （inter and intra-provincial） by 3.9-6.8 percentage points. Short run effects are similar in magnitude. We also show that respondents less exposed to private television are more likely to consider themselves among the poorest groups in society. As we discuss in a stylized model of migration choice under imperfect information, these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Indonesian citizens over-estimating the net gains from internal migration when access to television is limited.